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是一直在进步中的，尤其在“晚年”写的一些文史小品，看得出他已是日渐趋于成熟，“收拾铅华归少作，屏除丝竹入中年”，写的东西，也比以前“踏实”得多了。“爱读书，勤写作，专业竟忘家室，最伤故里魂招！”这是我给他写的挽联下联。他一直都是“单身贵族”，未曾成家。他是心脏病突发死亡的，第二天才给发现。如果有妻子在旁，或可挽救。假如他可以多活十年、二十年（他死的时候，只有五十四岁），他可能成为一个文史学者，而写的作品也必将比《黄巢传》更有分量，更有价值。
这样一个文武全材的农民领袖，在许多封建时代“史家”的笔下却写成了“大魔头”，好像是完全失去了人性的“怪物”。这些“史家”对“黄巢起义”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来诬蔑的，最大的诬蔑是说他“残暴”，“杀人如麻”，甚至造出“黄巢杀人八百万”的传说。如果黄巢真是乱杀人的话，他又怎能得到人民的支持？
他是名副其实的文武全材。论军事才能，唐朝的许多名将，如王铎、尚让、高骈、张承范、刘巨容等人，都曾经是他手下败将。公元八七四年，王仙芝起义，第二年，他率众数千参加，八七八年三月，王仙芝在湖北黄梅县战死，他取得起义军统一领导的地位。八八一年一月，就由潼关打进了长安，唐僖宗李俨逃到四川成都，黄巢自己做了皇帝，建国号为“大齐”，不到三年时间。
其实从“正史”中也可找到一些有关黄巢义军纪律严明的记载，如《新唐书》纪载，黄巢攻下洛阳时，唐留守使刘允章领百官迎谒，巢入城“劳问而已，闾里宴然”（意思是：黄巢入城慰劳百姓，地方百姓安然无事）。当黄巢进入长安时，《新唐书》的纪载，也是长安人民“夹道聚观”，并不害怕义军，且是欢迎义军的。
黄巢是唐末农民起义军的领袖，也是充满传奇性的历史人物。
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
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以桃花一处开。
何等之有气魄！吴法（即高朗）的《黄巢传》在谈到这两首诗的时候说：“这种冲天的战歌，没有雄伟的气魄，热烈的感情与崇高理想的人，是绝对做不出来的。”自属的论。
但这些都是零星纪载，如果没有一部《黄巢传》的话，最少，对我来说，我还是觉得对黄巢不够公平的。
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是“言语的巨人，行动的侏儒”，中国也有句俗话：“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说的就是罗亭这种类型的“秀才”。中外都有这种观念，知识分子造反总是不能成事。
他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农民领袖，曾几次应考进士，都名落孙山。他又曾经和王仙芝（也是后来的农民军领袖）一起做过私盐贩子。贩卖私盐是犯法的，也是被士大夫看不起的“下等人”。而黄巢却以“落第进士”的身分去做了私盐贩子，这种行为在当时来说，确是惊世骇俗。但他正是因为看透了朝廷的腐败，说朝廷好像臭气薰天的马厩，立志要“洗濯朝廷”（《新唐书》），这才绝志仕途，决心和过去告别，投身到“下层社会”的。
“攻文史，撰影评，方期更上层楼，遽惜英年早逝。”这是我给他写的挽联的上联。他“攻文史”是“晚年”（正确来说，是死前大概十年左右）的事，在这以前，他对“文史”当然也是有所涉猎，但主要还是写影评和新诗。为了工作的关系，他写影评最多。但说老实话，他写的影评并不算成功（在他生前我也是这样和他说，他亦同意的）。尤其五十年代初期，他在《大公报》写的影评，谈一部什么苏联片，往往一写就是一两万字，曾给人以“繁言不要”之讥。后来在《新晚报》用“蓝湖”笔名写的影评比较好了，但在同类的影评中也还不能算是“出类拔萃”的。
但《黄巢传》纵然还不能说是很有创见的学术著作，未足与一流学者相比，却也是有足以传世的价值，最少可以作为大中学生读中国历史的课外参考书了。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说他“终于得偿所愿”，需要一点解释。从五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中期，差不多二十年时间，他长期担任《新晚报》副刊的领导工作。但他却实是不适宜做领导工作的。他曾经不只一次向我表示，他最大的兴趣是读书和写作，希望能够像我一样，做个“散人”。不过报馆方面找不到适当的人替代他，直到七五年方始让他得偿所愿。他也是在做了专职撰述员之后，开始写《黄巢传》的。
论文学的才能，他留下的诗文虽然不多，但只要看他的两首《咏菊诗》，也可见一斑。
但黄巢并不是罗亭型的知识分子，他这个秀才（论功名其实他已是比秀才高一级），却是坐言起行，说干就干。他的造反，最后虽然还是以失败告终，但却摇撼了李唐王朝，“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遍公卿骨。”把皇帝都赶出了京城，逼得要到四川逃难。
我该怎样说才好呢？谈到这本书，我是既为他庆幸，也为他惋惜的。庆幸的是他终于得偿所愿，在死前给我们留下了一本较有分量的历史著作。可惜的是，他死得太早了！
幸好这个工作已经有人做了。他就是曾任香港《大公报》副刊编辑（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五年）的高朗。他是聂绀弩的同乡，湖北人。我和绀弩认识，就是他介绍的。他死的时候（一九七七年三月）是《新晚报》撰述员，这本《黄巢传》是他用“吴法”笔名写的最后一本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