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钟大夫的号，来跟钟大夫聊一会儿天，都能治病。有的病人就是这样认为的：“那叫‘话疗’。”
诊室里，他的学生、助手、实习医生，整齐地站立恭候着。
老张60来岁，是老慢支病人，家住广州郊区，今天是按医嘱来复查的。他的脸笑成了一朵花：“钟大夫，太感谢您了，我好多了！”他伸出两只手，紧紧拉着钟南山的手，就像老朋友一样。
助手回来了，这位甘肃女病人的检查结果全部拿回来了。钟南山又仔细查看了刚拍出的X光片。病人必须立即住院。助手说：病房那边已经回话，会尽快安排。
出诊，每周一次，是钟南山必做的。
在非典时期，钟南山所经历的媒体追访，如同“攻势林立”的战场。在围追堵截的记者面前，他好似人人都想得到的唐僧肉，又似万金油，大家有什么问题都会问到他。来自不同领域记者的提问，那些摄像机、话筒、录音笔，追逐着他的行踪。在那一时期，很多媒体只要抓到了钟南山，就能提高收视率或者阅读量，至于采访的内容够不够丰富，似乎不是最重要的。
电视台的采访设备，安置在了一个临时腾出的工作间。
这家附属医院，在全国称得上袖珍的三甲医院，占地面积不到1万平方米，而且本不是诊治传染病的专科医院。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在这栋楼的5、6、7、8四层，其中包括实验室、病房和办公室，一共3000平方米左右。
在这面修整、粉刷过的墙壁上，在这幅横匾的后面，曾经历过非典期间的一段不堪——
老张明白了一个道理：就算自己能力有限，但只要一天做好一件事，而且做成了，解决问题了，让别人开心了，自己就快乐了。老张临走，笑哈哈的：“哎？我怎么气不憋了？”
靓丽的女主持人，话题直入非典。
一段时间了，非典期间那沉沉的往事，又因这样的缘故，被一次次提及，又开始缠绕他平静的心。他让秘书转告，采访安排在晚上。
靠近房门口的墙上有一块横幅，上书“勇敢战士钟南山”，这是广州市护士学校的学生们敬献给他这位师长的。
钟南山听了这话，手一摆，笑着边说边摇头：“哪有那么邪乎？”
疫情过去之后，楼上的下水道疏通好了，这面墙也修好了，挂上了这块匾。
他走出办公室。走廊是一米多宽的过道，20世纪90年代的建筑，南北两边各房间的门口，间或整齐堆放着一些不能丢弃的杂物，因此更显局促。每一个房间内，设备、资料使空间非常狭小。非典期间，这座办公楼的6、7、8三层楼，全部为隔离病房。北面一间是钟南山的“专家会诊室”，墙上挂着一块素匾：“悬壶济世，福荫众生”，这是广东书法家卢有光亲笔手书赠送给钟南山的。
来看病的，不仅有老年人、中年人，还有孩子。一对小姐弟，姐姐10岁，弟弟6岁，手上起了红色的斑点。他们是广东揭阳的村民，听父亲说是让大名鼎鼎的钟爷爷给看病，进了门就喊：“钟爷爷！”小男孩对钟南山一点儿也不怯生，竟然摆弄起他桌子上的东西。小男孩的父亲马上责怪他。钟南山哈哈一笑，就把小男孩揽在了怀里。
“大夫，你看，俺还能活不？”妇女的声音低低的，好像是在问别人的事，表情没有痛苦更没有哀伤。只有当她的眼睛在钟南山脸上停留那一刻，看见他满脸的笑容，她的眼神里才出现了一丝光亮。
“您来了？来，您坐下。”
当时，电视上、报纸上、网络上可以见到各种各样、无所不包的“钟南山说”，但是，只有媒体的行内人知道，很多所谓的“钟南山说”，都是记者自己设好题目，追着钟南山，让他回答的。钟南山从来没有时间去查对那么多媒体都说了什么，那是铺天盖地的报道。
墙上的挂钟嘀嗒，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从这位病人进门，到钟南山为她问诊、听诊、做身体的触诊，还有分析她随身带来的X光片，整整用了55分钟的时间。
电视台的女孩子，将化妆用的粉底停在手上——面前的钟南山，可以不必化妆就非常上镜：这是一张有着雕塑感的面孔，轮廓硬朗。显示年龄的那些痕迹，好像停在了一个最得当、最骄傲的数字上，然后就迟迟地再未延伸。所以比起实际年龄，他年轻很多。
每到出诊之时，钟南山身上的手机和他的座机电话不再接通，尽管有很多事需要他处理。但是，他一定是在这里，在这间诊室里给病人专心地看病。除非有极其特殊的情况不能出诊，那时，助手会替他提前发出通知。
先用手掌捂热听诊器“呦，老张啊，您来了！好点儿了吗？”钟南山笑呵呵地招呼这位熟人。
那已是远去的沉雷，又从记忆的天边，隐隐滚动而来……
在拍X光片时，发现钟南山的腰椎向右侧倾斜了。体检之后，医生把片子拿给他看。大家说，这是由他常年向前探身扶一下病人这个动作造成的。
病人身上的气味有些刺鼻，尽管诊室内有明显的来苏水味道。钟南山却浑然不觉，仔细地给她听诊，全神贯注，像在谛听一个深深的山谷。病人得的是严重的肺病，千里迢迢，慕名而来。
第一位病人很快进来了，是一位50多岁的瘦弱妇女。她来自甘肃的农村，面如灰土，由家人慢慢搀扶着。
秘书送进来一份材料：“所长，又有采访，他们要求好几次了。”是广东电视台来拍摄改革开放30年风云人物的专题片。
看着一个个病人因为自己的医治，病情好转起来，能够转危为安，那是他感到最幸福的事。
非典期间，这两条板凳从没空闲过，愁苦万状的病人家属，焦灼却静静地等在这里，他们的心情是等待天使的救赎。对于普通的病人和家属来说，这简单的长凳，承载着一个家族的祈祷。
钟南山给老张仔细地听诊，做身体的触诊，然后又聊了15分钟。他一共给老张看了半个多小时，这是当天看病时间最短的一个病人。
那时的他，经过一段被记者们“长枪短枪”密密封锁的50米路段，要走上半个小时，都是不足为奇。
在全国，究竟有多少病人，希望挂上钟南山的专家号？只怕数也数不清。有多少人为了看病，在寻找他、询问他，那恐怕也是数不清。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每天繁重的工作之一，就是及时拆读那些雪片一样来自全国各地的求医信件。
为病人诊病钟南山的两只手掌在捂热听诊器。“来，我给您听一听。”这时，他伸出右手扶了一下面前的这位病人，病人紧张的神经马上松弛下来。她撩起自己的衣襟，让钟南山给她听诊。
他步履稳健，常人需小跑才能跟上，除非他有意放慢速度。他朝诊室走去。乘电梯要比他的步行慢得多，他手下的工作人员也像他一样不乘电梯。年轻时，他上楼下楼，三步并做两步，如今还是一样。
“赶快呀！这个塑料袋接满了，换一个。”
到诊室之前，呼研所的工作人员这样说：“你去看看就清楚了，他的工作环境，上级领导看了都摇头。”并且说：“原来还不如现在。那座旧楼拆了，才搬到这个好一点儿的地方。”
门诊室大厅里摆满了椅子，坐满了等候看病的人。在过道和人群的夹缝中，钟南山疾走如风。人群里发出惊讶、敬佩的轻轻声音：“钟南山”、“钟南山”，有粤语也有其他方言。
这是一个三四十平方米大的房间，两边是问诊的格子间。诊室里贴着窗边，一字排开两张检查身体的医用床；它们对面的墙上，是看X光片的灯箱。这样的诊室与医院普通医生的诊室没有两样，除了放在桌子上的那个小牌子，上面有三个字：钟南山，显示是他这位大专家在出诊。桌子是普通的电脑桌，还有简易的椅子，这些都是不能再陈旧的物品。
钟南山一个半天看10个左右病人，但是这10个病人，他常常是从下午2点半看到晚上6点以后。有时多加了两个号，他就要提前到下午2点上班，晚上也会更晚一些下班。
他搀扶着病人走到检查床前，伸手拉上了白布帘。他用一只手臂托着她后颈和肩的部位，扶着她慢慢躺下。等检查完之后，他又把她慢慢扶起。
老张上次来，愁眉苦脸，心事重重，他对钟南山说：“我透不过气来呀。”他整天担心儿女，担心老伴儿的病情，越想心越窄：“自己的身体要是再有什么不好，这个家可怎么办呀？”钟南山一边向老张询问病情，一边和他聊家常，等给老张检查完，又对他推心置腹：“老张，我比你大十多岁呀。我非常累，但是我很开心，因为我把每天要做的事情都计划得很好。”
“得赶快修啊，领导、媒体，随时都会来，影响多坏呀！”秘书着急地说。修墙的师傅来了。他说，这墙一直湿着，还流着水，怎么修啊？楼上的下水道平时不堵，偏偏在这个时候……一时抽不出懂行的人去疏通。
钟南山给她查看舌苔和嗓子，他张开嘴做示范：“啊——”病人也学着他的样子慢慢把嘴张大。
对每一个病人，他都是如此。
2003年抗击非典期间的钟南山每个星期，总有人会在这时找不到他，因为这时他不接电话。他的精力在这时全部用在为病人看病上。
“您不要急啊，把心先放下。”
窗台的一行蓝色资料夹上，擎着几张他喜欢的照片：一张是走出游泳池的他；一张是与胡锦涛的合影；一张是非典期间的他，面容清癯、铁骨铮铮；还有一张是最近的，天蓝色背景前，他穿着洁白的大褂，笑容，一片阳光。
第二位病人进来了。
这座办公楼的北窗外，是即将竣工的现代化新的住院大楼。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和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几十年寒酸的落后环境，即将成为历史。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初创时只有钟南山和侯恕、余真三个人，隶属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它原本是一个呼吸科。
不时见到从各办公室轻悄而匆匆出入的工作人员，与钟南山相遇，他们会彼此轻声地示意。靠近过道的尽头，有两条长长的木质板凳，它们大概是20世纪70年代的产物。前来办事的人，如果一时见不到工作人员，即使再劳累疲倦，只要在板凳上稍坐一会儿，就会休息过来。
钟南山对助手说：“辛苦你再落实一下，因为对这样的答复，我实在不能放心。”
病人一进门，就看见站在面前笑脸相迎的钟南山，心里那种“来看病”的沉重感好像减了一半，更何况是面对这位满脸和气的大专家，所以心里特别踏实。
“污水又漏下来了！快！”楼上是非典病房。连日来，那里有粪便污水，顺着这道本来不严重的破损墙缝往下流，墙面阴湿水浸。
2008年，12月的广州，气候格外宜人。阳光透过窗户，洒进这个简陋的办公室——极小，仅20平方米，除了两张桌子和一排沙发，到处是有序可查、参差错落的资料和书籍。从桌面的资料望过去，钟南山的背影坚实有力。他的一只手向脑后敏捷地梳理了一下头发，这是他阅读材料时的习惯动作。他的手，手型并不宽大，但是因为常年运动，所以青筋隆起；他的头发略显花白，发质柔软、黑亮，稍带天然卷曲，后脑的头发悄悄地有些稀疏了。非典期间，这满头秀发曾经一下子花白，后来竟又慢慢变黑了许多。
病人很少看见钟南山是坐在椅子上等人来看病的。
对钟南山来说，事再多再忙，如果不能为病人出诊，就失去了忙的对象。那些繁忙的事，也就失去了意义。
助手开始帮助女病人去化验、拍片。钟南山告诉助手，为这位病人办理住院的手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