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为了保证度量衡的统一，还制定了十分严格具体的惩罚条例。《元典章·刑部》十九禁私造斛斗秤尺牙人条下云：“至元二十三年……有行户人等，恣意私造、使用或出入斛斗秤度不同，以致物价低昂……令各路总管府验所辖司县街市民间合用斛斗秤度，照依省部元降样制成造，委本路管民达鲁花赤长官校勘相同，印烙讫发下各处，公私一体行用……不依法式斛斗秤度，随即拘收入官毁坏……违犯人捉拿到官，断五十七下，三犯别议……”
元代量器也未见流传至今。据《元史·食货志》记载：“其输米者，止用宋斗斛，盖以宋一石当今七斗故也。”如按宋一升容585毫升，推算元代一升当合836毫升。
元代唯权衡器大量出土，成为研究权衡制的可信资料。我们在推算重量单位量值时，借助于刻(铸)有量值的银铤，可以得到每斤约合633克。
迄今未见辽、金、元尺度传于世，甚至史籍也没有明确记载。仅明代郎瑛曾说：“元尺传闻至大，志无考焉。”(《七修类稿》)可见在明朝时人们对元尺已无从考证了。近年有人根据元代对各级官印尺寸的规定，推算元一尺长34厘米。也有人根据《辽史·地理志》所记辽城周长与今实测遗址周长推算辽、金、元一尺长34.6厘米。又有人以金代官印考察金代尺度，得每尺长合今43厘米。由于缺乏资料，关于辽、金、元之尺度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元朝尚书省所领的户部，主掌户口、钱粮、田土的政令及贡赋出纳等，同时还掌度量衡法式的颁发。户部制定法式，制造标准器颁发各省，再由各地依样制造，这从所见大量元权的刻铭中可得到佐证，如“泰定铜权”一面铸“河南府路依尚方户部样”，另一面“泰定二年正月日造、工徐”。又如“汴梁路铜权”铭为“依省式造，较勘相同”，背面“汴梁路，达鲁花赤”。汴梁路，元时属河南行省，达鲁花赤为蒙古语，意为镇守者。元朝建立后，路府州县录事司及南方少数民族地区长官皆设此职。各路达鲁花赤必须由蒙古人担任。这枚铜权是依行省所发布的标准器，由达鲁花赤监督制造的。
关于元权的制造和使用：从所搜集并有实测数据的元权中分析，这些权在量值之间均没有明显的倍比关系，有一些权上还刻有“××斤秤，××锤”，从而可以证明它们都是与杆秤配合使用的秤砣，称谓是“锤”。宋代刘承珪在制造戥秤时，已对砣重、杆长、秤的最大称量以及各种秤的分度值都作了详细的规定。自刘承珪以后，元代的杆秤也开始向定量秤、定量砣的方向发展。
元代秤锤上不仅铸(刻)年号，而且还铸上××斤秤，××斤锤，说明当时一般杆秤的秤砣已要求并能够制造定量砣了。经测量元代秤锤与最大秤量之比，大多在4%左右，定量砣误差范围在8%以内，误差范围显然是比较大的，这是因为定量砣制造起来成品率低，成本相对提高，而各地工匠技术水平不同，实际上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杆秤秤砣很少能达到定量的要求。直至今日，市场上使用的木杆秤也并非都能达到定量砣的误差标准。由于一般杆秤精度要求不高，定量砣也一直未能被广泛使用。但宋元时不但认识到定量砣的科学性，而且实际去制造，这说明衡器的制造技术已有很大的提高。
元朝度量衡管理制度：元朝建国后，各种典章制度多沿用唐、宋旧制，同时也保存了蒙古某些制度。建国之初，为了保证赋税收入，元世祖中统二年(公元1261年)即从刑部尚书崔或之请“颁斗斛权衡”(《元史·世祖本纪》)。其后，忽必烈的亲信，谋士刘秉忠也曾上书数千言，建议世祖承继汉、唐之典章制度，除“关市正税，宜从旧制外”，还要“禁横取，取税法，以利百姓”；为避免仓库加耗甚重而提出“宜令权量度均为一法，使锱铢圭撮尺寸皆平，以存信去诈……”“世祖嘉纳焉”(《元史·刘秉忠传》)。又于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庚子，再“定度量”，“二十年(公元1283年)颁行宋文思院小口斛”。这些都说明元朝初年，首先是把唐宋的度量衡制度继承下来，在继承的基础上再加以完善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