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李达，正处于热恋之中。
一件事是学校里收到一封从长沙寄来的信，拆开来一看，那信竟是用鲜血写成的！
在李达上中学的时候，有两件事给了他莫大的影响。
学联有时跟女联在工作上有些来往。女联，亦即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会长徐宗汉乃黄兴夫人。黄兴，同盟会的元老，辛亥革命时的革命军总司令。偶然，李达在徐宗汉那里，结识了她手下做文秘工作的一位小姐，名叫王会悟。王会悟眉清目秀，知书达理，与李达相识后彼此很快就产生了爱慕之情。
积侦终于在极度的苦闷中爆发，燃起了反抗的火焰。1918年5月，当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反苏卖国的《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声言为了“共同防敌”，日本军队可以开入中国东北全境。消息传出，三千中国留日学生义愤填膺，责骂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
这时，陈独秀的夫人高君曼也终于带着女儿子美、儿子和年，从北京南下，住进了渔阳里二号。
我们一群留日的青年们，一方面感到耻辱，一方面滋长着反日情绪。老实说，我们是要忍耐着，在那里学习一点东西，以便将来回国搞好我们自己的国家。可是，当时国内的情势怎样呢？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使得辛亥革命终于流产，出现了封建军阀头子袁世凯独裁的政治局面。袁世凯被人民推翻以后，又出现了直系、奉系、皖系各派军阀互相混战的局面；同时，南方也出现了川、滇、粤、桂各派新军阀互相争斗的局面。各派新旧军阀都勾结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作后台，发动内战。全国人民在蔓延的战火中，受着军阀们的剥削和压迫，都感到活不下去。另一方面，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以后，英、美、法、德、俄等帝国主义趁机大举对中国进行经济的、政治的侵略。它攻占了德国所盘踞的胶州湾，占领了山东，又以最后通牒的形式向北洋军阀政府提出“二十一条”亡国条约，形成了日本独占中国的局面。这件事激起了留日学生们极大的义愤，我们和全国人民一道，开展了“反日救亡”运动。我们发通电，开大会，表示抗议。可是在当时的日本，连开会的会场也很难找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租到一所会场，刚刚开会，警察又把我们驱散。这时我们沉痛地感到，日子是过不下去了。如果不寻找新的出路，中国是一定要灭亡了。可是新的出路在哪里呢？这对我们仍是茫然的。当时我们就像漫漫长夜里摸索道路的行人一样，眼前是黑暗的，内心是极端苦闷的。[2]
这位湖南口音的来访者，原本只是看望陈独秀，却被陈独秀留住了，从此竟住在渔阳里二号，成为《新青年》杂志的新编辑。
5月21日，留日学生救国团和北京大学等校学生一起，向段祺瑞政府示威请愿。
原本埋头数理化的他，如今埋头于翻译马克思学说著作。那在《民国日报》上发表的文章，只是他在翻译之余写下的心得而已。他译出数十万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问题总览》。
他意识到中国实在太落后了。抱着“实业救国”的愿望，在1913年考取湖南留日官费生，去日本学理工科。
走了张东荪，走了戴季陶。
此人便是李达，号鹤鸣——毛泽东总是喊他“鹤鸣兄”。
也正因为这样，李达跟陈独秀才见了一次面，陈独秀马上抓住了他：“你搬过来，到我这儿住，帮我编《新青年》！”
北京大学学生们在北京大学西斋饭厅召开了欢迎大会。主持大会的便是后来成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的许德珩。李达和许德珩都在会上发表了演说。
[1]《李达自传》，《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4月第8期。[2]李达：《沿着革命的道路前进》，《中国青年》1961年第13、14期合刊。
陈独秀的发妻高晓岚所生长子、次子陈延年、陈乔年，原在上海震旦大学学习。就在陈独秀抵沪前夕，陈延年、陈乔年获准赴法勤工俭学，于1920年1月离沪，坐船经香港、海防、西贡、新加坡、吉布提、苏伊士运河、塞得港，到达马赛，在2月3日乘火车到达巴黎。
李达，1890年出生于湖南零陵县一户佃农家庭。在兄弟五人之中，唯有他得到了读书的机会。
来了陈望道，又来了李达。
这封血书震撼了李达的心灵。他敬佩那位不惜用鲜血写信的徐特立……
一年之后——1919年的6月18日和19日，由邵力子主编的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接连刊出《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两文，署名“鹤”（取自李达的号鹤鸣）。这位“鹤鸣”冼生终于“鸣”起来了，“鸣”出了社会主义之声，清楚表明了他向“左”转。
时值暑假，李达作为留日学生总会理事从日本回到上海，参加中国学生联合总会的工作。
虽然这次请愿没有取得多大效果，不过，却使李达由“实业救国”转向了“革命救国”。
当然，随着李达迁入渔阳里二号，那位王小姐也就常常光临那里。
在日本，他的心境是矛盾的，痛苦的：
中国留日学生组成了“留日学生救国团”决定“罢学归国”、“上京请愿”。这个救国团的领袖人物之一，便是李达。
李达曾如此回忆道：“我回到上海以后，首先访问陈独秀，谈起组织社会革命党派的事，他说他和李汉俊正在准备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就邀请我参加，做了发起人，这时的发起人一共是八人，即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当时在日本）、杨明斋、李达。每次开会时，吴廷康（即维经斯基）都来参加。……”[1]
1920年8月，一位身材壮实、三十岁的男子，刚从日本归来，前往渔阳里二号拜访陈独秀。
陈望道搬过来了，李达搬过来了，渔阳里二号里住着三位“笔杆子”，同编《新青年》，同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大计。
另一件事是同学们为了抵制日货，把日本生产的文具堆在操场上，用火烧毁。点火时，发觉火柴也是日本货！可是，点火的同学在点火之后，不得不把这盒日本火柴留下来。因为倘若把这盒火柴也烧掉的话，下一回烧日货就没有火柴了！
李达的到来，使正在筹备之中的中国共产党，添了一员虎将。
写信者名叫徐特立（后来他成为毛泽东的老师）。他断指写血书，号召青年学生们投入反日救国运动。
这样，李达成了中国早期为数不多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较深了解的人。
回到日本之后，李达找来许多日文版马克思主义著作，埋头钻研起来。他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卷，读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等。
5月中旬，李达率“留日学生救国团”一百多人抵达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