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1936年对斯诺说：“1921年5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毛泽东所说的“5月”，很可能指的是阴历。
不久，毛泽东在5月26日至6月3日召开的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演讲《论持久战》时，第一次明确地提出：
张国焘在1953年写道：“1921年5月我遇见毛，那时他被邀参加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第一次会议……”
详细探讨这一重要课题的是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的邵维正。他在1980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一文。
北京。革命博物馆。李俊臣在工作之余，正在那里通读《新青年》。
也正因为人们对于日期的记忆最弱，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召开日期曾成为历史之谜。
“今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九周年纪念日。”
“今年七一是中国共产党产生的二十周年，七七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四周年，各抗日根据地应分别召集会议，采取各种办法，举行纪念，并在各种刊物出特刊或特辑。”[1]
这里，非常清楚地点出了“7月23日”这个日子。报告是在1921年下半年写的，对于“7月23日”不会有记忆上的错误。
在如今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所收《论持久战》没有这句话，开头的话是“伟大抗日战争的一周年纪念，7月7日，快要到了”，但在1938年7月1日延安出版的《解放》杂志第43、44期合刊，仍可查到这句话。
现在中国共产党把7月1日作为1921年第一次代表大会该党建立的日子来纪念。但对这次大会实际上何时举行来说，这是很不可靠的。有的说是5月，有的说是7月。陈公博写他的论文时，仅在他参加了这次大会的两年半以后，他说，“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0日在上海举行”。
不过，仔细推敲一下，又产生新的疑问：因为代表们“直到7月23日才全部到达上海”，并不一定意味着大会在当天开幕。
至于陈潭秋在1936年那篇用俄文发表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不论译成“7月底”或“7月下半月”、“7月下旬”，总是表明在7月15日之后召开中国共产党“一大”。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为邵维正的论文，加了如下编者按：
从此，7月1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诞辰纪念日。每年“七一”，各地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
中国共产党“一大”是在1921年召开的，众多的当事者对年份倒是记得清楚的。至于是哪个月召开的，记忆开始模糊。而究竟是哪一天开的，则完全陷入了记忆的模糊区之中。
李俊臣当时在自己的读书笔记中写道：“我认为，这是一篇关于中国共产党‘一大’的重要参考资料，颇具史料价值。”
关于邵维正的最重要的论证，本书将在后面述及。
此文记述了“我和两个外国教授去访一个朋友”。那“两个外国教授”被侦探“误认”为“俄国共产党”——其实指的便是马林和尼柯尔斯基！至于那位被访的朋友，文中说是“李先生”，是“很好研究学问的专家”，家中有“英文的马克斯经济各书”——这“李先生”不就是李汉俊吗？
那：“感了点暑，心里很想转地疗养”之类，纯属遮眼掩耳之语，而“去年我在上海结合了一个学社”，那“学社”是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那句“结束我未完的手续”，分明是指他赴沪参加中国共产党“一大”！
1960年，当韦慕庭见到那尘封已久的陈公博在1924年写的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时，感到困惑。韦慕庭写道：
1941年6月3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发出《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第一次以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名义肯定了“七一”为中国共产党诞辰：
虽说此文是1921年8月的文章，发表已四十年了，不知有多少人读过它。可是，文中的“密码”，一直没有被破译。当李俊臣读此文时，才辨出文中的“暗语”。
韦慕庭的绪言在美国发表，当时中美尚未建交，中国内地的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者们并不知道韦慕庭的考证。
不过，考证了当时《新青年》的出版情况，误期是经常的，这期《新青年》实际是在8月才印行，也就排除了这一异议。
不过，现在虽然已经查清中国共产党“一大”是在1921年7月23日开幕，但是考虑到多年来已经习惯于在“七一”纪念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因此有关庆祝活动仍照旧在“七一”举行。 [1]转引自邵维正：《“七一”的由来》，载《“一大”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2]《董必武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湖北共产主义小组》，《“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366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940年在重庆出版、由许涤新和乔冠华主编的《群众》周刊第4卷18期，发表社论《庆祝中国共产党十九周年纪念》，指出：
董必武在1937年则对斯诺夫人尼姆·韦尔斯说：“1921年7月上海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陈公博写道：
他的论文最后推定：中国共产党“一大”是在1921年7月23日开幕。
除了记忆之误以外，中国人当时习惯于阴历，更加重了这个历史之谜的复杂性。
“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十七周年纪念日，这个日子又正当抗战的一周年。”
不过，这份报告表明，中国共产党“一大”开幕之日绝不可能早于7月23日。
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是从去年年中成立的。起初，在上海该组织一共只有五个人。领导人是很受欢迎的《新青年》的主编陈同志。这个组织逐渐扩大了自己的活动范围，现在共有六个小组，有五十三个党员。代表大会预定6月20日召开，但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各地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全部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
当然，也有人提出异议，因为第9卷第3号的《新青年》标明“广州1921年7月1日发行”，所载文章怎么可能是记述在7月1日之后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一大”呢？
韦慕庭为陈公博的论文写了长长的绪言，内中专门写了一节《大会的日期》，引用中国内地以及香港地区、台湾地区，还有英国、美国，苏联各种文献，对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召开日期进行了一番详尽的考证。韦慕庭得出结论，认为陈公博所说的中国共产党“一大”在1921年7月20日开始，到7月30日结束，“近乎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起止日期”。
以后，从共产国际的档案中，查到一篇极为重要的用俄文写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作者没有署名。从文中提及中国共产主义组织（指共产主义小组）进“去年”成立，而文章又记述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经过，表明此文是1921年下半年写的。从文章中谈及马林和尼柯尔斯基“给我们做了宝贵的指示”这样的语气来看，作者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而且极可能是出自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之手，是一份向共产国际汇报情况的报告。
科学家指出，就人的记忆力而论，最弱的是数字记忆，其中包括对于电话号码、门牌号、编号以及对于日期的记忆。
暑假期前我感了点暑，心里很想转地疗养，去年我在上海结合了一个学社，也想趁这个时期结束我未完的手续，而且我去年结婚正在戎马倥偬之时，没有度蜜月的机会，正想在暑假期中补度蜜月。因这三层原因，我于是在7月14日启程赴沪。……
本文作者依据国内外大量史料，并亲自进行了多次访问，对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作了深入研究和考证。此文以确凿的第一手资料和有说服力的分析，论证“一大”是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召开的，出席会议的有十三人，从而解决了有关“一大”的两个长期未解决的疑难问题。
李俊臣在革命博物馆的讨论会上，谈了自己的发现和见解，引起很多同行的兴趣。
李俊臣不由得拍案叫绝，此文正是一篇最早的有关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回忆文章，是陈公博在中国共产党“一大”刚刚结束时写的！只是因在《新青年》上公开发表，不便点明中国共产党“一大”，这才拐弯抹角，故意指桑为槐。不过，文章毕竟记述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一些重要史实。由于此文写于中国共产党“一大”刚刚结束之际，可以排除那种时隔多年的记忆错误。
陈公博是7月21日抵沪。很可能，在7月23日抵沪的是周佛海——因为当时上海与日本之间通信靠船运，从日本来沪也只能坐船，颇费时日。何况。他不在东京，而在交通不甚便利的鹿儿岛。
董必武在1971年8月4日谈中国共产党“一大”时，曾说：“7月1日这个日子，也是后来定的，真正开会的日子，没有那（哪）个说得到的。”[2]
邵维正的论文，从三个方面加以考证，即：（一）从代表行踪来看。（二）从可以借助的间接事件来看。（三）从当时的文字记载来看。
邵维正的论文解决了这一历史悬案，受到了胡乔木的赞许，并荣立二等功。
乍一看，这是一篇普通的旅游见闻罢了，四十年来谁都这么以为。然而，李俊臣却联想到中国共产党“一大”，顿时眼前一亮：
这篇文章表明，陈公博离开广州的日期是7月14日，抵沪是7月21日。抵沪的翌日，与两位“外国教授”见面，即7月2日。如此这般，可以推知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召开日期在7月22日或稍后……
这份报告开头部分，就很明确点出了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的时间：
只是“近乎”而已。至于精确的日期，这位美国的教授无法确定。
中国共产党日益壮大，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也就提到日程上来。陈潭秋的文章，便是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十五周年而作。可是，说不清一个具体的日期，毕竟给纪念活动带来困难。
“这样吧，就用7月的头一天作为纪念日。”1938年5月，当越来越多的人向当时在延安的两位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毛泽东和董必武询问党的生日时，毛泽东跟董必武商量之后，定下7月1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辰纪念日。
1961年，当李俊臣读着《新青年》第9卷第3号时，对其中陈公博发表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产生了很大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