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初创，宋太祖赵匡胤吸取了后周灭亡的教训，再次重建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他把主要精力用于掌握兵权的同时，也注意到统一全国度量衡。《宋史·律历志》载：“太祖受禅，诏有司精考古式作为嘉量，以颁天下。”北宋初，统一的战争还在继续，太祖“定西蜀、平岭南，复江表，泉、浙纳土，并、汾归命。”同时，又命“凡四方斗、斛不中式者，皆去之”。“建隆元年八月诏有司按前代旧式作新权衡，以颁天下，禁止私造。及平荆湖，即颁量、衡于其境。”“宋既平四方，凡新邦悉颁度量于其境，其伪俗尺度踰于法制，去之。乾德中(公元965年)又禁民间造者。”可见太祖建国之初，对度量衡的统一是很重视的。每平定一地，都要下诏，颁发权衡度量，以保证全国赋税的统一。
宋朝分北宋和南宋两个阶段，共320年。与宋朝同时并存的还有辽、金、夏等少数民族统治的地区和政权。在中国历史上往往把宋、辽、金三史并列。
刘承珪创制的戥秤，称量比一般杆秤精确，深受行市、商贾欢迎，成为此后称量金银、药物等贵重物品的专用工具而沿用了近千年。
宋太祖在位17年，结束了分裂割据的局面，奠定了北宋局部统一的基础。977年，宋太宗即位，又于淳化三年(公元990年)再次下诏，重申统一度量衡。“令详定称法，著为通规。”并且命有司监内藏库负责办理。内藏库崇使刘承珪对历代度量衡作了系统的考证和研究，并检查了太府寺旧藏砝码，发现其中从“一钱至十斤共五十余种，轻重无准”。指出外府每年所受贡赋；金银、布帛均要求自毫厘计之，而内库所用的砝码则自钱始，因而造成混乱。太府寺的权衡器又多失准，使用中产生许多弊端和争讼，“上以权衡为奸，下则因此受害而破产者甚众”(《宋史·律历志》)。刘承珪经过反复校验，创制了两种小型精密的戥〔deng等〕子，作为国家级的标准器；所制戥子分两种规格：一种采用秦汉古制，即两、铢、累、黍非十进位制，最大称量是一两，分度值为一累；另一种则采用自唐以来改革后以十进制的钱、分、厘毫制，其最大称量为一钱半，分度值为一厘。两种戥秤互相参校，便可以得到两钱分厘和两铢累黍等单位量值，再用一两戥秤称淳化年代制造的铜钱，选每枚重量合二铢四累(一钱)者，积2400枚订15斤的标准。根据所制称量分别为一钱半、一两的两种戥秤和最大称量为15斤的标准秤，重新铸造了一批成套的砝码作为衡重的标准，置于太府寺，并颁于全国各地。又规定在使用100斤的大秤时，必须悬以丝绳，称重量时“确立以视，不可得而抑按”。自从建立了这一套权衡标准器之后，“奸弊无所指，中外以为便”(《宋史·律历志》)。
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都很难称得上是一个强盛的国家。但在漫长的300多年中，宋朝社会经济也曾有过比较繁荣兴旺的时期。水利的开发，耕作技术的进步，使农田单位面积产量提高；手工业和商业也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瓷器烧制工艺水平提高并远销海外；科学技术也仍居世界领先地位；中国帆船航行史上，首次使用了先进的导航仪器——指南罗盘，对世界航海技术之进步，起了革命性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度量衡既在某些方面比前朝有所改进，又在一定程度上因管理不力而相当混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