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
文艺上对美的见解的确太多了，有许许多多奇奇怪怪的理论；前些时候有一位读者向我提出“唯美派”的问题，文学上唯美主义最显著的代表者是英国十九世纪作家王尔（Oscar Wilde）。他以为美的“最高观念”是个性上“特殊的美”和新奇的浪漫的美，他在他的代表作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香港景星戏院上演过这部小说改编的电影《孽魂镜》），借一个享乐主义者Henry Warren的口来表达他的思想：“我能同情于一切的东西，但只有对于苦恼的同情是一种病态，其实愈少注意于人生的黑暗面便愈是好的。”照他这种说法，假如他生在今天的香港，他会看到木屋区的灾民被火烧而毫不动心，对灾民的苦恼认为是“丑恶可怯”而只去追求他所认为“浪漫的美”了。我想对他的意见，许多读者会和我一样的不同意。
还有一种奇怪的说法，是从弗洛伊德（Freud）的性心理学引申的，说“艺术、文学是性的升华”。说人们因被压制的欲里禁闭于意识之中面成为“潜意识”，梦与艺术都是这被压抑的性的潜意识的升华作用。有“伟大的升华力”的人，才能使性的潜意识转化为艺术，创造艺术的完美。这派人分析莎土比亚的《哈姆雷特》，便完全是从“性心理”出发的。这种说法，忽略了社会的经济生活，其实两性的结合，也不是“无条件”的，也还是受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的。
昨晚和妹妹参加她同学的除夕舞会，妹妹老是欢喜指着她的女同学偷偷问我：你看这位穿着红外套的美不美？那位穿着白纱裙子的美不美？是的，新年来了，大家欢喜把自己打扮得美一点，尤其是小姐们。爱美是人类很自然的欲望，妹妹这样关心别人的美，也是很自然的。我写了几个月的《文谈》，也有许多人问过我：“你对文艺的鉴赏，究竟拿什么来做标准呢！”就是说我是怎样判断文艺作品的美丑呢？
又如有一首旧诗，描写出征军人的妻子忆念她的丈夫：
黄莺与她本无爱憎，但为了它惊醒了她的美梦，在梦中她会见到她的丈夫——而这是由于凄凉的生活迫使她忆念而成梦的，现在被惊破了，于是就要“打起黄莺儿”来了，这不是与现实生活有密切联系的古代反战诗吗？
这是一个“大问题”，牵涉到美学上和文艺理论上的许多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一来我自己懂得太少，二来也不是一两篇文章所可解释。我只能根据自己不成熟的意见，随便谈谈。
我同意“美即是生活”的说法，这派美学可以俄国十九世纪美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他说：“任何东西，凡是独自表现的生活或使人忆起生活的，那就是美的；任何东西，我们在那里面看得见依照我们的概念应当如此的生活，那就是美的。”
我想举一些实例，拿一些人认为是“超脱绝俗”的好词，来尝试说明这个道理。宋代词人黄山谷的词：
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
这样的说法，也许有一些人还不能接受，因为“美”在一些人的想象里是虚无飘渺的东西，假如说“美是生活”，那么岂不是从“天上”回到了“人间”，哪还有什么美感！
春无踪迹谁知？除非问取黄鹂。百啭无人能解，因风飞过蔷薇。
十九世纪下半期英国有个女作家克纳斯（Margarer Harkness）写了一部以伦敦贫民住宅区年轻劳动妇女悲惨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城市姑娘》（Citygirl）写得非常逼真。写后寄给恩格斯批评，恩格斯说她只写了工人群众的表面：消极，麻木、穷困，甚至不企图将自己从穷困中挽救出来，这个观察就不是深刻的。因为在那个时代，工人已经是有自觉的人群了。批评还指出：如果这本小说是在十九世纪初写的，那就是好小说；因为那个时候，工人还没有自觉，他们的生活就是如此。这位女作家所以失败，因为她没有深入工人的生活，也就不了解工人的思想感情，因而就只能作表面的浮雕了。从这个故事，也许会使我们想到更多的问题吧。
我们读了觉得很美，尤其是下半阕更美，为什么，因为“黄鹂”和“蔷薇”都是生活中所习见的东西，而“春”呢？还是比较抽象的东西（不能用手去捉摸），现在词人把它们联系起来，虚拟黄鹂用歌声作答，而瞬息间又已被风吹过蔷薇，歌声既无人能解，而又很快的消逝，衬托之下，春天已经过了，春天已经没有踪迹了，这个印像就不由得不更鲜明，不由得不使人想起在一年生活之中，最好的季节又过去了，“岁华易暮”，因此也就引起一些人情感的共鸣（这种情感是不是健康的姑且不说，但最少是由生活的联想而引起的）。
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