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南山说：“噢，不用了。我已经在你宿舍的楼下。”
管轶一听，立刻按钟南山的吩咐，找到郑伯健，师生三人很快聚在了一起。
但是，经过这惊心动魄的38小时，钟南山倒下了。
管轶告诉钟南山：“这个基本的觉悟，我肯定还是有的！”
钟南山对管轶说：“我要见你。”
管轶和郑伯健见到自己的老师以后，马上就说要陪着钟南山一起去吃早餐。
非典来势汹汹。迫在眉睫的，是弄清楚这个疾病的来源。传染源是什么？即使是细菌，细菌也有很多种啊；如果是病毒，那么，病毒也有很多种，非典到底属于哪一种？钟南山只是想搞清楚病原体，以便有针对性地尽快控制疫情的发展。
一定要战胜非典病魔对来路不明的敌人，仗，怎么打？
听完钟南山的汇报，空气一下子缓和了，但是领导仍然表示：有确切的消息说，第二天，香港就要公布内情，所以，他们必须和钟南山一起商量这件事该怎么办？然而，一时没有商量出结果。
钟南山一到，那辆专车立刻拉上他直奔另一个会场。这时，钟南山的家人只知道他从上海坐飞机回到了广州，但是下飞机之后，人呢？
钟南山深明大义，上级对这件事考量的意味，他是清楚的。但他更清楚，自己是个科研工作者。瘟疫降临，他首先考虑的是技术上的协作，是全人类的联手，是一致去面对共同的敌人——瘟疫。
这时，已经是夜里1点半了。钟南山说：“干脆这么办吧，有没有可能让我去一趟香港，找我的两个学生？”钟南山想，大家对这件事这么关心，还是自己亲自去一趟香港为好。
他回到广州已是晚上10点多钟了，一辆警用专车已经等候在停机坪。
钟南山如实回答，他做的事很明确。
香港的检测技术水平是很高的，这两个学生又是他非常信任的内行。在病原学的研究上，香港的实力比较强，实验室也很先进。为了抢时间，钟南山决定把非典病人的血清拿去化验，双方一起研究。
为了早日弄清病因、找到病原体，钟南山从非典病人身上取下病毒样本，交给了自己的这两位学生，希望他们带到香港去做检测。
跟他合作的是香港大学的两位微生物学教授，也是他的学生，一个叫管轶，另一个叫郑伯健。他们之间有一个协议，内容就是他们共同来研究出现在内地的这个怪病的病原体。
北京来的领导以为，钟南山将当时发生的疫情认定为禽流感。
2003年1月下旬，钟南山去上海参加一个有关抗感染的会议。刚到上海，他就接到广东省卫生厅的通知，让他马上回广州，并且说事情非常紧急。于是，他不得不放下会议的重要安排，赶回广州。
早上8点半，钟南山拿起电话开始与管轶通话。管轶听见老师的声音，就急着问：“老师您现在怎么样？是不是很辛苦？要保重啊！”他听钟南山说已经到了香港，不禁喜出望外：“钟老师，您在哪里？我去接您！”
协议写得很清楚，钟南山和他的学生，双方都签了名。钟南山把那份协议交给与会的领导过了目。
2003年1月中旬以后，焦灼，每时每分都在撕扯着钟南山的心。他是呼吸疾病的专家、让人仰慕的大专家，他的责任感从来没有如此沉重过，不是为名所累，而是感到：我，应该担当！
面对这样一个凶险的怪病，它本身的病原是什么？它的传播途径又是什么？大兵压境，何为良策啊？
会场气氛非常严肃，钟南山熟悉的一些领导也在场。这时，有位领导向钟南山发问了：“我们接到一个消息，内容是香港明天将要公布非典的病原体。据我们掌握的情况，说是你私下跟香港方面进行了合作，所以我们想了解具体的情况。”他又追问：“你到底是不是这样做了？”
钟南山熟悉的一些领导也仔细盘问他：“你到底是怎么做的？”
中午12点，钟南山把两位学生带到会场，说：“还是麻烦你们亲自把这件事的详细情况再讲讲。”
故事发生的时间是在2003年月中旬到2月上旬，用于控制非典的所有物资——药品、医疗器具、防护用品等等，都处于青黄不接的时段，根本没有到位。那是最难熬的时刻，也是控制非典最艰难的时刻！
当时离上述两个层面，应该只有一步之遥，而这其中，却经历了那么多曲折。
钟南山很赏识他的学生管轶，他曾经说：“管轶很聪明，在香港是很出名的一位微生物学家，也是禽流感方面的研究专家，一直在用心探索。”
他说：“我们需要两个层面的协作。”第一个层面，是流行病学的。病原学和临床方面密切协作，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找到它的病原。第二个层面，是国际上的大协作。因为这个病是人类的疾病，是致命的，需要综合各国高科技的成果，共同来攻关，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解决问题。
钟南山的本意非常明了：化验致病病毒，找出迫在眉睫的病原体，以解燃眉之急，以便针对疫情，对症下药。然而，他意想不到的是，竟闹出如此的误会。
这段往事对于今天的他来说，已形同笑谈。
凌晨3点半，钟南山稍做准备，就由呼研所的另外一名专家黎毅敏教授陪同，乘坐“两地车”，从广州出发，过深圳罗湖桥，然后直接到了香港九龙。这时，时间是早晨6点半。
管轶又对钟南山说：“您是我的老师，我能骗您吗？老师，我必须通过您。而且，我们必须得到卫生部的许可，才可以发布的呀！”
管轶和郑伯健当面向会场里的领导进行了详细解释。
钟南山松了口气，说：“那行吧，我们一块儿去吃早餐。”过了片刻，钟南山想了一下，说：“你们同我讲的情况，我们的领导可能不信。你们最好和我一道回广州亲自证实一下。”他的两个学生说：“既然老师让去，我们是一定要去的。”
在办这件事之前，钟南山与两位学生签了一份协议。在这个协议里有一条：假如任何一方发现了病原体，必须共同协商，而且要通过卫生部，征得同意才能发布。
钟南山说：“先别吃早餐。我问问你，你们今天是不是要公布我们一块儿合作研究的病原体的信息？”
本来，如果是完全在病房忙于救治病人，即使38小时不眠不休，凭钟南山的体质，也许他是不会病倒的，但这是像刀子一样刻下的38小时。其间，他被通知立即从上海的会场返回广州，然后直接由机场被接到另一个会场，家人不知他的去向……在一把无形的刻刀之下，一股没顶而来的不明冤屈，将他撂倒在必须撑住的38小时之后。
在如此万般紧急的时刻，钟南山联络了香港大学的管轶和郑伯健这两位专门搞动物病毒研究的教授。
钟南山渐渐明白了，紧急把自己找来了解情况，是因为上面有些担心：如果香港将疫情的有关资料、信息甚至是数据在第二天都公布了，对内地来说是极为被动的。在香港、内地，甚至在国际上，就会被指责：政府为什么搞隐瞒？或者是，这么严重的病原体，政府相关机构为什么不说？
管轶说：“第一，我们根本还没有发现病原体；第二，就算我们发现了，也不会在香港作单方面的公布，我们绝对会遵守协议、联合公布。何况，钟南山是我们非常尊敬和爱戴的老师！”
面对面的解释结束之后，钟南山又在当天下午参加了专门召开的疫情防控会议，还作了一个如何进行疫情防控的学术报告。这件事就这样平息了。
当管轶听说钟南山早上6点半就到了，已经等了两个小时，他大吃一惊，心疼地说：“老师，您怎么能在车里等这么久？！”
这就是为什么要用专车，直接将钟南山拉到会场的原因。
于是，管轶和郑伯健马上分别向自己的单位请了假，跟钟南山赶回广州。
这么多过不去的大山，该怎么办？难道等着吗？钟南山是有担当精神的人，不是等着的人，他等不了！
在整个抗击非典战役中，钟南山，以一位科学家的科学态度与良知，坚守了衣原体与冠状病毒之争。在重重的压力之下，他以坚持真理的勇气找到了“冠状病毒说”的依据，以不畏艰难的精神开创了对非典病人无创通气的疗法。特别是他冒着风险，力挺皮质激素治疗，以及治疗非典的“三个适当”的具体内容和方法……这一切，钟南山对于抗击非典战役取得最后的胜利，正如前总理温家宝的评价：功不可没。
一到香港大学，随同的人就让钟南山用手机跟他的学生联系。钟南山说：“还是等一等吧，他们还在睡觉。”为了不惊动学生的睡眠，他就在车里坐着等。他还有一个顾虑，大清早的，他的学生在电话里听说情况这么严重，会不会不敢来见他？他一直等到8点一刻。
首先是控制！控制传染，控制病人的病情。要做到，就必须先搞清楚病原体为何物，才能够有效控制。
但是，在讲述它未被揭开的真相这一刻，他有些迟疑。
在疫情之初，钟南山就意识到应该进行国际性的技术合作，以期用人类共有的智慧，来战胜病魔。
管轶说：“老师，我马上去接您。”
“这是一个故事。”他声音平和，好像开始回忆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一件事。然而，这个“故事”给钟南山带来的心灵上的重量，曾经一时间大过了工作本身。抗击非典是战役、是困难。困难永远是需要人去克服的；而压力，精神的压力、心灵的压力，却常常能够逼人脆弱、让人屈服。
管轶表情诧异地问：“哪儿来的这个消息？”他说：“第一，我们现在还没发现病原体是什么，还没有证实；第二，就算是证实了，我们之间不是有一个协议吗？那上面写得很清晰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