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君子》也是喜剧手法与闹剧手法的完美结合。第四幕让奥尔贡藏在桌子下面是富于喜剧色彩的安排。达尔杜弗的表白越坦率，就越是引人发笑，因为观众知道奥尔贡在偷听，而妻子既是在对达尔杜弗说话，更是在对奥尔贡说话，她不断挑逗达尔杜弗，以便使丈夫觉悟。奥尔贡倒沉得住气，始终没露面，急得妻子不断暗示他出来。最后奥尔贡才在达尔杜弗出去张望的时候跑出来，躲在妻子身后，直到伪君子动手动脚，才迎上前去，这时喜剧达到了高潮。
1645年初春的一天，法国巴黎的一个监狱关进来一个脸膛赤红、浓眉大眼、极富表情的青年。这个看上去很适合做一个喜剧演员的青年就是法国17世纪杰出的喜剧大师莫里哀。
莫里哀的喜剧沿用了古典主义的优点而不受其束缚。他化腐朽为神奇，以高度的技巧妙用三一律。莫氏喜剧种类和样式多样化，已超越古典主义的范围。他又是法国芭蕾舞喜剧的创始人。他的喜剧坚持平民趣味，善于在风趣、粗犷之中表现出严肃的态度。他的喜剧不是纸面上的读物，都是直接为舞台演出而写作的。他的喜剧语言是日常生活用语的提炼，在舞台上显得特别自然生动。他崇尚平民精神，自觉站在人民大众一边，反映了他的反封建倾向。
——莫里哀
莫里哀描写任何一个性格，都不可能不在社会里遇到一个……他描写这一个，而描写的东西却能符合100个。
《伪君子》对宗教的尖锐讽刺引起社会的激烈风潮以至被禁止演出。莫里哀不得不三次修改他的剧本，把三幕剧改为五幕剧，让穿黑袈裟的达尔杜弗换上世俗服装，但讽刺宗教伪善的主题并未改动。他数次上书陈情都没有使他的这部名剧解禁。直到他死的那一年，《伪君子》才第一次公开演出，演出获得了极大成功，从此成为莫里哀的最受观众欢迎的剧本。
莫里哀（1622—1673年）生于巴黎一个具有“王室侍从”身份的宫廷室内陈设商家庭。1643年向父亲宣称放弃世袭权利，与贝雅尔兄妹等朋友组成“盛名剧团”在巴黎演出，在此时他取了艺名莫里哀。十几年流浪艺人的生活，使他历经坎坷，却加深了他对法国社会的理解，也磨练了他戏剧艺术的才华。他的剧本也同他本人一样历尽曲折，为了争取剧本的上演，他进行了不懈的抗争。他不仅是杰出的喜剧诗人、编剧、戏剧理论家，也是优秀的演员，他演技和噪子为时人所称道。长期紧张的工作使他积劳成疾，在《没病找病》演出后去世。
《吝啬鬼》(1668年)则塑造了一个视钱如命的吝啬鬼形象。阿尔巴贡是放高利贷发财的资产者。他在儿女面前装穷，嫌他的儿子在穿着打扮上花钱。对女儿的婚姻，他考虑的是对方要不要陪嫁。他放高利贷的债主竟然就是自己的儿子。他想续弦，却成了儿子的情敌。这些巧合大大加深了喜剧气氛，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在金钱面前赤裸裸的利害关系。
《伪君子》(1664—1669年)是莫里哀喜剧的最大成就。它的讽刺矛头直指教会。达尔杜弗是个披着虔诚的天主教徒外衣的骗子。奥尔贡和他的母亲被他所欺骗，像圣人一般地颂扬他，供养他。达尔杜弗则极尽演戏的才能，在一些琐屑事情上表现他的“崇高”的宗教德行：“有一天他祷告的时候捉住了一个跳蚤，事后还一直埋怨自己不该生那么大的气，竟把它捏死了。”鬼迷心窍的奥尔贡打算把爱女嫁给他，把财产托付给他，甚至把不可告人的政治秘密告诉他。在这个伪君子的挑拨下，奥尔贡驱逐了自己的儿子，并剥夺了其财产继承权。可是这个“上帝的意旨”的执行者竟然想勾引奥尔贡的妻子，他竟然恬不知耻地说：“如果上帝是我的情欲的障碍，拔去这个障碍对我算不了一回事。”真相大白后，他就利用奥尔贡告诉他的政治秘密来陷害对方。到了这时候，他还厚颜无耻地说，他之所以这样做，都是为了上帝，为了国王。达尔杜弗这个伪君子的形象讽刺了当时社会中那些披着慈善事业的外衣，实际上却干警察特务工作，暗中监视居民，陷害倾向信仰自由的人，达尔杜弗就是这些伪善信士的典型形象。
对达尔杜弗形象的塑造莫里哀独具匠心。达尔杜弗还没出场，观众就了解了达尔杜弗的性格——他是一个伪善者。前两幕是一场又一场的吵闹，在场的7个人在争执中亮相，他们争论的中心是怎样看达尔杜弗，这种间接描绘的手法使观众未见其人，先知其行，到他出场时所说的几句假虔诚的话，几乎成了对他的品行的绝妙讽刺。
《可笑的女才子》(1659年)是他第一部重要的现实主义喜剧，他嘲笑了法国封建社会生活附庸风雅、矫揉造作的丑态和贵族沙龙的所谓“典雅”的文学流派。因这部讽刺喜剧刺痛了自命风雅的贵族男女，一度被禁演。在《丈夫学堂》(1661年)和《太太学堂》(1662年)两部风俗喜剧中讨论了爱情、婚姻、教育以及其他社会问题。《太太学堂》的主人公阿尔诺耳弗年老、富有，相信金钱购买一切。他用钱买来年轻的阿涅丝，用贤妻良母的道德观念和摩西十诫的宗教思想教导她，想把她培养成为奴隶式的妻子。但事与愿违，阿涅丝爱上了青年奥拉斯，和奥拉斯结了婚。
莫里哀是古典主义作家，但并不拘泥于古典主义法则。他的喜剧具有鲜明的反封建、反教会的特色。他共留下33部剧作和8首诗。他的喜剧主要是为广大观众服务，而不是为狭小圈子里的贵族看客服务的。他不赞成用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认为它们束缚诗人、作家的才能。剧本写得好坏不在于这些规律，而在于是否能感动观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