从“文革”开始以来，我所熟悉的许多叔叔、伯伯陆续被打成了“黑帮分子”，除了刘仁、李立三，还有张劲夫、金明、宋汝棼等等，就连我所敬爱的陈老总也被造反派揪斗过，我想我这人真绝，怎么认识这么多“黑帮”！加上我爸爸妈妈也成了“黑帮”，我对“黑帮”就开始有些怀疑了，而且也没有那么大的仇恨了。但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一听说“黑帮”，反对毛主席，真是仇恨得不得了。
有一次我去北京医院看病，挂号要等很长时间，等得不耐烦了，我就溜了出来。我听说东单公园有摆棋摊的，就去看看。有个老头正和一个年轻人下棋，他的棋很臭，不如年轻人，可他的嘴功太厉害，欺负年轻人欺负得不像话，年轻人也回他两句，但嫩得多，根本顶不住老头的巨大的嘴上攻势，棋也眼看不行了。我就给年轻人支了两招，老头就顶不住了，马上就把棋胡噜了，对我说，有本事你来啊！跟我叫号。
我知道老头肯定跟我不能比，可我没法跟他说，又不好暴露身份，最后只能一句话不说，往旁边一坐，准备和他下。老头儿也不客气，把白棋一拿，那意思还要让我几个子。我也不好意思说让他几个子，只好就这么下吧。一会儿我就把他吃飞了，老头儿的脸都变了色，可他还是不愿认输。
还有一次，刘文龙突然来找我，说地坛不得了了，有人敲着棋盘说还有没有会下棋的人，你还不去把他们平了。我说不会吧。他说谭炎午都在那儿遭了毒手了。谭炎午当时绝对是北京业余棋界的老大，比我大两岁，后来成为专业棋手。我在刘文龙的唆使下一起去了地坛。结果人家并不是他那么说的那么狂，是他把人家的话传邪乎了。既然来了，就分别和他们下了让三子的棋，结果我全赢了。其中有个叫朱小明的，后来到黑龙江足球队踢过球，我在黑龙江时他来找过我，说起地坛的事，我才想起来。
我自小就嘴馋，尤其爱吃肉，在我那个年龄又正是能吃、长身体的时候，可家里那苦行僧似的伙食不但见不到肉星儿，而且还吃不饱。有时实在忍受不住，就只得去棋友家“蹭饭”，但“蹭饭”终究没有把握，如果碰上人家不在或已经吃过了，那就只好咽咽唾沫，自认晦气了。
有一天我爸爸和我谈话，问我相信不相信爸爸妈妈都是好人，是革命的，是跟毛主席的。我回答相信，可心里也很矛盾，看人家贴了那么多大字报，我是红卫兵，对毛主席无限信仰，无限热爱，文化大革命又是毛主席亲自指挥的，如果不是因为是自己的父母，我肯定认为他们是“黑帮”。我爸爸接着说，他们之所以成为“黑帮”，跟他们工作中可能得罪了一些人有关，但主要还是刘仁到过我们家。在那些造反派的眼里，你不是黑帮刘仁怎么会到你家里来呢？而刘仁到我们家里来就是因为看我下棋，这一下我成了“罪魁祸首”。我姐姐也抱怨我给家里添了多大的“乱子”，叫我以后绝对不能下棋了。当时说得我心里还很不愉快很生气。最后我爸爸叫我去找一下李立三，把这个情况向他反映一下，争取得到解放。因为当时领导北京新市委的李雪峰是华北局第一书记，而李立三是华北局书记处书记，想通过李立三向李雪锋打个招呼。我一想，这事是我惹起的，只能我去，于是就去找李立三。
雷溥华先生的死是对我的又一个打击。当我得知雷老被打成“牛鬼蛇神”，遭到毒打，后不明不白死去时，几乎惊呆了。这么一位正直、善良、从未伤害过任何人的老人，竟会是什么“牛鬼蛇神”，谁能相信呢？！回想起雷老对我的关心和教诲，心里就像被剜了一刀似的……从此我再也不去参加任何打击“牛鬼蛇神”的“革命行动”了。
我们常去的那几家有楚天任楚老家，他是卫生部顾问，日语非常好。
陈胜武陈老家，他是中医院的老大夫。去的最多的是沈老家，他那时已经九十多岁，还能和我们一起喝酒，看棋，谈笑风生。那段日子我过得很开心。
那时每个公园都有园主之类的人，围棋水平最高，谁都服。我们正下着，那园主来了，对那个老头儿说，你怎么跟他下还敢拿白棋？他让你九个子你也赢不了！那老头儿这才明白遇到了高手，他也挺绝，马上收拾起棋盘转身就走了，话都没说。事后听说这人再也不在东单露面了，其实我当时并不是有意要砸他的盘子，就是看他太欺负年轻人了，有点“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意思。
到了1968年春天，学校开始毕业分配工作，“红五类”可以优先参军或留在北京，一般家庭的学生或多或少也有留城的希望，但像我这样的“可教育好的子女”，唯一的出路就是“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这“通令”就像迎头浇下的一盆冷水，使我的心凉了半截。我无论如何也想不通，陈老总大力提倡、毛主席和周总理也都支持的围棋项目，怎么转眼之间就变成了“封、资、修”的“四旧”呢？
那时各种红卫兵组织非常多，这个“总部”，那个“司令部”的，经常发布一些“通令”，而且印刷的非常好，就像现在的布告，贴得满街都是。这些“通令”极有权威，谁要是不执行，就会遭到红卫兵的严厉“镇压”。那个时候，别说是普通老百姓，就是政法机关、部队都怕红卫兵。外电把红卫兵比成“洪水猛兽”，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很形象的。
有一天我突然发现一张“通令”上赫然写着围棋也是“四旧”，是封建帝王将相、士大夫和资产阶级臭老爷们消遣的工具，必须坚决取缔云云。
父母既成了“黑帮”，按照“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逻辑，我也从“红五类”变成了“狗崽子”，社会地位的急剧变化使我饱尝了世态的炎凉，也使我万念俱灰，心中一片茫然。那时候我最怕回家，家里人那愁云密布的脸和屋里沉闷的空气，压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所以只要有地方去，我就不回家。
记得有一天，我为饥饿所迫，竟跑到我的母校力学胡同小学，想把我在参加1962年全国儿童比赛获得的奖杯要回来，卖钱买东西吃，结果被人家当成了“小疯子”而毫不客气地赶将出来。当初这个奖杯还是陈老总嘱咐我送给母校，以表示对培养教育我的老师们的感谢。如果不是逼急了，我也不会想出这条“下策”。
刘仁到我家来都是来看我下棋，从来没有单独和我爸爸妈妈待在一起过，如果有什么黑指示，我也应该听到。于是我就反复回忆他所说过的话，是不是里面有什么，比如“吃饭了吗”是不是联络暗号，就像《红灯记》里李玉和问卖木梳的“有桃木的吗”一样。那时幼稚得不得了，弄张报纸，也要横过来倒过去地看，总想发现点问题，比如反动标语之类的。即使这样，我也没发现刘仁有什么黑话。
那时我和我两个姐姐的关系不好，我觉得她们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大小姐作风，原因就是每天都化妆。记得大串联时我们一起到了广州，住在广州军区一位副政委家里，有一天早晨，我突然对她们大声呵斥道：不许你们化妆！她们一下子都愣住了。其实那时她们也谈不上化妆，根本就没有什么化妆品，也就是对着镜子梳梳头，抹点擦脸油儿，打扮打扮，这本是女孩子的天性，而我却认为是资产阶级思想作怪，可见我当时是多么“左”，也是多么无知。
随着运动的逐步升级，我渐渐对这场“革命”产生疑问。
棋社被封后，没处下棋了，有好事者就撮合我和吴玉林到几位爱好者的家里下“十番棋”。当时还没有出场费一说，但所去的那家要准备一桌丰盛的饭菜。我一听正中下怀，欣然同意。
我们实际上没有下满“十番棋”，下到五六盘，我大赢，只输过一盘，没法再下了。后来高旭光又找我下，他比我小三岁，但极狂，他对我说，中国除了你还懂下棋，就没什么会下的了。那时国家队还没解散呢，他说他去国家队碰谁赢谁。我想他是当着我这么说，我不在，他肯定说我也在不会下棋的那类人中。我跟他下是特别卖劲儿，因他叫号叫得厉害。我很快就把他打翻，没让他赢一盘。
在对前途彻底绝望了的情况下，为了寻求刺激，填补精神上的空虚，我曾干过许多无聊的事，比如跟随“哥们儿”去打群架；为了赢顿饭甚至几根冰棍儿去和别人下棋赌博等等。
就在这时，一个女孩儿闯进了我的生活……
我刚拐进李立三家的胡同口，就看见墙上刷满了大字报，比我们家可厉害多了，说他历史上就曾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立三路线”的代表，这可更不得了。我正在犹豫，就听见他家院里传来造反派的喊声，很不正常，像是在开批斗会。我没敢进去，我想不能再找黑帮了，否则会犯更大的错误。回家后我告诉爸爸说没见到，具体的都没敢讲。
紧接着我们家被抄，我爸爸被剃成“阴阳头”，胸前挂着“黑帮分子聂春荣”的大木牌，被造反派押到阳台上，弯腰站着。我看见爸爸脸上的肌肉痛苦地抽搐着，黄豆大的汗珠一滴滴落在脚前的水泥地上……这痛苦的一幕我永远也忘不了。
当时在北京业余棋界，可以说被我杀通了，一般的业余棋手都不敢跟我下，我主动找他们都不下。有时我也去棋院，那些高手我也认识，但他们是专业棋手，我是业余爱好者，他们根本不屑于跟我下，我也只能旁观一下他们的对局。说实话，那时我的水平和他们还有一大块差距。
由于我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学校既没动员我“上山下乡”，也不给我在北京分配工作，对此，我倒是毫不在乎，反正已经“泡”了两年了，再多“泡”几年也没关系。
可惜好景不长，“革命的铁扫帚”到底还是伸进了这个幽雅的小院，棋社被查封了。失去棋社这块“宝地”后，我在很长时间里就像丢了魂似的，整天毫无目的地东游西逛。
万幸的是，不知是因为“革命任务”太忙，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有一段时间造反派们居然没有光顾北京棋社，结果那里成了我的绝妙的“避风港”。棋社的人几乎个个是下棋出身，“臭气”相投，对什么“下棋是四旧”
终于，我最感恐怖的事发生了，我的父母也被打成“黑帮”。那天我回家看见家门口刷满了大字报，让我爸爸妈妈交代和刘仁的“黑关系”，交代他到我们家都讲了哪些“黑话”，做了哪些“黑指示”，布置了哪些“黑任务”。可悲的是我也认为刘仁是个大黑帮，因为当时报纸上都这么讲，北京市委背着毛主席把北京搞成了“独立王国”，还揭露出大量“事实”，不由得你不信。只有一点我还可以庆幸，那就是怎么也回忆不出他说过什么“黑话”，既然没有，也就不能乱编。
等等的说法，只作耳边风，因此，尽管社会上闹得天翻地覆，棋社里照样可以安然下棋。于是我就成了棋社每日必到的常客。只有坐在棋桌旁，在噼啪作响的棋子声中，我才能暂时忘掉心中的凄苦，感到活着还有一些乐趣。
吴玉林比我大五六岁，1964年就到了专业队，当时和我的水平差不多。
随着运动的逐步升级，我渐渐对这场“革命”产生疑问。
按当时的阶级划分，我是“干部子弟”，属于“红五类”之列，所以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参加了红卫兵，什么“破四旧”、“抄家”、“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辩论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等等我都参加过，当时抄出很多值钱的东西，谁也没有往口袋里装过一样，真是“一颗红心闹革命”。
在这之后，我在劳动人民文化宫见到李立三，他正在散步，我发现他后正想躲，他却看见了我，老远地就叫我小聂。我当时心里很害怕，和他说了两句马上就走了。没想到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李立三，现在想起来感到非常内疚。
最为奇怪的是，学校说我是“联动”，还说我是个小头目什么的，让我交代，并把大字报刷到我们家门口。那时我爸爸妈妈的大字报经过风吹雨打，已经脱落了，这一下全换上我的了。我根本就不知道“联动”是什么东西，到现在都不知道，我怎么交代？愤怒之极，我干脆连学校也不去了，成了彻底的“逍遥派”，整天在社会上“晃荡”。别人逍遥学会了围棋，我逍遥则学会了打桥牌，并成为我终生最大的业余爱好。
后来我爸爸妈妈分别被各自单位的造反派关押了起来，美其名曰“审查”。家里断绝了经济来源，生活顿感拮据。父母单位发的一点生活费，除去要交的房租水电费，每月只剩下三十多元钱，这点可怜的钱却要养活爷爷、姥姥和我们五个孩子，其艰难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万般无奈，只好卖东西。俗话说，坐吃山空，家里值点钱的东西很快就卖光了，我也开始尝到挨饿的滋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