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7月2日，八十五岁的包惠僧早上起床后说腰痛，叫家属到北大医院去拿了点药。下午，他在家看文件。那时，全国政协开会，发了许多文件。
谢缙云还拿出另两份证书，给笔者看。
回到北京，周恩来见到包惠僧，作了长谈后说道：“你过去不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你对党要有个交代。”
1948年，蒋介石政府风雨飘摇，从南京撤往广州，包惠僧申请遗散，带着家眷到了澳门。
校长刘澜涛
自从脱离中国共产党之后，包惠僧先是在上海卖文为生，办《现代中国》杂志，混了三年半。
这篇文章是以当事者亲历的笔调，记述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显然，作者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包惠僧不用真名而以笔名“栖梧老人”发表回忆文章，是因为他大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之感。
周总理给我的礼遇和温暖，我几乎感激得流出泪来。1950年，我在“革大”（引者注，即“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的简称，当时设在北京颐和园附近）政治研究院学习一年，12月初毕业后即分配到内务部研究室任研究员。
这样，周恩来安排包惠僧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
任命包惠僧为国务院参事。总理周恩来
据云，那是包惠僧胆小，做了国民党的官，生怕特务耳目众多，不敢再与共产党老朋友来往，故董必武出此言。
笔者又问及“惠僧”两字的来历，谢给云说出了鲜为人知的原因：“他本叫包晦生。跟董必武初识之后，董必武给他写信，写成了‘包惠僧’。后来，他干脆就改用‘包惠僧’——以至现在流传于世的名字，就叫‘包惠僧’。”
毕业证书研字第0042号
他，新闻记者出身，写文章原是看家本领。他如此“不敢写”，是有着他的重重顾虑……
1936年，包惠僧由武官转为文官，任内政部参事。他在陈独秀临死前，去江津看望，那时便在国民党政府内务部做事。1944年起，任内政部户政司司长。1947年改任内政部人口局局长。
他在病中熬过了那苦难的十年，心脏病不时发作。
在成为国务院参事之后，包惠僧的心境好了些，从“不敢写”到开始写回忆文章。他的笔名“栖梧老人”，出现在《新观察》上。
1957年，包惠僧曾在国务院党外人士鸣放座谈会上，说过一些话。反右派之后，他沉默了一段时间。
其一：
抵京后，董必武见了包惠僧，埋怨他道：“你那时做了国民党的官，就不要共产党的朋友了？！”
他脸色煞白。那是因为腹主动脉瘤破裂，大量失血。
在“文革”中，包惠僧受到了冲击。国务院参事室人员复杂，各种来历者都有，有人贴了他的大字报。一个拄拐杖的参事，甚至用拐杖打了包惠僧的右腿。他病倒了，躺在家中。
他是在1949年11月从澳门回到北京的。如他所言，最初，“我除了学习以外，甚么事也不敢做。谢觉哉部长常鼓励我写点‘社会观感’、‘人口问题’之类的文章，其他领导同志也鼓励我写有关革命历史的故事，我都不敢写。……”
如他在回忆录中所写：
外国的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的专家们当即把此文看做是研究中国共产党“一大”的重要新文献。他们在写作论文时，引述了这篇文献，并注意到以“栖梧老人”名义发表的其他著作。
1971年，大夫发现他的肚脐附近有个瘤，诊断为“腹主动脉瘤”。虽然大夫建议作切除手术，但他和家属考虑到他年事已高，身体衰弱，未动手术。
学生包惠僧现年五十七岁，系湖北省黄冈县人。在本校政治研究院第2期第4班修业期满，准予毕业。此证。
笔者见到了包惠僧的毕业证书：
他晚年的主要贡献，是为后人写下了近百万字的回忆录。他当过记者，又参加过中国共产党“一大”，而且参与中国共产党1927年7月前的一些重要活动，因此他的回忆录富有史料价值。尤其是关于中国共产党“一大”，他和张国焘两人是留下回忆文字最多的。虽然因事隔多年，包惠僧的回忆有一些不准确的地方，而且又明显地回避了某些问题，但他毕竟还是尽力做好这项工作——这是毛泽东关照中宣部让他做的工作。
家属一连打了八次电话，大夫终于赶来。做工人呼吸，无效。夜10时40分，包惠僧离世。
不过，周恩来在重庆，曾去国民党政府的内务部，会见部长张厉生。那天，周恩来走出张厉生的办公室，见到包惠僧，向他表示过欢迎他归来之意。所以，后来他到了澳门，终于下定了决心给周恩来发去电报。
这三位海外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的专家的分析、判断，完全正确：“栖梧老人”，正是当年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包惠僧。
1931年，借助于他与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有过共事关系，当上蒋介石的陆海空军总司令部的参议。“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任命包惠僧为军委秘书，兼任中央军校政治教官。
他给北平打了电报，表明自己的态度。
1924年，他奉中国共产党之命加入国民党，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与校长蒋介石共事。
吃过晚饭后，他看电视。那天播映的是电视剧《伽利略传》。他觉得很枯燥，看不下去。于是，邀老邻居三人，在客厅打扑克。打到9点多，他忽然把扑克牌一甩，说腹部不舒服。他朝卧室走去，往床上一倒，就再也没有起来。
[1]载《中国季刊》第56期。
笔者问谢缙云，“栖梧”两字的含意是什么？她答道：“包先生从澳门回到祖国大陆，觉得新中国如同一棵茂盛的梧桐，而他只是飞来栖息其间的一只小鸟。这笔名也反映出他的自卑心理。”
1952年8月20日内务部第二十二次会议任命包惠僧为本部参事。谢觉哉部长
其二：
在1927年“四一二”政变之后，包惠僧脱离了中国共产党。他在《包惠僧回忆录》中，是这样自述脱党的经过的（写于1966年4月11日）：
据包惠僧夫人谢缙云回忆（笔者在1990年6月22日访问了谢缙云），包惠僧1949年住在澳门柯高马路88号楼上。他在9月上旬，给周恩来发去电报，原文如下：
1957年4月29日
他终于下了决心，回到当年的中国共产党朋友中去。
1950年12月
1957年7月1日出版的《新观察》杂志，刊载了署名“栖梧老人”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见闻》一文，马上引起了海外的注意。
约一个星期，接到中国共产党复电，叫我回来。我于1949年11月回到北京。回北京第二天，董老（引者注：即董必武）请我吃饭。他对我说：“你回来是党中央作出的决定。”同年12月25日，周总理请我到中南海吃饭。他同我见面之后，对我还是以老朋友相待，我们作了长谈。
在“革大”，包惠僧开始清理自己的思想，改造自己的思想。他在学习中十分积极。有一回，学生们去种树，他这个“老学生”也参加了。在劳动中他晕倒，被抬到校医务室检查，查出心脏病，医生劝他回家休息。包惠僧说：“我回家，就不能完成周总理交给我的学习任务。”他在学校宿舍里养病、学习，一直坚持到毕业。
北京人民政府周总理恩来兄鉴：兄等以廿余年之艰苦奋斗得有今日，良堪佩慰，尚望以胜利争取和平，以和平与民更始，吊民伐罪，天下归仁也。南天引颈，曷胜钦迟，一有便船，当来晤教。弟包惠僧叩。
包惠僧面临着抉择：去台湾？去北平？还是留在澳门？
此后，历任黄埔军校高级政治训练班主任、黄博军校教导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武汉新闻检查委员会主席、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筹备主任。1927年1月，出任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在他去世之后，他所留下的大量回忆录手稿，由人民出版社编辑、整理，夫人谢缙云协助，于1983年出版，全书三十二万字。
就这样，包惠僧从国民党政府内务部局长，经过思想改造，转为共产党政府内务部参事。
教育长侯维煜
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之后的最初几年，他的表现是不错的。他先是在上海参加编辑《劳动周刊》。自1922年起，他历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支部主任、中国共产党北京区委员会委员兼秘书，中国共产党武汉区委员会委员长。
扫“四旧”的风声正紧。在极度的痛苦之中，包惠僧生怕惹是生非，叫子女把陈独秀写给他的一百多封信，付之一炬！他原本是非常珍惜这些信件的，曾一一裱糊，装订成册，封面上题《陈仲甫先生遗墨》，还特地写了前言，以作永久保存。这些信化成了灰烬，再也无法重新得到了……
我约在（1927年）7月20日前后，奉共产党中央军委周恩来同志之命，到南昌待命，并准备接江西省军委工作。我先到南昌，周恩来同志后到，他告诉我：“不必在江西作长久之打算，要随军南征。”派我任《前敌日报》主编。《前敌日报》没来得及成立，南昌宣布起义。事有凑巧，我又病了，周恩来同志叫我在南昌暂时潜伏，如赶不上队伍，即到武昌去找组织。他给我写了介绍信，我在南昌一个表亲家里住了一个多月，才化装逃出南昌，到九江搭船回了我的故乡黄风。当时白色恐怖遍地皆是，在乡下也住不下去，遂到武昌，也没有找到组织。武汉也呆不下去，即带着妻子逃到江苏高邮（妻家）暂行避难。在高邮住了两个多月，风声不好，才逃往上海。我会见了李达（他此时已脱党多年）、施存统、马哲民等。上海的情况很混乱，我遂和这些人一起走了失败主义的道路，消极脱党。
道夫·宾在他的《对〈有关斯内夫利特战略的中文资料〉一文的答复》[1]中指出；“让我们首先来谈这个栖梧老人。1957年他写了四篇文章和一本书，从互相参照这些材料的内容来看，作者无疑就是包惠僧。周策纵教授和W·郭两人都证明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