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湖南的一批学生要到欧洲勤工俭学，毛泽东支持他们出国，但他自己并不想去欧洲。
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里，杨昌济找到了主任李大钊：“李先生，我有一位学生从湖南来——毛生泽东。此生资质高，为人勤奋。不知李先生能否为他在图书馆里安排差使？”
这位杨府新客，便是“二十八画生”！
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工作了半年，经上海，回湖南去了。这位“二十八画生”，当时尚未在中国革命中崭露头角，然而这半年，北京大学、《新青年》、“北李南陈”给予他的深刻影响，使他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片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毛泽东还去拜访那位从美国归来的胡适——虽然胡适只比他大两岁，可是吃过洋面包，挂着“博士”、“教授”头衔，比毛泽东神气多了。毛泽东曾组织在北京的新民学会会员十几个人，请蔡元培、胡适座谈，“谈话形式为会友提出问题，请其答复，所谈多学术及人生观的问题”（《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1号）。
就在《新青年》杂志推出一篇又一篇彪炳显赫的雄文之际，在1917年4月号，登出了一篇《体育之研究》。
当时，这位“二十八画生”，还只是二十四岁的湖南小伙子。直到他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领袖，笑谈“二十八画生”的来历时，人们才恍然大悟：“你把我的姓名数一数，总共多少笔画？”
这对于来自外乡农村的毛泽东来说，已是很大的满足了。
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我在他的影响之下，读了蔡元培译的一本伦理学的书。我受到这本书的启发，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那时我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杨昌济老师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赏我的那篇文章。他给了我一百分。[2]
推算起来，这是“二十八画生”头一回跟陈独秀结下文字之交。
当1909年春，杨昌济从日本来到伦敦的北淀大学学习时，在那里结识一位名叫章士钊的中国留学生。
毛泽东也去拜访了比他大十四岁的陈独秀。“我第一次同他见面在北京，那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那是“二十八画生”——毛泽东，平生头一回来到北京。举目无亲而且又是借了钱到北京的他，投宿于恩师杨昌济家中。
在1936年，毛泽东还曾对斯诺谈及如下回忆：
但是我并不灰心。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在新闻学会里，我遇到了别的学生，例如陈公博，他现在在南京当大官了；谭平山，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之后又变成所谓“第三党”的党员；还有邵飘萍。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1926年他被张作霖杀害了。
毛泽东的《体育之研究》写罢，曾请他的恩师杨昌济先生指教。杨昌济是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求学时的老师。毛泽东这样谈及杨昌济：
哦，“毛泽东”（毛泽束）——整整二十八画！
过了好多年，当毛泽东跟斯诺谈及这段经历时，他说：“李大钊给了我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工资不低，每月有八块钱。”[3]
他和这些学生一起来到北京。
[1]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125页，三联书店1979年版。[2]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121页—122页，三联书店1979年版。[3]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127页，三联书店1979年版。[4]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127页，三联书店1979年版。
1917年，章士钊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便向蔡元培推荐杨昌济到北京大学出任伦理学教授。蔡元培当即以校长名义，给杨昌济寄去聘书。于是，杨昌济于1918年春由长沙来到北大任教。
《体育之研究》是迄今发现的毛泽东公开发表的最早的文章。也就是说，毛泽东的处女作是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
显而易见，这是一个笔名。作者不愿透露真姓实名。
“好，好，你请他来。”李大钊一口应承。
李大钊带着毛泽东来到北京大学红楼一层西头第三十一号的第二阅览室，让他当助理员。
我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我的思想越来越激进。……[4]
那是陈独秀从一大堆来稿中，见到这篇寄自湖南的《体育之研究》。虽说文笔尚嫩，但是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何况《新青年》杂志的文章很少涉及体育，便把此文发排了。
此文作者的名字是读者所陌生的：“二十八画生”！
我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时候，还遇到了张国焘——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康白情，他后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加入了三K党［！！！］；段锡朋，现在在南京当教育部次长。也是在这里，我遇见而且爱上了杨开慧。她是我以前的伦理学教员杨昌济的女儿。在我的青年时代杨昌济对我有很深的影响，后来在北京成了我的一位知心朋友。
这时，杨昌济在北京大学结识了一位年轻的哲学讲师，叫梁漱溟。此人的本家兄长梁焕奎与杨昌济有着旧谊。梁漱溟跟杨教授切磋哲学，相谈甚洽。于是，常常造访豆腐池胡同杨府。
毛择东用这样一句话，概括了他在北京大学时的收获：“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北京对于毛泽东来说，开销太大了。他不得不寻求一份工作。
从1918年8月中旬起，梁漱溟每当晚间叩响杨府大门，常见一位个子高高的湖南小伙子前来开门。他跟梁漱溟只是点点头，偶尔说一两句寒暄之语，听得出湖南口音很重。开了门，他便回到自己屋中，从不参与梁漱溟跟杨昌济的谈话。
“你的你、每天的工作是登记新到的报刊和阅览者的姓名，管理十五种中外报纸，月薪八元。”
这年6月，杨昌济把家眷也接往北京，在鼓楼后豆腐池胡同十五号安家。他和妻子向振熙、儿子杨开智、女儿杨开慧住在一起。
李大钊对毛泽东说道。
翌日，杨昌济便领着瘦长的毛泽东，去见李大钊——这是二十五岁的毛泽东头一回与二十九岁的李大钊会面。
其实，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月薪六百元；文科学长陈独秀，月薪四百元；教授，月薪起码二百元。
写《体育之研究》时，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19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1]
毛泽东有了工作之后，有了收入，就搬到北京大学附近的景山东街三眠井胡同七号一间普通的民房里，跟蔡和森、罗学瓒、张昆弟等八人住在一起，“隆然高炕，大被同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