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雾是好兆头，说明擂台赛前景不明。”最后郝克强自我宽慰地说。
他来主要是看看形势，一看刘小光形势不好，他便去做上场的准备了。
我用了前不久我在“新体育杯”赛中用的白布局。那时我主要的精力，就已用在考虑如何应付山城宏的攻擂上了。我觉得，在见武宫正树之前的三盘棋里，最难下的就是山城宏这盘。
这盘棋一开始我发挥得还可以，一直处于优势地位。但中盘走出一步缓手，被片冈聪抓住，盘面立即复杂起来。据说在观战室里，几乎没怎么看棋的藤泽秀行，这时也坐到棋盘前来了。而一直坐在棋盘前的孔祥明，却难受地坐到了一边。
当时我们的处境应该说是前景暗淡，说是前景不明，自然是一种宽慰。
席间我们几乎没有交谈，赛前，实在想不出什么可以聊的话题。
但我并没有因此满足，继续考虑着我的布局。第八届“新体育杯”我只取得本赛第六名，还是加赛快棋取得的。但我觉得是很有收获的一次比赛。
我又成了光杆司令，而人家还有五个，形势比第一届更惨。
调子最高的还是日本队主将大竹英雄。他在开幕式上，像坂田在第一届致辞时一样语出惊人。他说，第二届的主将实际上是山城宏，武宫正树是参谋，而他自己则只是一个拿鞭子的而已！
这天早晨，我因为看错表，把四点五十分看成了五点五十分，便赶紧起床，洗漱完毕才发现看错表了。临时住在我那里的梁鹤年也被吵醒了。
我和山城宏的比赛地点安排在箱根，这天我们本来不在东京过夜的，但由于飞机到得太晚，便只好第二天前往箱根。
片冈聪照理说应该不紧张吧，他后面还有四个人呢！可他一到北京，就要了副棋盘棋子，说要摆棋。第二天，他又亲自到赛场看了看。这些都是其他棋手很少有的表现，说明他也紧张。
可惜，我这人不善领略自然风景，虽然踏着皑皑白雪，远眺富士山朝晖，却引不起我的遐想。我只觉得吸着那无比清新的空气，听不见一点儿人间的喧嚣，身心十分舒畅而已！
日本方面的舆论，调子要高一些。他们认为，这次日本方面从一开始就带着争胜负的心情上场，所以志在必得。否则不好交代。
片冈聪在日本有“新一代计算机”之称，曾两次获“天元”战冠军。“天元”战是日本第四大赛，也是超一流棋手力争夺冠的大赛。他能连霸两届，自不是等闲之辈。而且过去我从来没有战胜过片冈聪。但那是好几年以前的事了。这几年，不管是我们访日，还是日本团来访，他都排不到与我对阵的名单中来了。我赢他，应该说是有信心的。可是赛前我尤其紧张，因为我要是输了，山城宏还没有出场中国队就全军覆没了。
和酒井猛的比赛安排在东京。主人为了让我们看看沿海风光，把我们拉到山原，从那里乘火车回东京。途中经过热海，又是那个熟悉的海湾，熟悉的小山，使我想起两年前在这里战胜小林光一的情景，心情不禁为之一振：好兆头，一条胜利的路线！
没事干，我们两个便坐下摆棋。再加上又熬了一上午，这时我直想躺下睡上一觉。幸好海关的几位围棋爱好者把我领进他们的小会议室，还给我找来了被子和两件大衣，使我暖暖和和地睡了一大觉。
当我最后赢下来时，虽说是冬天，我也汗流浃背了。我觉得要再下下去，我真会支持不住了。当我复完盘，走到设在隔壁的休息室时，我一下子躺在榻榻米上，动弹不得了。
日本棋界还一直称赞他的“渗透流”如何厉害。这一局我又执白，没有先行之利，自己设想的方案实施起来便不容易。所以我便将“新体育杯”赛作为一个练兵的机会。
飞机降落到成田机场时，已是晚上七点半。刚出关，就见到站在栏杆外的小孔。此时她正在日本研修日语。和她一起来机场迎接的，还有日本棋院的佐藤馨常委理事和三原义雄部长。他们在机场已经等了八个小时，真是为难他们了。
酒井猛九段自从当选日本棋院常务理事后，事务缠身，很少下棋，难免手生。但不要忘记，在1985年和1986年的中日围棋对抗赛中，他十战九胜，对马晓春也以二比一取胜。这次日本把他排在武宫正树之前，绝不是作为装饰，而是把他作为中国棋手的克星。
入夜，像以往其他激烈比赛过后一样，我兴奋得无法入睡。程晓流他们只好陪我玩扑克“拱猪”，帮我放松。一直到午夜十二点以后，躺下仍然难以入睡。第二天不到七点，就又醒了。小孔和朝日新闻社的记者便陪我出去散步。
赛场西边是一排落地长窗，坐在比赛桌前，抬头便可以看见富士山那白色的雪峰。
下午三点，飞机终于起飞了。不一会儿，金灿灿的阳光便射进了机舱，云雾已被压在下面了，四周一片晴朗。我因为美美地睡了一觉，身心都感到舒畅。
我国古代文人墨客的理想境界是，松下溪边，一亭一石，悠然对弈。
赛后复盘，山城宏极其认真。复完盘，他也承认这盘棋自己是完败。
东京到箱根一带刚下过一场大雪，空气非常湿润，也不怎么冷。
对邵震中时我又执白，我仍然试用我设想的白布局。这一局我赢了。
第二届擂台赛开始前的那个会，比第一届神气多了。会址在体育报刊社办公楼的二楼会议室，除了我们领队、教练、队员外，中国围棋协会的顾问金明、唐克和廖井丹等老同志也来了。
小林觉在胜了邵震中和曹大元后曾说，他只怕我和马晓春。现在马晓春面对着他反而有些紧张了。
从总的方面看，这一届擂台赛比上一届好打，也不好打。说好打，是因为大家的信心足了，对日本棋手的恐惧感没有了；说不好打，是日本人今年会更谨慎。日本人的总体实力还是比我们强一些呀！
飞机误点是不用说了，但等到十点过了，那雾仍然不散。郝克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不停地跑进跑出，看天空，看起飞报时牌，可仍然得不到任何起飞的信息。
这盘棋一直下到晚上六点五十分，片冈聪才抓起几颗棋子放在棋盘上，表示认输了。在这一瞬间，片冈聪的表情是很沉重的。而我则觉得心里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
实战也说明，这盘棋下得还是相当费劲的。特别是下午三点多钟，酒井猛见形势不利，便放出“胜负手”。我投下黑九十九后，随即出去吸了三分钟氧。等我回来一看，发现刚才计算有误，九十九应该下在一百零一位贴才对。酒井猛立刻抓住机会，从一百到一百零八妙手连发，使黑棋的优势几乎丧失。
箱根有温泉，周围全是森林，风景优美，空气清新，是日本着名的旅游胜地。难怪日本每年的“本因坊”决战都在这里举行。
在酒会开始之前，大竹先生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我要和他交手还得五年。后来他又申明，这是玩笑。
所以在那个会上，当大家发言信心十足的时候，我便泼了点儿冷水，唱了低调。然而这时不是曲高和寡，而是曲低和寡。不过廖井丹同志的一番话给我以支持。他说，我们还是要承认日本的实力比我们强，因此第二届要做好输的准备。即使实力相当的对手，也不能都是你赢啊！
下午五点，山城宏投子认负。
第二届擂台赛与第一届稍有不同，多了个少年棋手，先锋也换成了女将。
芮乃伟敌不过今村原在意料之中。今村负于钱宇平也属正常。然而谁也不曾想到，小林觉从钱宇平、邵震中、曹大元、江铸久、刘小光，一直打到马晓春，一下子“扫荡”了我们五个。
此时，他因失败引起的痛苦就已经消失，脸上露出了笑容。
更大的麻烦还在后面，我一回到北京，胡耀邦、万里分别把我叫去训了一顿。胡耀邦对我说：“年轻人讲话不要太满，我知道你很有信心，但你太满了是不行的。”意思批评我骄傲，口出狂言。我很冤枉，又没法辩解，没法说得清楚，我就只好听着。最后我只说了一句，我讲的话记者理解错了。万里说得更绝了：“小聂，你以为你是什么呀？你现在不是九十二比九十二！”当时正在举办亚运会，我们和韩国的金牌比数是九十二比九十二，正在拼最后一枚田径的金牌，尚不敢说有百分之五十的把握，我和日本是一比五，还没摆平，怎么敢狂言有百分之五十取胜的把握呢？万里批评之严厉，使我耳根发热。另外这事传出去影响也很不好，已经不是赢不赢的问题，即使赢了，人家也会觉得你很狂。何况在后面的五人中有大竹英雄、武宫正树，当时正是武宫的全盛时期，我想赢其中的哪一个都很困难，我确实觉得赢不了。本来我想就算了，可实在顶不住，必须得澄清一下，于是我通过邓朴方找到中宣部副部长王大明，说明了情况，后来在报纸上做了更正。
这晚，我一个人几乎吃了两份菜，我还没有吃完，山城宏便退席了。
就是在这次酒会上，藤泽秀行先生把我和武宫正树的比赛，称之为“世纪性对局”。他认为这盘棋将会在全世界产生影响。
果不出我所料，芮乃伟胜了楠光子和森田以后，在上海输给了今村俊也七段。论棋力，他们两人有得一拼。但临场今村慎重得多，而芮乃伟则显得急于求胜，行棋步调颇快。
我当时颇为高兴。输，暴露出了这一布局的缺陷，有利于我进一步去完善。报纸报道，有利于麻痹对手。我想我在国内任何一个比赛的动态，都会是他们需要收集的情报。
第一次试验不行，输给了芮乃伟。为此，报纸上曾大做文章，说“新体育杯”爆出了大冷门，聂卫平输给了一位女棋手。
闭幕式又变成了联欢酒会。因为我每次比赛，都面临着闭幕，所以双方都要做两种准备。郝克强已经有了经验，每次东渡，他都带两份讲稿，一份是准备赢了以后讲的，一份则是在闭幕式上讲的。而日方一切均按闭幕式的规格准备，只是在请柬上注明：“如果山城九段或酒井九段取胜，则为闭幕式；如果聂卫平九段连胜，则作为恳亲酒会。”
芮乃伟这两年棋艺有较大提高，对日本的战绩也一直不错，于是有人认为她也许会成为江铸久式的人物。
另外，由于上一届的胜利，新闻界、棋迷们对我们的估计都有些过高，舆论太热。就像说芮乃伟会成为江铸久式人物的这种舆论，很可能给芮乃伟造成压力。上海强烈要求，芮乃伟如果胜了楠光子和森田，第三场和今村的比赛放在上海。我觉得，如果放在上海，芮乃伟很可能打不好，因为压力、干扰都会相当大。
原来我想，马晓春遏制住了小林觉的势头，也许能连胜几局，因为片冈聪、山城宏的棋力都不比他强，酒井猛1985年访华六胜一负，成绩卓着，那一负就是输给马晓春的。我真希望他能成为中国的小林光一呀！
晚餐桌上见到了山城宏，他的胃口远不及我好。这几年常到日本，我对日本佳肴生鱼片特别有兴趣。这次日本朋友对我们接待很热情。昨天在东京就请我们吃生鱼片，今天又是生鱼片。这是很难得的，生鱼片在日本是很贵的，平常他们也不经常吃。
北京的冬天常有雾，但像1987年1月6日那么大的雾，我这个从小在北京长大的人，也很少见过。
马晓春表面看来对胜负不大在乎。但无论是谁，一坐到棋盘前总是想赢的，尤其是擂台赛这样的比赛，谁甘愿一登台就下来？！第一届刘小光对小林光一那盘，马晓春在观战室里，从头一直看到尾。这一届和上届一样，也是刘小光输了他就将上场。但他几乎没来观战室，上午快结束时来转了一圈，下午来转了一圈就走了。
表现在棋盘上，可能是轻松的，其实在对弈过程中，我一点儿也不敢轻松啊！后来听说，山城宏在眼看回天乏术时，曾狠拍自己的脑袋和面颊，那“啪啪”声，在静静的赛场里相当响，而我居然没有听见，可见我心力之集中了。即使在优势情况下，我也未曾松懈。
当时，许多同事、朋友、老前辈看到这条消息都感到非常吃惊，纷纷打电话问我。我只好一一解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是那位记者错误地理解了我的原话。
如果不是擂台赛这样激烈的比赛，在这间会议所里闲敲棋子，那的确是人间乐事了。而我此时却没有那种闲情逸致。
片冈聪不愧为一名优秀棋手，很快就恢复了常态，而且复盘探讨得非常认真。
可是这天他下出的棋，却显得缺乏信心。
我在第二届擂台赛中下的五盘棋，只有这盘和最后一盘用完了规定的自由支配时间，进入了读秒，可见这盘棋我落子谨慎的程度了。
我们住进一家日本式的旅馆仙乡楼，可以洗温泉澡。一进这家旅馆，我就感觉特别良好，觉得第二天的棋会赢。
当我走出北京体育馆时，尽管心情很兴奋，但两条腿却是沉甸甸的。
和我同行的郝克强说，他也没见过这么大的雾，就像钻进了厚厚的云层，几米之外就什么也看不见了。汽车也成了铁乌龟，只能在高速公路上慢慢爬行。
他的棋力就比我们这五个人都强？不见得。第一届他就输给了江铸久，而且过去也输过。但擂台赛的这个比赛形式比较特殊，似乎容易造成连胜。因为赢一盘就够本了，第二场信心就增强不少，心理上就占有一定的优势。越赢越放松，越敢放开和你拼。
气氛和第一届开始时一样兴奋和欢快。
1986年8月29日，当马晓春坐到小林觉对面时，他那兢兢业业的劲，是许许多多熟悉他的人从来没有见过的。马晓春开局不错，上午一直保持优势。但他过分谨慎了，下午下出了两步缓手，差一点输了。把我们在观战室的几个人急得呀，心直往下沉。
第一届擂台赛胜利以后，大家对战胜日本棋手，信心提高了许多，都憋着劲儿要在第二届擂台赛上一展身手呢！
第二天上午，我国驻日本大使章曙在使馆接见了我们围棋代表团，还送了我两瓶茅台酒，以示祝贺。
为争女先锋这一角色，孔祥明、杨晖、芮乃伟展开了角逐。第一轮循环赛不分上下，第二轮上下不分，国内比赛这样激烈的真是少见，最后只得加赛快棋以决高低。芮乃伟技高一筹入选。
不过，对第二届擂台赛的形势，我并不那么乐观，芮乃伟的实力当然强过日方女先锋楠光子七段，日方少年棋手森田道博三段也不是她的对手，但今村这一关对她来说并不那么轻松。
回到东京下榻的大宫殿旅馆，已是下午三点。大使馆给我传来了国家体委和民盟中央的贺电，并告诉我，我已被选为民盟中央委员。这无疑对我是个巨大鼓励。
和山城宏交手时，我的布局相当成功。在一旁观看的郝克强评论说：“没想到这么轻松就把优势夺过来了。”
观战室里，藤泽秀行又离开棋盘，拉着刘小光摆棋去了。孔祥明又回到棋盘前。
战幕拉开。
在向片冈聪攻擂之前，我带着小孔和儿子回了一趟河北老家深县。途经石家庄时，新华社河北分社的一位记者前来采访，问我对擂台赛怎么看？说实话，我当时真实的想法是肯定输了，但我不愿从我的嘴里说出来，更不能说我很有信心。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我颇费了些心思，我想日方虽然还有五人，但你们哪个人敢说一定能赢我？既然不敢说，那就说明胜率各半。于是我对记者说，我对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有百分之五十赢的把握。实际上对五个人算下来，我的胜率只有三十二分之一，也就是百分之三多一点。这是很容易计算的。结果那位老兄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在石家庄遇到我，说我对这届擂台赛非常乐观，充满信心，认为有百分之五十取胜的把握。这不是胡扯吗？全然不对。
最后，马晓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一点一点把局面稳住了。苦苦战斗了七小时，最后只以四分之三子的优势获胜。要是在正常的情况下，马晓春也许会轻松地战胜小林觉的，但在擂台赛打成这样的形势下，绝对轻松不起来。
过了元旦，我启程赴日本继续攻擂。
赛场并不设在下榻的宾馆，而是设在御殿场的“经团联”会议所。“经团联”是日本财团联合会的简称。所以那个头头们开会才去的会议所，十分豪华。室内还摆放着许多书籍，是些什么书我看不懂，也没心思去看，听程晓流他们说有世界名画大全，印刷非常精美。
山城宏是日本新升的九段，成绩一直在上升，这样的棋手有股锐气。
山城宏这天开局相当拘谨，也许是大竹英雄在开幕式讲话时，把他封为主将，希望他结束第二届擂台赛，给他加的压力太大了。其实，这一段时间，他在日本成绩不错，在和我比赛之前，连克大竹英雄和小林光一。
直到中午十二点了，雾仍未散尽。据机场的人讲，大概要等到下午四点飞机才能起飞。
谁知道马晓春对片冈聪那盘，一着不慎，被扫下了擂台，真叫人遗憾。
我喜欢喝酒是众所周知的，赛前有人劝我戒酒。为了表示争胜的决心，激发自己的斗志，我当着新闻媒介宣布赛前戒酒。可没过多久，邓小平和胡耀邦约我去打桥牌，因差两人，我拉上了李富荣和华以刚。打完牌在一起吃饭。邓小平有个习惯，每顿饭都要喝点酒，他听说我也爱喝，就叫我和他一块喝。胡耀邦也叫我去敬老爷子一杯。这一下我傻了，不喝吧，这是邓老爷子叫我喝的，不能不喝。喝吧，我已经下了戒酒的誓言，不能因为你邓老爷子叫我喝我就可以随便破坏，我当时脑子高速运转，最后我还是跟老爷子直说了，我说我要比赛，正在戒酒中，我可以叫华以刚代我敬您一杯。老爷子接受了，一点不高兴的表示也没有。于是华以刚代我敬了老爷子一杯，并祝老爷子身体健康。后来听老爷子身边的人说，从来没有老爷子叫喝酒不喝的。为了比赛，当时心里没有什么过意不去的，可老爷子去世之后，总觉得这件事挺对不起老爷子的。在老爷子追悼会的前一天晚上，我举杯为老爷子送行。那天我喝得出奇多，后来喝醉了。
幸亏在这种时候我一般不会慌乱，沉得住气，最后终于化险为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