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爽快地答应了。我们不再吃东西，喝酒，越喝越多。想必也是由于天热，我们无话可说。于是她乐意给我讲讲他们在伦敦的生活——百无聊赖的生活。这回，在马赛重逢以后，她就再也忘不了他，在伦敦度过的无聊生活可能起了作用。然后和平到来，发现集中营，接着就是那个星期天——此前的日子没发生任何大不了的事——她决定返回巴黎。她是在一个下午走的，乘她丈夫不在，她给他留了一封信。她不往下说了。
我看了会儿书。 她说。
我们不能同时说话。 我说， 但总有一天我会对你说的，等着瞧吧。人人都有事可讲。
她抬起身子。
我们又聊了一会儿，议论老板和他妻子。老板给人好感，他妻子在一个角落里编织，长得相当标致。接着，自然而然，我又要她继续给我讲述。她料到了。
她望着我，我清楚地感到她完全摆脱了那段经历。
不要了。 我说。
明天到皮翁比诺， 她说， 如果你愿意，我们下船去。
我到了巴黎。到处走走，转悠了三天。自从五年前离开上海以后，我就再没走过这么多路。三天后的一个早晨，在一家咖啡馆里，从一张乱扔在桌上的报纸上，我看到了一则关于我丈夫的新闻。他自杀了。一个伦敦的英雄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是新闻的标题。以我丈夫的地位，这种事就成了新闻。可是你瞧，这多可怕，看到这则新闻时，我首先想到的，竟是既然上了报，他就有可能看到。这能让他得到有关我的消息。我的公馆被法国内地军占据，除了我卧室所在的二楼。我去找他们，请他们让我再住三天。他们答应了，甚至让我占用一条电话线。新闻发布后的那三天，我一直待在卧室里。看门人哭着给我端来吃的，她也看到了那则新闻。她说她能理解我的哀伤。那则新闻明确说，他是因为脆弱的神经禁不住战争太多的磨难而自杀的。我给直布罗陀水手三天时间赶到巴黎来会我，假如他不在巴黎的话。总之要肯定他还活着。我看书，记不清看些什么了。如果他没打电话来，我可能就自杀了。我决心一死，那是唯一的办法，可使我不去多想我离开伦敦时犯下的罪过。我恳求命运把他还给我，为此我给了他三天的时间。第二天晚上，我接到了他的电话。
她注视着我，等我说话。我去打开舷窗，又走回来，说道：你曾经是幸福的，即使只有六个月……现在，这是久远的往事了。 她说，又追问一句， 刚才你说什么来着？
现在你没有理由不再下船了。
我想不必了。 我说。
这不是他的错。 她温柔地说， 他甚至不知道我在找他。
噢。 我应了一声。
继续说。
她有些惊讶，但没有反驳。
是不是这种爱情和其他爱情大不一样？
我不太想看。 我说， 我在看孩子们。
那就是你的错了。 我说， 你想体验世间最伟大的爱情。
当时你认为说出来会使他不安？
讲下去。
我笑了。但她没笑。
她不坚持了。
我醉了， 她说， 这酒搞的。
谁不想体验呢？ 她问。
其他方面，你从没有过幸福……我对你说了，我大概有过，偶尔吧，这里或那里。不管怎样，这总是可能的，即使在最糟的情况下。
是威士忌，我没喝惯。
不是因为酒很好， 我说， 而是因为它清凉。
你还要我回我的房舱吗？
什么事？
此前你从没有对他说过你爱他吗？
你最好也看看书。
皮翁比诺或其他地方都行。 我说。
她有点难以明言地说：
不。 我说， 一天都没有过。
第二天早上，皮翁比诺已在我们眼前。我又没有睡好。睡得晚，却醒得很早。天气依然晴朗。我走上甲板时，船正进入皮翁比诺运河。一本意大利导游手册乱扔在酒吧的桌上，我拿起来看了看，皮翁比诺只是由于钢铁冶炼业重要才被提到。我同布律诺谈了一会儿炎热的天气，天就阴了。布律诺说，夏季头几场暴风雨正在酝酿中。然而在场的另一个水手不同意，说暴风雨还早呢。将近十一点，船靠码头时，她来了。她提醒我，我们要一起下船用午餐，然后她又不知去了哪里，可能回她的房舱了。
她等我解释。
我们在一起生活了五个星期，然后他走了。
那么，就这些，不要别的了？ 老板问。
我的生活，以后再说吧，很动人的。
这不成为理由， 我说， 我还是很想了解它的。
当然， 我说， 但是只有同他们在一起，同像他这样的人在一起，才能体验到。
我们走了不少路，接连喝了两杯。
下船吗？
天很热的时候， 她说，脸上微微泛起红潮。 吃不下。
它害人不浅。 我说。
然后更加犹豫地取出第四张。于是就终止在第四张，把那沓钞票折起来，放回钱夹。也就是在那时，他杀了他。我们再没有重提这件事。
你呢， 她问， 你有过幸福吗？
我越来越喜欢下船， 她说， 不过我还是不能没有船。
她等我说下去，笑眯眯的，目光里没有丝毫责备的意味。
正该这样。 我说。
你不健谈。 她很温柔地说。
老板端来色拉米香肠。我们吃了一点盘子里的香肠切片。接着他端来凉拌西红柿。西红柿是热的，想必刚刚从隔壁水果店的货架上取来。我们吃了一丁点儿。老板过来看我们。
有时候，某些日子，我止不住要喝酒。 我说。
要是有人以糟糕的理由爱上他们，错不在他们。 她说。
我也一样， 我说， 这有什么关系？你在信里对他说了什么？
她再次不往下说了，端量我，带点儿嘲弄，但始终非常亲切，说道：
这是个可悲的故事。
我在甲板上待了一个小时。游艇到来吸引了港口所有的穷孩子。洛朗和另外两个水手在码头上走着，等油罐车。洛朗不时同我聊聊，有一搭没一搭。油罐车到了，孩子们全都跑过来，围住车。灌油时，至少开始灌时，没有一个孩子不待在油罐车旁，专心致志地看着。油还没灌完，她就来到我身边。她穿了一件连衣裙。
我想是的。我的意思是，那些直布罗陀水手。
我喜欢这种酒。
在身份登记处的头两年，我搞过政治， 我说， 我想就是在那时，也只有在那时。
是他吗？你不喜欢他？
下吧。
不知道。 她说。
我不由得微笑起来。
她又一次不往下说了。
美国人从手里的那沓钞票上取掉别针，慢条斯理地数起来。他流了很多血，看不太清，但他看见那人数钱，只有这个，他一目了然。一千法郎。他对我说他依然记得那人白皙而肥实的手指。两千法郎。那人又瞥了他一眼。接着他犹豫了，拿出第三张票子。
我同意。喝了酒，我又感到疲乏了——自从认识她以来，我确实没好好睡过。可这种疲乏很奇怪，难以解说，也不使我犯困。我因这种疲乏而吃不下东西，有点像四天前，游泳以后在旅馆棚架下的情形。当时在葡萄的绿色光线下，我是头一次再见到她，现在她的脸就像那天一样。她吃得比我略多一点。可能疲乏在滋养我的身体，还有酒，谁知道呢？我又要了一大肚瓶的散装酒。
我记不太清了，说了我对他的友谊吧。我还对他说我知道失恋的悲痛，可我再也不能仅仅为了免得他悲痛而活着。我说如果命运——我是说了命运——没有把我同直布罗陀水手如此离奇地拴在一起的话，我可能也会爱他的。
我们下了船，开始寻找一家饭馆。找了很久，很难找到。港口挺大，但少有游客停留。街道笔直、崭新而凄凉，没有树，两边都是同一规格的大楼。街道大部分不是用碎石铺的，积满尘土。商店不多，偶尔有一家水果店，一家肉铺。我们走了很久，才找到一家饭馆。天一直阴着，闷热。到处都有很多孩子。他们凑得很近来看我们，随后又向身材高大的祖母逃去。这些做祖母的穿着黑衣服，皮肤被海风吹成棕褐色，疑神疑鬼地望着新来的外国女人。正是吃午饭的时间，空中飘散着蒜和鱼的气味。我们终于在两条街的拐角处，找到一家没有露天座的小饭馆。里面很凉爽。两个工人在同桌吃饭。吧台旁有三个顾客，穿得好一些，在喝浓咖啡。饭桌是灰色大理石的。老板告诉我们，可吃的东西不多，有意大利浓汤、色拉米香肠和煎鸡蛋，不过如有时间等，可以煮面条。这很合我们的胃口。她要了葡萄酒。这酒不好，紫色，稠厚，然而刚从地窖里取出，几乎是冰凉的，喝起来不错。
我大概有过，偶尔吧，但没有确切的记忆了。
我依然这样认为，甚至会使他退缩，因为他会以为我期待他的是某些庸俗的保证，至少是某种关注，而这会使他逃开得更早。
我看出她渐渐从那段经历中摆脱出来。
他问要不要做些鸡蛋。她说不必了。我又要了一大肚瓶的散装酒。
我再没搞过政治，再没做过什么大事。
即使是具有这种命运的人。
后来呢？
我记不清了。这艘船有一天会停下来吗？
我想知道直布罗陀水手的女人那段经历的结局。 我说。
不可能像从前一样了。我们完全自由了。
没事了，我不再疼了。
这事……像从前一样吗？
她做了个鬼脸，说道：
我知道。 她说， 可我们要醉了。
今天下午， 她犹豫地说， 你怎么啦？
我又补上一句：
我们聚精会神地议论酒。我不时给她斟酒。接着老板端来了意大利浓汤。我们几乎碰都没碰。
我们交谈多了一些。有一天，他对我说他爱我。啊，是的，另一个晚上，我又同他谈起纳尔逊·纳尔逊。我们重逢时曾像这样随便提起过，为了耍笑。那天晚上，我告诉他，我知道他年纪很轻时，曾被一辆汽车撞倒，人家让他上车要把他送往医院，汽车的主人是个胖老头，问他痛不痛，他回答说不痛。他按捺不住了，给我讲述了这件事的结局。他对我说，那美国人说他头上还在流很多血，他觉得那人望着他的神情很怪。由于是头一次坐这样的轿车，他问是什么牌子的，美国人微笑着告诉他这是一辆劳斯莱斯轿车。紧接着那人解开大衣，从背心里取出一个很大的钱夹。他打开钱夹。轿车里有煤气灯，看得很清楚。那美国人取出一沓一千法郎面值的钞票，他看见钱夹里至少还有四沓。
不可避免，我们又一次无话可说了。我取出一支香烟，抽了起来。我一直站着。
我笑了，我们有点醉了。
你们没吃什么东西， 他用意大利语说， 不喜欢吃吧。
我们很喜欢吃， 我说， 不过天热没胃口。
以后呢？
你疼好些了？
你不太喜欢这个故事。
他能允许自己拥有的， 她说， 只是临时的爱情。我一直那样做，好使我们的爱情保持临时爱情的全部表象。
同她在一起呢？
上口不厉害后劲大？ 她笑着说， 是这样吧？
是这样。
我站起身子，像昨晚一样，冲洗起脸来。脸疼好多了。
我对那些命运异乎寻常的人有点心存戒心。 我说， 希望你理解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