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他的父亲、母亲祖上都是厦门人，钟南山对厦门人有非常好的评价：“他们性格好，对人真诚、热情。我的母亲就是这样的人。”
无论在何种境遇之下，钟世藩都告诫钟南山：要诚实、鲜明地亮出自己的观点。钟世藩有的时候给研究生改论文或者是讲义，他如果觉得质量很差，就会直接在学生写的稿子上打叉。那时同样身为一名学生，钟南山心里想：这不是伤害那些学生吗？可钟世藩说：“写得实在太差了，所以要给他们非常鲜明的印象。”
钟世藩毅然决然地回答说：“是中国人就得待在这里，而不是离开。”
有的时候，晚上吃完饭，本来一家人都是自己看书的，突然有人来了，急急忙忙请钟世藩去看病。有一次是校卫队的人，大学里面叫保安，那些孩子们都很穷，要钟世藩去看看病。
鼓浪屿在钟南山心目中，永远充满着诗情画意。
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的前夕，广州城已经可以听见解放军隆隆的炮声。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卫生司司长”王祖祥，频繁地匆匆出入钟世藩的家，动员钟世藩一家带着广州中央医院的13万美元财产去台湾。
廖月琴毕业后曾由当时的国民政府卫生署，派到美国波士顿学习高级护理；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华南肿瘤医院（现中山医科大学肿瘤医院）的副院长，是中山医科大学肿瘤医院的创始人之一。
钟南山沉浸在回忆中的语调，此刻是惊人的平静，像一个行人，匆匆地走过已经熟识的街市。
海水鼓起波浪……
钟世藩早年所在的南京中央医院是国民党的嫡系医院，他曾随集体一起加入国民党。1937年日军攻陷南京时，他们一家随着医院从南京撤退到了贵州，在贵阳中央医院工作；9年以后，又随着整个医院从贵州迁移到了广州。
一位古稀老人，伏在书案上，因患白内障，他的视力严重下降，几乎整个脸贴到桌面上。因为复视，他盖着一只眼睛，只用一只眼睛写作，让另一只眼睛得到休息。他完成了40万字的医学专著——这是一个医学世家孜孜以求的写照。
钟世藩在1975年74岁时开始写《儿科疾病鉴别诊断》，直到978年写完，一共用了3年。在钟南山的心目中，父亲钟世藩有自己的追求，所以，无论政治运动怎么搞他、搞到什么程度，他都要把学术上的东西留给大家，对于学术推动作一点贡献。这样做，他才会觉得没有白来一世。
1964年，钟南山在北京已经大学毕业了。那一年，他从北京回到广州探亲。但是，他怎能想象，与母亲的这一次相见，竟然是诀别。
钟世藩从来都是这样真实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因而钟南山从小受到的最重要的教育就是要诚实：“把你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感受说出来。”
一个人当坚持自己的良知、坚持自己内心的感受时，会面对什么呢？钟家世代经历了诸多磨难，但是钟世藩从来没有后悔过当初留在祖国大陆，始终没有改变自己的爱国之心。他的风范，深深地感召着他的后人。
这部40万字的儿科医学专著，历经3年默默写作，钟世藩所得的稿费是3000元。他把其中的1500元给了温医生作为酬谢，还给了帮助他查阅资料的人大概1000元，最后他自己留下了500块钱，又用这些钱全部买了自己的《儿科疾病鉴别诊断》送给别人，所以，他的稿费一分钱都没有剩。
钟南山清楚地记得小时候的事，父亲救治病人，常常是风里来雨里去，而这样的出诊，与他在医院的工作基本无关。登门求医的，是各个阶层的病人，钟世藩从来一视同仁。
“我和父母不同。我既看到社会光明的一面，也看到不光明的一面，但是我毕竟看到光明的了。尽管那个时候中国颠倒黑白、动荡不安，但也并非一无是处。”说到这个令他痛苦不堪的话题，他的语气，竟如同老朋友一般推心置腹，如此的胸怀开阔。
“我一到他面前，就觉得很恭敬，觉得自己的层次提高了一个台阶。”这是钟南山对父亲真切的评价。
广州解放后，钟世藩将广州中央医院留下的13万美元，全部交给了解放军的临时军管会。
钟南山之所以从心底里敬仰他的父亲，不仅因为父亲的名望，更因为父亲崇高的治学精神和医德。
父母的人生经历，对于钟南山来说，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经历了风风雨雨的洗礼，更显出他的豁达与睿智：“人首先必须能够在社会上生存。社会有公平的事情，也有不公平的，一定要坚持做人的底线，只要守住底线就行了。如果什么都是原则，那就没有了灵活性。很庆幸，我比我的父母要灵活些。”
钟世藩一生都在追求揭开未知之谜。在病毒学开始发展的20世纪40年代，正是钟世藩在美国进修病毒学期间。他发现细菌保护病毒活力的作用，是在细菌活跃繁殖状态下产生的。这一发现得到当时在辛辛那提大学的病毒学家赛宾（A.B.…Sabin）的重视，认为值得报道。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病毒学家豪威（H.A.…Howe）也认为，这一发现是一贡献。同时，钟世藩还发现，胎鼠可以作为病毒生长的理想的培养基。
那个时候培养出来的人，有非常严谨和实事求是的恒定素养。对钟南山一生影响最深的是，他的父亲说任何话、做任何事，都讲依据。
1934年，廖月琴从协和医学院高级护校毕业以后，和钟世藩结了婚。她是一个非常善良和有同情心的人，属于很爱帮助人的那种类型。钟南山在稍微大一点记得事的时候，常听她给自己和妹妹讲起过去的事。
钟世藩虽已离世多年，但每当说起父亲，钟南山所透出的恭顺、敬畏之心，却仿佛父亲还在世间。父亲是他的骄傲。
临终之际，钟世藩还特别交代钟南山，千万不要开追悼会，不要浪费别人的时间。
钟南山对外婆家的记忆是，生活在鼓浪屿的厦门人家，有很好的文化修养。的确，鼓浪屿的普通人家都有钢琴，再穷的人家都会有。他们已经习惯性地认为，那是家里必备的东西。家里几乎每一个人都会弹钢琴，一代代地传承下去，形成了良好的家庭熏陶、民风教化。
1949年10月，他们全家其实面临着两条路。钟世藩是一个爱国的、有良知的名医，是一个诚实的人。他痛恨国民党当局的腐败，所以毅然决然留在大陆，没有随国民党一起撤往台湾。
其实，当时钟世藩对于共产党一点儿都不了解，但是他决意不去台湾。早在大学毕业的时候，钟世藩就完全可以到美国去工作，但他不想离开祖国。
钟世藩是典型的象牙塔里的精英。他们那8位同学之中，有后来非常有名的皮肤病专家胡传揆，有在生化学界非常著名的刘士豪。钟世藩，无论医德和才学，都堪称那时我国儿科医学的权威。
钟南山举例说，他的父亲钟世藩于1975年开始撰写集一生医学经验之大成的《儿科疾病鉴别诊断》时，还没有被完全平反，但钟世藩坚决不允许在自己的著作中加上一句毛主席语录，尤其在最醒目的序言中。在当时，不写上毛主席语录，是很难出版的。然而，钟世藩毫不犹豫地坚持说：“我的这本书是医学著作，不是政治宣传品。”
钟南山谈起他的父母，显得满怀深情。他说，他的性格能够融入社会，这一点和他的父母有很大的不同。他的父母是典型的传统知识分子，很有风骨。钟南山说，他的人生哲学是，生活在这个社会，就必须融入进去，只是自己不因融入而丧失原则。
廖月琴后来当了护校校长，工作极其负责。在计划筹建华南肿瘤医院之时，廖月琴被调到该院任副院长。正院长是谢志光，一个放射学专家。廖月琴投入了非常多的热情和精力，参与创办了这家肿瘤医院。
廖月琴非常负责任。“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她为什么被批斗？主要是她要保持病房的干净，为了病人不受感染，因为化疗病人很容易被感染。医院党委宣传部在墙壁上贴了一些毛主席语录，廖月琴坚决不同意，执意要保持干净。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就因为这个原因，她被安了一个“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名，受到批判。
这座拥有天籁之声的小岛，岛上有日光岩等六七座奇俊的岩峰和冈峦，花树掩映，周围环拥着沙滩和大海，海风经年吹拂鸣响，波涛日夜往复吟唱。从古至今，居住在这里的人们以渔、农为生，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钟世藩在写作的时候，根本没有想过稿费。他只是想写出一点东西，对于广大医务人员有帮助。他有这么一个动力，所以再困难也要写。
在1959年积极主动要求入党的钟世藩，“文化大革命”时被开除了党籍……
钟南山的母亲廖月琴出生于1911年，与钟世藩是厦门同乡。她是一个小商人的女儿，廖家一共有三个女儿。后来，廖月琴考上了北平协和医学院的高级护士学校学高级护理专业。
有时候，钟南山劝父亲：“您的眼睛、身体都不太好，算了吧。”
鼓浪屿四周海茫茫，
在如此沉痛的话题之下，他的语调仍然充满信心：“现在更是如此，国家在不断地进步。虽然很多东西不如想象的那么美好，但是国家毕竟正在往高处走，在不断地改进。所以我说，我比较能够适应社会。同时，我也不会丧失原则。”
对于自己幼年的往事，钟世藩并没有对儿子钟南山讲述过太多。钟世藩于1901年出生在厦门，从小和他的叔叔一起长大。钟南山只是隐约记得他的父亲是个孤儿。因为父母英年早逝，所以钟世藩很早就跟着他的叔叔去厦门读书。中学毕业以后，因为成绩优异，钟世藩考入了北京协和医学院。那是1924年，北京协和医学院一共只招收了40名新生，是非常难以考中的。
钟世藩，我国著名的儿科专家。他与妻子廖月琴，为厦门同乡，是一同留学美国的医学专家。廖月琴是广东省肿瘤医院的创始人。“文化大革命”期间，56岁的她，不堪红卫兵与大字报的羞辱而自杀。钟世藩、廖月琴——钟南山的父亲和母亲。
钟世藩少言寡语。廖月琴总是带着温和的笑容。
与父亲钟世藩、母亲廖月琴、妹妹钟黔君在一起从1924年到1932年，钟世藩所就读的北京协和医学院，采取的是淘汰制。一个班的40名学生，最后只剩下了成绩优异、出类拔萃的8名学生，其中就有钟世藩。
从钟世藩身上，幼年的钟南山不但学到怎样去治病，父亲锲而不舍的精神，更是潜移默化，深深影响了钟南山。
有的时候，钟世藩正在看书，或很着急地在做一些研究，有人来敲门了。当时，他也会皱一皱眉，但是病人来了，他还是照样给看。而且，大多数的病人都给看好了，彻底治愈了，所以，病人都非常感激钟世藩。
钟南山后来在事业上孜孜以求的时候，对父亲的所作所为蓦然领悟，那个时候，钟世藩用自己的工资在家里做实验。钟南山从这些可以看出父亲的追求。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钟世藩受批斗，并被下放到盥洗室去洗奶瓶。钟世藩连这样的处境都不在乎，但对他最大的打击是爱妻廖月琴的冤死。那个打击，使得钟世藩一度万念俱灰。
钟世藩回答说：“不做点工作，让我等死吗？”
他的原则，是坚持真理、不讲假话。
在钟南山的记忆里，母亲廖月琴是典型的淑女：她有特别好看的双眼皮儿，总是面含微笑。她的衣着朴素大方，逢年过节穿的新衣顶多是白色带一点儿花。钟南山回忆母亲道：“她喜欢听我讲话。我讲的时候，她总是仔细地听我讲的内容。她要表达对我的批评或者是建议的时候，常常不会直接地说，而是很婉转地对我讲。”
到了广州的钟世藩，受聘为广州私立岭南大学医学院教授。
20世纪50年代，钟世藩创办了中山医学院儿科病毒实验室，利用实验室从事病毒研究及培养研究生。这不但是广东省而且是全国最早创办的临床病毒实验室之一。在临去世的前一天，钟世藩还给儿子钟南山讲解，试图用电磁场来切割培养病毒的液体，让病毒产生一些变化，看一看这样会不会对病毒有杀灭的作用。他和钟南山讲这些的时候，已经知道自己病入膏肓。面对死亡，他从容不迫，依然镇定地吩咐儿子：“找人弄来电磁铁，准备做下一步的实验。”
钟世藩在1932年由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之后又取得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946年到广州之后，任广州中央医院院长兼儿科主任、岭南大学医学院儿科教授。1949年，他被世界卫生组织聘为医学顾问；1953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结束后，任广州中山医学院儿科教授兼主任。钟世藩曾任中华医学会儿科学会委员、《中华儿科杂志》编辑委员、中华医学会广东分会儿科学会主任委员等职，是广东省政协第四届委员。
钟世藩培养的学子，可谓桃李满天下。有一个研究生叫沈皆平，他对恩师钟世藩有很深的感情。直到现在，沈皆平已经是年近80岁的人了，每年清明拜祭钟世藩夫妇的时候，他都一定会和钟家人一起去。
这是一个特定时期真正的学者所为。《儿科疾病鉴别诊断》一发行立刻售罄，所以随后多次印刷，共发行了几十万册。
廖月琴54岁的时候，得了一次心肌梗死。她的家族有这样一个病史。她的姐姐也是因为心肌梗塞去世的，时年只有62岁；而她的妹妹很早就夭折了，死于肺结核病。廖月琴住在医院病房的时候，钟南山还在北京上学，母亲生病的事并没有让他知道。放假回到广州的钟南山，立刻赶到医院去看望母亲。
“我父亲不太爱讲话，所以母亲没有人来倾诉。那个时候，我很内疚，我不在母亲身边。妹妹也不在，她那时就读于大连海洋学院。”廖月琴内心的委屈和愤懑无处发泄，于是采取了最激烈的行动……钟南山无以名状对母亲的负疚感。
钟南山的母亲廖月琴更有着宁可玉碎、不为瓦全的个性。她采取自己结束生命的办法，来抗争社会的不公正，来回答一切诬陷。这段往事成为钟南山心中的最痛。
这就是刚直不阿的钟世藩。
那个时候的图书馆基本上无人造访，但是图书馆的那些老管理员，每天一大早，就会接待一位前来写作的老人。钟南山回忆此番情景时，眼里隐隐地含着泪花……中山医学院儿科教研组一个姓温的医生，实在是被钟世藩所感动，主动提出帮他抄写手稿，使他的心血之作《儿科疾病鉴别诊断》终于顺利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