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下旬，浑身水湿的一列客车驶入上海站。不论是维经斯基夫妇，还是萨赫扬诺娃和杨明斋，都不习惯于上海潮湿的雨天。他们登上黄包车，把车前的油布挡得严严实实的。与他们同来的朝鲜人安氏，也雇了一辆黄包车。
他在北京时，便听说上海大东旅社的大名，所以下了火车，用他那一口山东话吩咐黄包车夫拉往大东旅社。黄包车夫一听大东旅社，就知道该往什么方向拉。后头的几辆黄包车，也就跟着在雨中鱼贯而行。坐在这种人力车上，杨明斋心中真不是个滋味儿，然而他却必须装出一副“高等华人”的派头。
当陈独秀知道了这位“记者”的真实身份，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异常密切。他们开始讨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这一问题……
“久仰！久仰！”虽然维经斯基来华之后才听说陈独秀的名字，不过，他在北京的那些日子里，陈独秀的大名差不多每天都闯进他的耳朵。他已经非常清楚陈独秀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正因为这样，他从北京专程赶往上海，“采访”这位“南陈”。说不上“久”，但“仰”却是确确实实的。
“不，不，在旅馆里谈话不方便。我陪他到你这儿来。”杨明斋说道。
当杨明斋从怀中掏出一封信，一看信封上李大钊那熟悉的笔迹，陈独秀马上变得热情起来，连声说：“请，请进！”
“我去看望吴先生。”陈独秀说。
杨明斋安顿好俄国人、朝鲜人住下，便下了楼。在南京路如潮般的人群中，杨明斋打听着四马路在哪里。哦，原来跟南京路平行的、相隔不过数百公尺的马路，便是四马路。
陈独秀平生头一回见到这位陌生的山东人，起初有点不悦，因为他那儿来来去去的都是熟人，怎么会让一个素昧平生的人知道他的住处？
进门之后，穿着白上衣、黑长裤的茶房便领着他们上了电梯。
依然春雨潇潇。两辆黄包车从喧闹的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拐进了安静的环龙路，停在渔阳里弄口。杨明斋撑开雨伞，维经斯基穿着雨衣，压低了雨帽，消失在弄堂里。
黄包车驶入繁华的南京路，在高悬“统销环球百货”六个大字的永安公司附近拐弯，便停了下来。杨明斋撩起车前的油布一看，迎面就是“大东旅社”的招牌。
打头的一辆黄包车里，坐着杨明斋。对于他来说，上海比北京更为陌生。他平生头一回来到这中国第一大城市，那“阿拉、阿拉”的上海话，简直叫他难以听懂。不过，比较起同行的三位俄国人和一位朝鲜人来说，他毕竟该负起“向导”之责。
维经斯基搬出了大东旅社，因为那个地方离环龙路远了一些，况且长期住在那里也不方便。
顺利地找到了亚东图书馆，从汪孟邹那里知道了陈独秀的地址，杨明斋便赶往环龙路渔阳里。
陈独秀关切地问起李大钊的近况，问起北京大学的近况。看罢信，知道李大钊介绍苏俄《生活报》记者吴廷康先生前来访问，陈独秀马上答应了。
在杨明斋的帮助下，维经斯基以《生活报》记者身份公开在上海活动。他“采访”了很多人。据档案记载，他会见过上海学生联合会的正、副评议长狄侃和程天放，会见过东吴大学学生代表何世桢……
两位客人出现在渔阳里二号的客堂间，陈独秀关紧了大门。
大约是白居易的诗句“渔阳鼙鼓动地来”太动听的缘故，上海除了环龙路有个渔阳里，在霞飞路还有个新渔阳里（今淮海中路五六七弄）。新渔阳里与渔阳里只有一箭之距。维经斯基常常往新渔阳里六号跑…… [1]这一地址几乎无人知晓或注意，但1933年3月出版的《陈独秀评论》一书中仿鲁的《清算陈独秀》一文，却偶然透露了这一鲜为人知的住处，并说该址于30年代已成了“道路协会”，会址。
永安公司是上海南京路上的四大公司之一，大东旅社是永安公司附设的旅馆，就在永安百货商场的楼上。永安公司是在118年9月5日开业，翌日则是大东旅社剪彩大典。在当年的上海滩上，大东旅社名列一流旅馆之中。
第一次谈话在客客气气中开始，客客气气中结束。维经斯基和陈独秀的第一次会面，似乎双方都在观察着对方。也许，维经斯基对陈独秀的揣摩更多一些。
初次的会晤，只在三人中进行。维经斯基讲俄语，陈独秀讲汉语，杨明斋当翻译。双方的谈话，大都是彼此介绍各自国家的情况。维经斯基向陈独秀介绍十月革命后的苏俄，陈独秀则介绍五四运动后的中国。
杨明斋一行下车之后，便见到大门两侧挂着金字对联：“天下之大，居亚之东。”那“大东”之名，便是从这副对联中各取末一个字组成的。
客房里相当考究，打蜡地板，皮沙发，大铜床，既挂着蚊帐，又装着水汀。刚刚在沙发上坐定，茶房便送来滚烫的冒着蒸气的毛巾，给客人们擦脸。
雨渐渐住了。天气日益转暖。在杨明斋的陪同下，维经斯基一回又一回光临渔阳里。他和陈独秀的谈话，从客堂间转到楼上，声音慢慢压低。
维经斯基和他的代表团迁往法租界霞飞路七一六号[1]住了下来。为了便于对外联系，他们在英租界爱华德路挂出了苏俄《生活报》记者站的牌子。维经斯基在上海“安营扎寨”，开始认真执行他在海参崴接受的使命。
“清明时节雨纷纷”。4月的上海，毛毛细雨不住地飘飘洒洒。
五楼，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两侧是一间间客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