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看了则说：“叫包惠僧去上海看一看。”
如今，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展览场地已经显得狭小，自1998年6月起开始扩建——原纪念馆保持原貌，在西面新建一幢仿造上海石库门式的建筑。扩建之后，陈列面积比原先扩大了四倍。
1951年5月，中共上海市委派杨重光带着照片专程赴京。
终于，在翌日——1952年7月1日的上海《解放日报》上，首次公开披露了消息，在第二版上登载新闻《上海市革命历史纪念馆经一年修建已初步完成》。在同一版上，还发表了杨重光的文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记上海三个革命历史纪念馆》。
1951年9月16日，在上海蒲柏路十四号，两位干部模样的人物，正在办理承租私房的手续。这儿是“戴瑞记经租处”——陈老太的账房所在处。那两位租房者，是上海市公共房屋管理处的干部。他们受中共上海市委的委托，向大房东陈老太租下兴业路七十六号和七十八号两幢石库门房子。
于是，1953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李兰天、杜民奉命来到北京西四羊市大街四十八号，寻访内务部研究员、五十九岁的包惠僧。他本名包道享，又名包晦生，后来改名包惠僧。他也是中共“一大”的出席者，历尽风风雨雨，1949年11月从澳门返回北京，安排在内务部工作。毛泽东记起了这位老朋友，要他写点回忆文章，并到上海实地踏勘。
王冶秋、胡乔木看了模型之后，转呈毛泽东、董必武观看。
中共上海市委很谨慎，没有马上把兴业路上那一排房子确定为中共“一大”会址。市委派人把兴业路、《新青年》编辑部、博文女校三处拍了照片。
后来，又增加了周而复、叶以群为管理委员。
我到农业部找到李书城。他说：“那时我家在法租界望志路一○六、一○八号，现在路名和门牌都改了。”……
不过，那时，兴业路七十六号上的“恒昌福面坊”几个大字，仍刷在墙上。屋里，则挂起了马克思像、列宁像以及毛泽东手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952年5月22日，中共上海市委购下了兴业路七十六号、七十八号——不再是向陈老太租赁了。在管理委员会指导下，中共“一大”会址进行了初步修缮，屋里也作了些布置。
两天后，胡绳告诉我，毛主席和董老（引者注：董老，即董必武。毛泽东和董必武均为中共“一大”代表）都看了照片。他们说：博文女校是“一大”召开期间代表们住的地方，开会地点是在“一大”代表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的家里。李书城在新中国成立后任农业部长，胡绳要我找他弄清确切的地址。
王冶秋还叮嘱：“做成模型送北京。”
现摘录杨重光的文章于下：
叶飞的耳朵尖，成为中共“一大”会址的第一个参观者。他曾经担任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福建省省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司令员，兼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他在1952年6月3日来到兴业路。那时，中共“一大”会址尚在内部整理之中，从不对外接待。
这样，李汉俊的旧居，被中共上海市委租了下来。
在上海复兴公园北面兴业路、南昌路、太仓路这几条毗连的路上，有三座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有着极其重要意义的房屋。这就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地方——党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房屋，党成立后的第一个总部，以及在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毛主席等代表住宿的地方。去年中共上海市委曾派了专人，经过几个月的勘察和对证，找到了原来的房屋，经过了修建，恢复了房屋的原状，正式成立了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第一馆、第二馆和第三馆。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一周年的今天，这几个纪念馆的成立，应是极有意义的事。
董必武作了“裁决”。他说：“当年开会不在楼上，而是在楼下，会议室应该布置在楼下。”
双方就这样谈定了租赁手续。所谓“折实单位”是解放初所实行的一种以实物为基础而以货币折算的单位。当时的房租、工资、公债之类都按折实单位计算，为的是不受物价波动的影响。这种制度一直实行到1954年底才告结束。在起租时，每折实单位约合人民币旧币五千五百元，即现在人民币五角五分，亦即月租为人民币新币二十三元左右。
1954年3月，包惠僧与李书城夫人薛文淑一起来到上海。包惠僧出席过中共“一大”，而薛文淑则是当年望志路一○六号的女主人。他们详细回忆当年的情景，使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布置越来越接近于原貌。只是薛文淑指出会议是在楼下开的，一时定不下来——因为李达说是在楼上开的。当然，薛文淑的回忆，显然比李达可靠。因为薛文淑是那里的主妇，天天在楼下吃饭，餐桌便是那张长方桌，而中共“一大”的代表们是围着长方桌开会的，理所当然是在楼下。
五四运动促成了中国工人运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合，在“五四”运动的后一年，先后在中国好几个中心城市，如：上海、北京、长沙、汉口、广州、济南等地，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1日，中国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选举了十二个代表（引者注：现在也有人认为应是十三个），在中国工业的中心和当时的工人运动中心——上海，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第一馆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故址。在三十一年以前，这里是望志路一○八号，现在是兴业路七十八号，也是黄陂南路（即前贝勒路）树德里七号。这是一座临街的两层的普通弄堂房子。在三十一年以前，即1921年7月1日（引者注：实际上应是7月23日），中国共产党就在这座房屋的楼上（引者注：后来经董必武等实地回忆是在望志路一○六号楼下），正式成立了。当时出席的代表十二人，代表了约五十个党员。毛泽东同志代表湖南党的组织。当时会议室的布置很简单，只有一个大菜台，周围可坐十余人。……
市委叫我把照片送到北京中南海。到京后，接待我的胡绳同志答应把这些照片呈请中央领导同志看看。
于是，“恒昌福面坊”招牌被铲掉了，巨大的“酱”字被铲掉了，外墙上的石灰被铲掉了，“混水墙”变成当年的清水墙——露出了青砖与红砖。
这么一来，中共“一大”会址得到了证实。
“今日起租。”干部答。
李达，毛泽东的老朋友，毛泽东总是称他“鹤鸣兄”——他字永锡，号鹤鸣。他是中共“一大”代表，和李汉俊共同筹备中共“一大”，他当然比杨淑慧更加熟悉李汉俊的家。解放后，李达担任湖南大学校长（自1950年2月至1953年元月）。
就在消息见报的当天上午11时，上海市市长陈毅以及潘汉年、方毅、刘长胜、陈丕显、王尧山等赶往兴业路，参观了中共“一大”会址。
不过，毕竟事关重大，中央又委托李达前往上海，实地看一看。
中共“一大”纪念馆自从1952年建立以来，至2003年6月已经累计接待了海内外参观者一千多万人次。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章（引者注：应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党章是中共“二大”通过的），选举了党的中央机关，组织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在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目标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
中共上海市委开始动员“恒昌福面坊”乔迁。
李达的认可，富有权威性。于是，兴业路上那一排石库门房子，被肯定为中共“一大”会址。
董必武说出了令人信服的理由：“当时不似现在，人家有女眷，我们怎么好走到楼上去开会呢？何况那时我们的会议还有外国人参加。”
在这个管理委员会成立后的两个月——1951年12月18日，兴业路上的小菜场，被迁往淡水路。
1956年春节，事先没有接到任何通知，一辆轿车驶入兴业路。从车上下来一位白发长者，留着白色髭须，那面孔是报上照片里常可见到的。哦，是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共“一大”代表、七十岁的董必武！
董必武的话，一锤定音。从此，那长方桌从楼上搬到楼下，完全恢复了历史原貌。
“哟，我们住的原来是一块宝地！”“恒昌福面坊”的老板得知内中原委，高高兴兴答应搬走。
当天，苏联塔斯社记者闻讯，也赶到兴业路。于是，在上海发现中国共产党“一大”会址的消息，迅速传到了国外。
“今日起租？”账房问。
不过，搬迁总要有个过程，搬迁之后还要修缮。这样，195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三十周年大庆，作为中共诞生地的兴业路七十六号、七十八号，那里还挂着“恒昌福面坊”招牌。
“租金四十二点四折实单位。”
于是，马克思像、列宁像、毛泽东手迹被取下来了——因为当年开会时，墙上没有挂。
杨重光是这样回忆的：
这年冬天，国家文物管理局局长王冶秋从北京来，参观了中共“一大”会址之后，说了一番很重要的话：“革命历史纪念馆的布置应该完全恢复当年原状，使来馆景仰者能想象当时情景生肃然起敬之感。”
“好，按月照付。”
董必武兴致勃勃，当场挥毫题词。他借用《庄子·内篇·人间世》的一句话，写下自己的无限感慨：
叶飞之行，很快在中共中央华东局内传开来了。在“七一”前夕——1952年6月30日，魏文伯、曾希圣、柯庆施光临兴业路，成为那里的第二批参观者。
李达来到上海兴业路，步入“恒昌福面坊”。他连连点头说：“是在这里，汉俊的家是在这里。”
这八个字，概括了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简”到“巨”的历程。
董必武看了说：“是这座房子。”
二十来天之后——1951年10月8日，中共上海市委发出通知：把兴业路上中共“一大”会址、老渔阳里二号《新青年》编辑部和博文女校，都辟为革命纪念馆。为此，成立了管理委员会，由夏衍牵头，担任主任，委员有恽逸群、陈虞孙、方行、沈之瑜、杨重光。管理委员会负责这三处革命纪念馆的修复、整理以及筹备建馆工作。
不过，薛文淑没有出席会议，而李达是中共“一大”代表，李达的话势必比薛文淑更富有权威性——尽管李达只在那里开过几天会。人们仍遵从李达的意见，把会议室布置在楼上，供人瞻仰。
模型在1953年春做好了。这年6月19日，中共上海市委派沈子丞带着模型前往北京，送到中共中央宣传部。
“作始也简，将毕也巨。”（《庄子》原文为：“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言者，风波也；行者，实丧也。”）
这样，那排石库门房子前面不再嘈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