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鲁迅密友、著名翻译家、散文家、北京大学教授的曹靖华。
杨明斋除了在新渔阳里六号主办外国语学社，还在那里的亭子间办起了中俄通信社（后来改称为华俄通信社）。这个通信社把来自苏俄的大量报道译成中文，供给中国报刊刊登；又把中国的重要消息用电报发往莫斯科，沟通了中国与苏俄之间的信息。当时中国报刊上的《布尔什维克沿革史》、《列宁小史》、《列宁答英记者底（的）质问》等等，便是中俄通信社提供的。
英文教师袁振英。
外国语学社招生广告
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大将、国防部副部长的萧劲光。
从外地来的，一般也都是由进步团体介绍而来的。来到这里学习的青年，大都加入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因此，“外国语学社”成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场所，培养人才的场所。在这里以学习俄语的青年最多，为的是分枇杷他们送往苏俄训练，为中国共产党培养未来的干部。
法文教师李汉俊。
戴季陶早就搬走了，只是那里的玻璃窗上，还留着他当年兴高采烈时，龙飞凤舞般题的诗。
在这批学生之中有：
杨明斋是这幢房子的新的承租人。不过，他只住在楼上小小的亭子间里。那里放着的一张写字桌，一张单人铺，便是他的一切。
……
社会长乃杨明斋。
这里本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诞生地，上海社长主义青年团的诞生地，怎么忽地变成了“外国语学社”？
上海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那幢石库门房子，人进入出，变得颇为热闹。
大门口，真的挂起了白底黑字、魏碑体的招牌：“外国语学社”！
楼下，客堂间，居然放着一张可供十几个人同时围着进餐的紫红色的大圆桌。
后来成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他住在楼上厢房）。
至于学生，少时二三十人，多时五六十人。学生除了上海市的，还有从外地来的。外地学生有的就住在那里。
本学社拟分设英、法、德、俄、日本语各班，现已成立英俄日本语三班，除星期日外每班每日授课一小时，文法读本由华人教授，读音会话由外国人教授，除英文外各班皆从初步教起。每人选习一班者月纳学费二元。日内即行开课，名额无多，有志学习外国语者请速向法界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本社报名。此白。
在1927年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组织局主任的罗亦农（又名罗觉）。
楼上的厢房、客堂间，架起了棕棚，架起了铺板，有好多人住在那里。
虽说在报上公开登了招生广告，其实，那只是使这个“外国语学社”合法化罢了。
屋里不时传出俄语声，日语声，法语声，英语声，真的像个“外国语学社”的样子。
楼下的厢房里，放了一排排长凳、课桌，挂起了黑板。
在1925年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兼组织部部长的李启汉。
俄文的教师最多，即杨明斋、库兹涅佐娃（即维经斯基夫人）以及王小姐。王小姐是张作霖驻莫斯科公使李家鳌的外甥女，叫王元龄，思想也十分进步。
社秘书为俞秀松。
任弼时的叔伯兄弟任作民，后来任中国共产党湖南特委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秘书长。
日文教师李达。
成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候补常委的作家蒋光慈（曾名蒋光赤）。
原来，这是一个特殊的“外国语学社”：
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的柯庆施，当时叫柯怪君，也住在楼上厢房。
这儿的学生，其实是通过各种途径介绍入学的。介绍者，往往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
成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秘书长、在1949年4月被选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名誉主席的任弼时。
灶间，安上了大锅，居然还有专门烧饭的人。
新渔阳里六号完全成了一个对外公开的机关。它居然被还登在1920年9月28日的《民国日报》广告上。那广告全文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