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全要。'我指着那些明信片。我们的老板依然靠在墙上，受着可怕的忌妒的折磨，乘他不在旁边，他低声对我说： “你好。”
第二天，我们回到了巴黎。
'那我呢？我已和他结婚了，怎么办？'他望着我。他想必明白了许多事，而此前，他由于迟钝，一直忽略了而并不明白。他对我说： '安娜，我不能拿。'
“我看出来了。”他说。
我一直盯着那块面包。我叫起来：“既然他已给你扔在箱子里，那就不必还给他。”
他猛地抬起头来。这一次他没说他不能拿了。我对他解释：
哦！后来，我的生活中，一切都无关紧要了。我们赶上朋友。他们一点也没听到我们的谈话，只听见我的叫声，但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不过，他们看到我们买下了他们拒绝的商品，感到吃惊。
“是我送给你的。”
最先说话的人既不是他也不是我，而是我丈夫。只有他觉得这最初时刻持久的沉默难以忍受，想打破它。他做得很笨拙。
我记得，他的声音具有一种真诚恳求的意味。
我丈夫说他看不出有什么道理。
'你们买了他的蹩脚货？'朋友问。
我丈夫没搭腔。他已经在后悔这个有点浅薄的举动。
这时我丈夫回来了。但他似乎没有觉察。他抬起一个膝盖，把箱子放在上面。箱子被雨水泡得翘曲着，大概同他的衣服一样旧，想必他随身携带它已有不少时间。他打开箱子，里面乱放着十来个信封，全都同他手上拿着的那个一样。还有一块面包混在其中。除了面包和信封，箱子里再没别的东西。他把信封一个一个地全捡起来，递给我。
'我不愿意你还给他。'
有人要求你讲时，你讲吗？
这时，我们的朋友想起了某件事。他问我这桩罪行发生多久了。我说五六年。他告诉我，差不多就在那个时间，巴黎确实发生了一桩众说纷纭的命案。案犯年纪很轻，被害人是个著名的美国实业家。
何况，那天晚上，我只是很难克制自己，更难以保持沉默。我说了我所知道的而我丈夫尚不知情的事，这就是他二十岁时在巴黎杀了一个我不知其名的美国人。我说出了我知道的那一点点情况。
'不，'我说，'您搞错了，那是在西普里斯号上。'
然而，自从他娶了我，他本该想到这样的重逢有一天可能发生。
在中舱的光线下，我看不清她，而我很想好好看看她。不过这还可以克制。
'我们认识那个卖货人。'我丈夫说。
“不要钱，”他回答，“既然是给她的。”但我丈夫没有这样理解。他从衣袋内抽出一沓一千法郎面值的钞票，扔进了敞开的箱子里。由于箱子小，钞票散落在那块面包上，把它遮住了一半。钱很多，他看了一小会儿，便一张一张地捡起来。就像他刚才捡那些信封似的，只是稍慢一点。这时，我对他说：
我说必须这样，必须这样。
我问什么恶行，可谁也说不出来。我感觉到在整个世界上，只有我孤零零地和他在一起。我在手笼里紧紧抓住那叠信封。我相信，我仍像头一天那样爱他。
不管怎样，这句准确不过的话引我发笑。
'这桩命案一直扑朔迷离。'朋友继续说，'那是个夜晚，在蒙马特尔。纳尔逊·纳尔逊乘坐的劳斯莱斯轿车撞倒了一个年轻人。街道既窄又暗，劳斯莱斯开得很快。年轻人来不及让开，就被撞倒了。轿车的挡泥板撞到他头上，他血流如注。美国人让他上了车，吩咐司机去最近的医院。可到了医院，轿车里却只有那美国人被掐死的尸体。他甚至没来得及发出一声叫喊。司机什么都没发觉。纳尔逊·纳尔逊的钱夹不见了，据说里面装有一大笔钱。人们猜想他把钱夹拿出来要补偿受伤的年轻人，而这个年轻人见到那么多的钱就失去了理智。'我询问朋友，想了解更多案情，但他再也记不起什么了。
她不说了。
我感到我丈夫的手在我的胳臂下拉着我往前走。我用力挣脱。他松开了我。
他在激动中，给了我十件相同的东西。唯有花才是以这样的方式送的，凑在一起，扎成花束。然而我捧在手中的就是花。只有那些照片可能被看做是诲淫的。明信片上介绍艾菲尔铁塔和朝圣日的卢尔德岩洞。照片很薄，显然是从小册子上裁下来的，明信片同它们捆在一起，好让人在数量上产生错觉。
战争爆发了。时光如流。这一回，我直到四年后才又见到他。
这是他的方式，告诉我他记得一切。我应该……是的，像从前一样闭上眼睛。于是他就应该明白，对我也是同样，我完全记得一切。这种状态持续了几秒钟，但已足够使我们这次在黎明时分的重逢，具有了往昔工作之后相聚在我的房舱里同样的激情。我睁开眼睛，他仍在看着我。我恢复了镇定，再次对他说：
'不可能。正像您说的，人做他能做的事。我不能拿。'于是，我第一回对他说了我从来没对他说过的话。我是叫出来的，说我爱他。
'真的，滚珠轴承业？'
“不该这样做。”
'我不知道。怎么正好是滚珠轴承业大王。'
'你必须接受这些钱，因为我爱你。'我跑着离去。我丈夫跟着我。第一次我回头张望时，看见他没有试图来追我。他望着我远去。我从他手的形状猜想他还递着那沓钞票。到了小街下端，第二次我再回头张望时，已看不见他了，他走了。直到两年以后，我才又见到他。
我回答：“好。”
“你杀那个美国人时，大概拿的钱比这个少，少许多，不是吗？”
我们返回旅馆。
“你不再当船员啦？”
“你是在开玩笑。”他亲切地说。
“送给你。”
我也看不出来，不过这不要紧。我笑得连路都走不动了。
卡斯蒂利 翁切 洛 ， 她说 ， 除 非已经到了 罗西 尼亚诺。
“这不可能。”他说。
听了这话，朋友摆出内行的样子说：'一个怪家伙。'于是我告诉他们这是什么人。我偶尔有这种不合常规的举动。但我不认为这样做太冒失。我有充分理由，因为这些人像我一样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至于同他们讲而不是同别人讲，在我看来是一回事。我对我丈夫的所有朋友都所知甚少。
我问：
我想好好看看她的欲望，一下子变得很难克制了。
我对他微微一笑。有时候，心情恶劣的日子，这种日子有过许多，我以为他终于被人抓住、杀了。没这回事。一个这样的男人，不，不会的，这个世界依然自豪地容纳着他。他和这个世界是多么相称！他是最适合这个世界的一个居民，毕竟，他是深解它的奥秘的行家。啊！活着对这个人是多么合适！他突然重新出现，背后又有什么故事？必须经过多少循环交替，多少日日夜夜，多少饥饿、女人、牌局，多少命运的打击，才最终把他带到我的面前？我的经历在我看来有些可耻。他刚才微笑着说：“我看出来了。”难道不是想说'这是早在意料之中的'？我不愿谈这个话题。我对他说：
我对她微微一笑。
他很平静，稍微有点惊讶。
'啊，'朋友说，'你们认识他，那就是另一回事……'我问是怎么回事，可谁也说不出来。
我们进了我的房舱。她躺在铺位上，散漫，疲倦。我在她身边坐下。
后来呢？
'我想起来了，'朋友嚷道，'那人是纳尔逊·纳尔逊，滚珠轴承业大王。'
“您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没生气。
'可我不能拿，好啦！'他说。
他只消翻开一本，找西普里斯号前船主的名字就行了。我却没有任何办法再找到他。我等了三天三夜。他没有来电话。
说完这话，他稍稍避开我们，走到一座大楼门前，背靠在墙上，我想他感到不舒服了。但大概半真半假，不太厉害，不至于躺到地上。他一走开，我们就交谈了。他问我： “好吗？”
“是少许多，”他在打趣，“还不到一半。”
几周后，我想这样也许更好。拿着比他平时收入高出上百倍的钱，他大概是耐不住的。现在我依然相信他去赌博了。这是个在生活中从来就不顾一切的男人，他又一次没能顾及我。斗牌后，在我身边，他照样会萎靡不振。我宁愿他在厌烦我时去斗牌。我甚至最终从这种表面的不忠中，看到了一种无限忠诚的意愿。他和我一样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管怎样，”我说，“他数都没有数过。”
我还想喝一杯威士忌。 她说。
他捡完了钞票，用空着的那只手把钞票递给我丈夫，另一只手拿着信封。箱子里只剩下了那块面包。我对他说： “不，必须拿着。”
“这是习惯，”我说，“为了他可以说这不是你送给我的。否则，他自以为有失体面。”
不， 她说， 不过， 她犹豫了一下，略微有些难为情， 我免不了很想这样做。
'什么？'我丈夫问。
'他 曾是 水手，'我丈夫说，'在 安娜 号上 干过 六个月。'
听见这句问话，我们才意识到我丈夫就在这儿。
不， 她说， 不讲这事。我讲我愿意讲的事。不能毫无保留地对所有人讲。有时候。我说，我在做一次观光旅行。
他继续注视我丈夫，说：
你来。 我说。
“为了您放开她。”我丈夫有气无力地答道。
“我全要。”
回来后很难堪。我丈夫说他早就料到了，此人不可能待在上海。我提醒他别忘了我一直没让他过舒心日子。我第一次认定用空洞的诺言安慰他是没有用的。
他注视我丈夫。
'请您收下吧。'我丈夫说。
他一直递着那沓钞票。
我由衷地笑了。我有三年没这样笑过。我心里想，他老是使我感到惊讶。我说：
有时候， 她说， 我讲些别的事。
'确实，'我丈夫说，'游艇那时叫西普里斯号。'他又随便补充说那人从直布罗陀来。我说他既不来自直布罗陀也不来自上海，没人知道他从哪里来。
我记得很清楚。一旦独自回到我的卧室里，我就从容不迫了。我脱掉衣服，拉上窗帘，躺在床上。直到这时，我才取出那些信封，把它们一个接一个地打开。一共有十个。每个信封里装着十张照片和两张明信片，由一根类似酸奶罐上的细橡皮圈束住。每个信封里的十张照片和两张明信片都是一样的。
这样讲，我感到疲惫不堪。 她说。
'可我不能拿。'
在回旅馆的路上，我也突然想起一件事。他头上有一个伤疤，掩在浓密的头发里。有天晚上，他睡着时，我发现了这个伤疤。我很惊异，伤疤中间竟有一样类似黑刺的东西——那是劳斯莱斯轿车的漆——嵌在白色的头皮上，显得很突出。我觉得奇怪，但没有太重视。我甚至没问他这是怎么回事。
他始终感到惊讶，非常客气。我对他说：'告诉我，他能做出什么别的事？'
'这不可能，你明明知道，我不能拿。'
她停下不说了。
人会考虑这种可能性，考虑这种意外的情况发生时怎么应付，不是吗？可是，也许事情突发时，人考虑得太多，倒反而更加应付不了。他大概就是考虑得太多了。这个千思万虑的男人，这会儿却奇怪地一筹莫展。他问他：
我又去给她取了一杯威士忌。洛朗一直在酒吧，和另一个水手玩牌。他是那样全神贯注，连我进去都没看见。我回到甲板上时，她正倚着舷墙，在观看海岸。我把威士忌交给她。游艇从一个小港前驶过，码头是空的，几乎没有灯光。
'这是鼓励恶行。'他妻子说道。
我接过来，放在我的皮手笼里。信封冰冷。我想那块面包也该是冰冷的，他是靠着这些信封才能买下那块面包。总之，他送给我的是他充饥的面包。可我还是接下了。突然，我们听见： “这多少钱？”
我等了整整三天三夜，等他来电话。这不是我失去理智，他可以随心所欲给我打电话。所有电话簿上都有我的电话号码。
我想这是一种有益的疲惫。 我说。
“你怎么啦？”他问我。
“不，”他说，“不该这样做。”
'这不完全是他的错，他做了他能做的事。'箱子里一直只剩下那块面包。此刻我丈夫也在望着他，不接那些钞票。
对那些你带上船的人，你讲吗？
你经常讲这事吧。 我说。
'怎么那样巧。'
“她是我妻子。”我丈夫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