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未见有自重刻铭的唐代砝码可供考证。幸得近年来经考古发掘一批有自重刻铭的金银器可供从旁考证。如陕西何家村等地发掘了一批刻铭自重的赋税银，分别重五两、10两、20两、50两等，此外还有一些日用金银器。经过实测和对各类数据合理的选取，测算每斤平均值为661克，可作为唐大制一斤量值之参考。
建立于618年的唐朝，在中国历史上占有显赫的地位，其疆域之广大、国力之强盛、经济之繁荣、文化之灿烂，在当时世界上都是仅有的。唐朝以它无可比拟的兴盛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向往，亚洲、欧洲以及非洲的一些国家，主动与唐朝交往。在中国度量衡发展史上，唐朝除了以严格的管理制度，以及在单位制的革新上占有重要地位外，对东方各国的影响也十分深远。
唐朝典籍《唐六典》中对度量衡制有一段记载：“凡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广为分，10分为寸，10寸为尺，一尺二寸为大尺，十尺为丈。凡量，以秬黍中者，容1200黍为龠，二龠为合，10合为升，10升为斗，三斗为大斗，10斗为斛。凡权衡，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为铢，24铢为两，三两为大两，16两为斤。凡积秬黍为度量权衡，调钟律，测晷影，合汤及冠冕之制用之；内外官悉用大者。”以累黍定度量衡之标准，实际上是沿袭《汉书·律历志》之说，只是不再以黄钟律管为中介，而直接“积秬黍为度量衡”。然而，累黍定尺只合于汉制，实际上唐继隋之后，单位量值已大幅度增长，故累黍所得之长度、体积、重量均无法与当时的量值相合，故《唐六典》中论及累黍之法，只是将汉制与当朝之制的比例关系记录下来，即尺度是汉时的1.3倍，容量和重量均为汉时的三倍。这样，由当朝之制也就能推得秦汉古制。《六典》还明确规定累黍之制仅用于调钟律、测晷影、合汤药及冠冕之制，而内外官则均用大者。尽管《唐六典》所记汉唐之制只是一个约略的比例，还不能以此为根据得出隋唐之实际量值，但它确已成为考证这一时期度量衡制的重要文献。
唐尺所见甚多，容量却至今未见有任何更确实的资料或实物可作进一步考证，只能根据《隋书·律历志》“周隋斗称于古三而为一”和《唐六典》“以古斗三斗为一斗”的粗略记述，以秦汉每升均为200毫升为标准，推算唐一升约合600毫升。
唐朝长度、容量单位均沿用前朝，唯在重量单位有所改进。秦汉以来，长度和容量皆为十进制，唯重量是非十进制。唐初铸“开元通宝”钱，表示开辟新纪元及通行宝货的意思。据《唐会要》记：“武德四年(公元621年)铸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絫(累)。”二铢四累恰合一两的1/10，即10枚“开元通宝”重一两。后世人感到10钱为一两比二铢四累为一两更便于计算，于是约定俗成地出现了一个新的单位“钱”。宋时又将十进位的分、厘代替了钱以下的累、黍，这样，重量单位除了仍用16两为一斤，120斤为一石以外，其他单位都采用了十进位制。
关于唐朝度量衡单位量值，还存在不少疑阙，如对唐尺的研究，由于过去所见唐尺不多，故前代学者有从城廓、钱币和测景台等各种外沿资料去推算、佐证，各家使用的论据虽略有不同，但结论并无相悖之处。大都认为唐朝一尺约合今30厘米左右。现今所搜集到的唐尺已达30余支，凡大尺尺度也参差不齐，其伸缩范围在29～31.8厘米之间。如何得到一尺之真值，决非易事。目前我们只能根据所见的各种文献资料，更着重对唐尺本身综合的分析研究，暂时将唐一尺之长厘定为30厘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