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对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高明的校对，不止于校出错字，还能校出作者错漏、谬误的地方。乾嘉学派，做的就是这种“校对”工夫。不过他们主要是考勘古籍的谬误，对像是古人不是今人而已。在古代，校对的地位也是很高的，例如《明史》的首席校对陈大受，不但是有学问的“经筵讲官”，且是现任的吏部右侍郎，吏部掌“铨叙”之政，其地位约略相当于今日的内政部副部长。历朝修史的校对，在完成任务后，也大都得到升级加薪（官俸）。
校勘校雠，卅载辛勤悲化鹤；
在谈了校对工作的重要之后，也说一些有关校对的笑话吧。“笑话”的产生不一定是由于校对的水平低，多半是忙中有错的关系。说些笑话，得个“趣”字，请从事校对工作的仁兄仁姐包涵则个。
有一种错是属于编辑的错误而校对没有看出，弄成笑话的。某报副刊编辑颇有文名，某次，他所编的副刊中有篇文章谈到一首近人写的《鹧鸪天》词，《鹧鸪天》共八句，五十五字，除了第五句是六个字（句子的构造形式是前后三个字分开来读，如：寻好梦，梦难成）外，其他都是七个字一句。这位编者大概比较少接触旧诗词，加以编者按曰：“此处疑少一字”。
对人对事，一生正直失添筹。
“校勘”、“校雠”都是校对工作的别称。“校勘”者，同一书籍，用不同版本和有关资料与原文相互校对，比勘其文字篇章的异同，以订正错误也。这样的校对工作，已经是有“审阅”的味道，不限于逐字校对原稿了。校对的水平，往往是要比作者更高才能胜任的。“校雠”者，“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为雠。”“校雠”的工作方法，现在也还是常用到的。一个人读原稿，一个人改订出来的“小样”，就是校雠方法。这种方法必须聚精会神，手眼耳并用，否则稍一疏神，听错读音，便会出错。校对工作的辛劳可知。
《大公报》退休老校对程鹤筹去世时，我曾替报馆撰一挽联云：
联中嵌入程君的名字和职位。谈不上好，但却是写实之作。程君为人笃实，淡泊自持，同事都是很敬重他的。
又一位更有文名的作者，在介绍某一位女作家的文中用了“艳帜高张”四字，被人在报上嘲讽。不过该作者的原文我没看过，也可能是他有意嘲讽那位女作家，而嘲讽他的人却没看出来的。
内地报刊校对比较少错，但偶尔也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错误。例如有一本《香港作家散文选》，其中一篇《元宵杂谈》，就把朱淑真的词“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错成“去年元宵时，花市灯如画”。又把辛弃疾的“笑语盈盈暗香去”错成“笑话盈盈暗香去”。这可真是闹了笑话了。
有一种错是错得“似通非通”的，例如有篇文章，说清代的某种政制是沿用明代的，报上刊出时，把原文的“清仍明旧”错成“清明仍旧”。曹雪芹的好朋友敦敏、敦诚，见于报刊的文字，也有错成“郭敏、郭诚”的，原因可能是校对因为“敦”字不像“姓”，百家姓就没有姓敦的，就自作聪明改了。其实敦敏、敦诚是满洲人，而且还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六世孙呢。
解放前内地的报纸，“中共”“中央”两字常常出错。有一次某报把“中共不得民心”错成“中央不得民心”，又有某报把“中共溃败”错成“中央溃败”，结果报馆险遭封闭，几经讲情，方始炒了编辑和校对的鱿鱼算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