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度量衡 作者：丘光明 （近现代）

春秋战国前后540余年，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文献给后代留下的资料只能是一鳞半爪，既不系统，又无法考证其实际数值。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近年来发掘出土了部分这一时期的器物，使我们有可能对有关器物的实际量值作些考证。多年来，在各地文博单位的大力支持下，我们搜集到这期间一定数量的度量衡器物(包括在一般用具上刻有自身重量和容量铭文的)。但又受出土文物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如器物种类不同、多寡不同、精粗不同、刻铭形式不同等等，现时尚不能了解其全貌。为了使读者对春秋战国度量衡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我们尽可能将所见器物分国别，以实测量值对照当时的单位，折合成今制，列成下表，以供参考。

表二 各诸侯国容量一览表

楚国的白公胜曾经采用了同样的办法，《淮南子·人间训》中也有一段记述，说他“卑身下士，不敢骄贤”，家里的仓库不用加锁。“大斗斛以出，轻斤两以内(纳)”，争取民心，积聚力量。可见在春秋战国时，诸侯国内常常有“家量”和“公量”同时并用，各国之间制度的混乱和不统一就更不足为奇了。

周平王东迁以后，周王室已是名存实亡了。各诸侯国都在积极发展自己的势力，对外进行吞并战争，对内实行改革，以巩固自己的政权，并且形成了一个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社会经济表现出来的特点是，土地私有，手工业独立经营，商业繁荣，俸禄制和赋税制逐步健全等等，而以上各个方面又都离不开度量衡。为了多收赋税，各诸侯国纷纷健全自己的度量衡制度，个别实力强大的士大夫还自立家量。从目前所见到的各种文献和实物资料来分析，春秋战国度量衡器一方面是使用的面扩大了，器物增多了，制度也健全了，但另一方面又出现了混乱和不统一。杨宽先生曾从许多种文献中摘录到各国计量俸禄的单位如：卫国用“盆”，齐、魏等国用“钟”，楚国用“担”。从春秋战国时期留存的实物来看，各国的度量衡无论从单位名称、器物形制、单位量值、管理制度等各方面都存在着差异，如容量单位除较为普遍使用的十进位的升斗斛制外，齐国则用豆、区(□)、釜、钟制，魏国用益，燕国用(有鸟)、觳〔hu壶〕。重量单位也很不统一，除铢、两、斤、石制外，魏国用釿〔jin斤〕、镒，东周用寽、冢，中山国用刀、石。进位制也很复杂，除24铢为两，16两为斤，120斤为石外，东周的冢似以100进位为一寽，而中山国的刀，似以800进位为一石。然而到了战国后期，由于商业和交通的发展，各诸侯国之间的联系也大大加强，各地区、各部族在经济上的交往和相互依赖也更加密切。由于经济的发展，由于新兴地主阶级的改革和封建兼并战争的不断发生，更由于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使得原来封闭式的割据状态受到了很大冲击。这种经济和文化上的融合，必然也在度量衡制度上有所反映。从目前所搜集到的实物和文献资料来看，直至战国后期，各诸侯国之间在度量衡制度上的差异虽仍然存在，但随着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逐步走向统一已在势在必行。

夫田成氏甚得齐民。其于民也，上之请爵禄行诸大臣；下之私大斗斛区釜以出贷，小斗斛区釜以收之……齐尝大饥，道旁饿死者不可胜数也，父子相牵而趋田成氏者，不闻不生。故周齐之民，相与歌之曰：讴乎其芑乎！苞乎其往归田成子乎！

此季世也，吾弗知，齐其为陈氏矣。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齐旧四量，豆、区、釜、钟。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钟。陈氏三量皆登一焉，钟乃大矣。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之，……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欲无获民，将焉辟之？(《左传·昭公三年》)

表一 各诸侯国重量一览表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记载：

鲁昭公三年(公元前539年)，齐国派晏婴出使晋国，晏婴与晋国大夫叔向私下谈论两国的政局，晏婴说：

这两段记载说明了齐国以“家量”取代“公量”的历史背景，并且具体历数了齐国容量单位制度分公量和家量。公量：四升=一豆，四豆=一区，四区=一釜，十釜=一钟；而陈氏家量大于公量，即四升=一豆，五豆=一区，五区=一釜，十釜=一钟。出土的齐国量器“子禾子铜釜”、“陈纯铜釜”和“左关铜(钅和)”，从铭文中可以知道这三个量器是齐国的家量。子禾子是田和为大夫时的称谓，“子禾子釜”当是田和立为诸侯之前所铸造的量器，时间在公元前404年～前385年之间。实测器的容量1釜合今20500毫升，那么“公量”一釜当合16400毫升。“家量”比“公量”的量值增大了20%。由于家量把从豆到釜的四进位改成了五进位，这种量制便于计算，也有利于向十进位过渡。公元前386年，田太公(田和)终于取得了齐国的政权，从而正式把“家量”改为齐国的量制，这前后经历了160多年。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铁制农具和牛耕技术逐渐普遍使用，生产力有了很大提高，推动了生产关系的变革。井田制逐步瓦解，井田以外大量土地被开垦成为私田，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个体小农阶层有了成为社会基础的可能。另一方面直接参加农业生产的人也开始向两极分化，多数转化为农民，少数发展成地主，成为社会上一支新生的力量，推动着生产关系发生变化，并且促使奴隶主中一小部分人也开始分化出来，转变成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他们积极招揽人才，争取群众，积聚力量，最后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取得政权。在这场新旧制度的斗争中，许多新兴地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反对压迫剥削作出适当让步，或施以小恩小惠，把国民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新兴地主阶级还常常利用度量衡作为收买民心的手段，齐国的田氏取代姜姓的齐国政权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春秋时齐国的旧势力是以国君齐景公(公元前547—前490年)为首的奴隶主贵族，公室对奴隶和平民加重剥削，残酷地施加刑罚，当时受刖〔yue月，古代的一种酷刑，把脚砍掉〕刑的人多至使齐国市场上草鞋跌价，假足昂贵。齐国的大夫田桓子则极力收揽人心。在灾荒严重，路有饿殍时，常常出贷用大斗，收回用小斗，于是民众从公室逃往田氏的门下。田桓子死后，其子田乞继为齐相，田乞死，子田常(即田成子)代立为相。那时齐国的国君是齐简公(公元前484—前481年)，新旧势力斗争更加激烈，田成子为了增强自己的实力，继续施行“大斗出贷，小斗收之”，以争取民众，壮大力量。到公元前481年，用武装夺取了姜姓政权。在这长达六、七十年的时间里，田氏家族一直利用度量衡作手段，最后达到夺取政权的目的。田氏立国后，旋即以其“家量”取代了姜姓齐国的“公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