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2005年的时候，一大早就在门诊大楼的外头坐了400多人，诊室里也坐了几百人。后来一看，光是排队的就将近800人。钟南山非常感动，因为这时动力常常不是来自他自己，而是来自病人。当医生设身处地地为病人着想，这种责任感，就不单纯是治病的问题。病人的盼望给了钟南山很大的动力，同时，也给了他追求学术的动力。面对特殊的病情，他会想，这个病真的很奇怪，太值得探究了，很希望把它搞清楚。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就会觉得很开心，因为又增长了知识。所以，这两个方面带给钟南山无穷无尽的动力。
每年，他参加两次义诊。一次在5月份，还有一次在10月份。
疾病的未知数太多，仿如黑箱；而人是生物体，它是经过了几亿年的进化才到这个结果的，太复杂。所以，永远都有挑战性，探索是无穷尽的。
还有一个实在是晚期了，抢救没有成功，还是死了……
义诊“现在这个新楼，地方就大了，以后的条件会好很多。”他说，“在非典期间，中共广东省委张德江书记也给我们医院做了定位。当时他接见我时，我就说，张书记，能和你谈一点事吗？我没有别的要求，就希望把医院搞大一点。结果，他非常支持我的工作。”
他的普通话很标准，包括语感的准确传达。此时，他的声音像低音的大提琴，幽幽述说他的胸中块垒：
“你要打开心结”义诊很累，但钟南山为能够多看几个病人感到慰藉。
钟南山说，他有一个指导思想，就是作为大医院来说，什么时候那里的病人越来越少了，医改就成功了。
另外一个动力是学术上的。当解决了一个疾病的未知数，钟南山就觉得很开心。说起这个问题，他总是强调：“对于实习医生，你教他什么呢？我觉得最主要的，是带他树立对于病人的责任感。”一个医生不可能万能，但是有责任感最重要。
接受咨询义诊时，钟南山一定到场。那样的场面，永远让钟南山心潮澎湃、感慨由衷：保安站成一排在现场维持秩序，过道、庭院里，水泄不通，挤满了病人……
呼研所新的办公大楼，将迎接的是有多方面医疗经验和医疗技术的医务人员，以及医疗设备。钟南山说：现在的情况差不多都是这样的。比如产妇羊水栓塞，妇产医院一搞不定，就送呼研所来；其他的病人也是这样，比如说循环不行的、患败血症的也送过来了。
他总是让身体感觉不舒服的病人首先要打开心结，要开心。而他的开心和快乐，也来自对病人的治疗，来自让病人得到康复。
病人通过他的诊断和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后，解决了问题，钟南山就会非常开心。他从这里得到的动力对于他非常重要，这就是为什么他无论怎么忙都要来看病人，总是尽可能抽出时间去查房的原因。他觉得可以从病人那里得到动力，这个动力，不查房、不看病人是得不到的。有一些人说，他没有必要嘛，北京那么多会诊，省市领导那么多会诊，已经够了嘛。但是钟南山总觉得，和普通病人接触，始终不断地得到动力，就会始终非常关注病人。病人好转以后，解决了问题，病人全家得到了安慰，这对他是最幸福的事情。
“这就是为什么医生得到尊重啊！”他说。
还有一个病人，其实再早一点儿转过来还可以治，早一点儿转过来，就好了……
他介绍，以后他们这里将是综合类型的医院，什么疾病都可以治疗。他们的重症监护室很全面，不光是治疗呼吸疾病。他们自己做透析、主动脉球囊反搏、体外膜氧合……做得很成功。一整层楼都是重症监护室，加起来共有40张病床。现在，60%的病人是从外院转来的；搬进新楼后，病人会更多。有的病人转来时情况很差，“到了残缺不全了才送来，其实早点儿来才有希望”。这正说明呼研所已经树立起形象，病人的身体状况不行了，就转到这里来。
当他不再是广州医学院院长，而仅以一个专家的身份面对非典疫情的时候，他的大义和果敢，足以让他自豪。
钟南山凭窗用手指着雨雾中的呼研所新大楼。
钟南山这样说，把这些传授给社区医生以后，让他们去治病人，“比我一个人去给病人治病的力量强10倍”。
他对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的张德江说，我没有别的要求，就希望把医院的面积扩大一些……
钟南山说，“文化大革命”对于他的影响，实际上不能说完全是负面的，还有正面的影响，让他懂得了世事的酸甜苦辣。“哈！所以，我这一辈子经历那么多了，现在修行已经到了。”
那个病人是中山二院的……
为什么非典时期压力那么大，他仍然能够集中力量，千方百计地考虑怎么样治好病人。因为他想，哪个领导也不会因为他在拼命救人而批评他。钟南山认为，他这么拼命地干，领导批评他干什么呢？“你批评我，那好，你来干，是不是？”
2009年5月5日第十一个世界哮喘日那天，钟南山和呼研所的其他专家不是给病人义诊，而是给社区医生讲课。这些社区医生都很认真地听他们讲课，结果懂得了很多道理，有一些东西对于钟南山他们医院来说是很普通的道理，但是很多社区医生并不知道，听课以后才知道应该是怎样的。
一辈子经历那么多了，修行已经到了，他早已看淡了一切。唯一不能看淡的，是病人的期待、病人的需要。这些才是他医学研究之根，是动力和源泉，被他视为生存的价值和意义。
钟南山说，当时他到中山二院会诊的6个非典重症病人，5个转到呼研所，有1个没有转过来，死了。到中山三院会诊时，他让把非典病人转过来，他们也都转过来了。有一个患非典的科主任为了坚守岗位，没有转过来，不幸牺牲了。
钟南山把领导的信任和人民的安危看得很重，他把个人所承受的一切，都当作了“在所难免”。
因为在那个时候，钟南山刚从广州医学院院长的岗位上退下来。他说，抗击非典这一仗把所有的考验都给了他。非典就像在人们前进的路上布了地雷，而他们正好是排雷班。“我们不上，谁上？”这个任务义不容辞，况且，如果这一仗打赢的话，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的形象会大大提高。但也可能失败，这不仅意味着呼研所无法治疗非典，而且其他病人也不会来看病了，因为这里是传染病区。但是，领导经过慎重考虑，同意了。为什么同意了呢？“他们相信我能搞掂，因为我很有信心。这一仗只能打赢，而交给我，打赢的可能性会更大。”
另一个满脑袋都是真菌，都昏迷了，感染得全身都是真菌，治疗得不好，激素也用得太多了，很可惜，39岁，他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