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故事设定在“遥远的未来”的好处是我们不需要交待这一路的变化，也不需要交待我们如何度过了“不远的未来”。“遥远的未来”足够遥远，作者完全可以把“不远的未来”一笔略过。于是“不远的未来”成了个大麻烦，以至于它消失在了我们的文化里。
不要逃避代价的复杂性和现实性。更不要指望获得每个人的赞同。
计算机科学家兼发明家丹尼·希里斯生于1956年，他注意到，当他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未来就意味着“遥远”的2000年；在他逐渐长大的过程中，未来却始终根深蒂固地被设定在2000年，就好像新的东西不会跨过这个界线。他说这种感觉就好像是未来在一年一年地不断“缩水”，到了1999年的时候，未来好像只剩下一年了。当我们跨过了2000年，除了真正遥远的未来之外，未来就真的消失了。
过去的一个世纪中，我们被迫学到每件新的事物都有其内在的副作用、副产品以及没有预期到会产生的后果，所以我们很难畅想这个世纪会发生什么进步。现在我们看不到进步，是因为我们满眼都是进步的代价。
无论是哪种观点，都没有关注到“不远的未来”。关于下个世纪应该要有什么进步，我们全无头绪。关于今后50年，也没有一种愿景是地球上几十亿人都会说，嗯，这就是我所期望的。发展中国家的几十亿人知道他们明天想要什么——干净的水、免费的教育、民主、便宜的消费品以及对于他们孩子的希望。但是除此之外呢，还有什么？发达国家的十亿人想要什么？干净的环境、有意义的工作机会，还有……？
2008年11月17日
矛盾之处在于，现在一个关于进步的路径和愿景（无论是技术的、社会的或者是道德的），如果其中不包含代价的复杂性，我们一定不会信服。但是如果其中真的包含了代价的复杂性，我们又不再那么想要得到它。
如果你有一个既让人向往也可能实现的进步愿景，我非常愿意倾听。
这个立场的危险之处在于，如果没有进步或者改善的愿景来团结一个社会，领导者就会利用恐惧来团结社会。BBC的纪录片《梦魇的力量》提出，最近美国就是如此。当“技术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希望（进步的光荣时代）渐渐消失，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取代了它，成为了团结这个国家的方式。当共产主义腐败崩溃的时候，对于恐怖主义的恐惧又取而代之。这种被夸大的恐惧主宰了过去十年。但除非出现一个可以实现而又令人向往的愿景，让亿万民众都可以接受，恐怕我们还得去寻找另外一种恐惧。
许多著名的科幻故事家、未来学家，还有那些平时忙着构思未来，既聪明又呆板的人们，让未来的“消失”变得更加真实。这个圈子有个共识，那就是一切发展得太快太诡异，所以我们完全无法想象2050年及之后的未来。这些未来学家中，许多人都相信，这样一种“不连续性”（他们将之称为“单一性”）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因为它带来更卓越的智能、更多的财富、更健康的身体，甚至永生。但是这个预言的基础，是彻底粉碎我们现在对于人类的理解，所以也有很多人不惜代价来阻止这样的未来。也有人认为这样具有单一性的未来既不是理想的未来，也不可能到来。
我一直这样认为，现时现刻比我所能想象的任何“未来”还要无限陌生和复杂。取自于这个“完全不同的现在”的诡异碎片，会组成一个个科幻故事里面我们所谓的“世界”，这些世界就是我们口中的“未来”。我的作品（暂时）也正是这样一种重组。
我不知道这是否行得通。这也许正是后现代主义者坚持的：归入过去的愿景。但是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够为80亿人类以及这个星球上无数的自然邻里描绘出一个关于不远未来的进步场景的话，那么我们会更善待彼此和子孙后代。
作为观众，我们会相信有一个“不同的现在”，它和今天差不多但有些不一样，也许那是另一个版本的“今天”。我们也会很容易相信存在着一个遥远的未来。终有一天人们会通过某种方式拥有漂浮的城市、天空中的高速公路、速食食品及其它很多东西，我们对此深信不疑。然而回到今天的现实生活里，我们却不会支持投资城际高速铁路，不会放行转基因的防虫玉米，也不会向着大规模的21世纪发展迈出统一的一步。就连未来十年人类重返月球似乎也是遥不可及的事情。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对“完全不同的现在”感到满意，也不是所有人都渴求某种“完全不同的未来”。对他们来说，最好的是非常遥远的未来，在那里会有一些真正的完全不同的“他者”生活着，在那里我们可以真正地重新考问今天的信念和假设。在好莱坞这个科幻故事的文化中心，人们就更喜欢把遥远的未来搬上屏幕，所以我们经常看到的是发生在遥远的未来的科幻电影，比如《星际迷航》、《太空堡垒卡拉狄加》、《星球大战》、《荧火虫》等等。然而现在的各类科幻故事却为“不远的未来”留下了一点空白。
技术的代价现在越来越高，我们不清楚这是技术新的复杂性所致，还是因为技术的复杂性使得技术代价变得更加显而易见了，抑或是两者兼而有之。
科幻故事是一种为现在担扰的娱乐方式。它用设定在未来的故事思考今天的问题。即便它提到了很多现在仍没有发明的神奇物品，但是只有通过现代读者的理解，这些未来的东西才能彼此产生联系。只要看一看几十年以前的老科幻故事就知道，当时对于今天的想象（无论是电脑还是别的什么东西）是多么过时。这些昨天对于明天的看法，让我们不禁哑然失笑。过去的人们能够想象出来新的东西，却想象不出新的环境。现代最前卫的科幻故事也会有相同的命运，未来会有人觉得它们很可笑。可惜，创作时期带来的这种偏差是无法避免的。
不远的将来——假设说是2020年之后——却是一个空白，这是因为几乎没有一个关于不远未来的愿景会让我们既向往又觉得可能实现。大多数的故事、“世界”、和剧情，都将2050年视作一个糟糕的世界。核自我毁灭、致命传染病、全球大洪水、机器人暴乱、外星人入侵或者法西斯死灰复燃，随便哪一个都可能发生，但都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最好的编剧懂得这一点。当代著名的科幻作家威廉·吉布森谈及自己的科幻故事流行的原因时，很诗意把这个原因称作“完全不同的现在”：
这样的话，我觉得要有一种“道德律令”来为我们辨明道路，指引我们通往更美好的东西，而不是像后现代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含混度日。这个律令便是：
这让我们的社会盲目。即便没有亲眼所见，人们还是假定进步是存在的。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似乎把进步当作是真实的，他们投资未来、创新事物、寄希望于明天，就像明天一定会比今天更好一样——不过，对于“未来会向何处发展”甚至“我们希望未来向何处发展”这样的问题，我们还没有共识。正是因为我们没有预期的方向，所以我们自然也没有统一的办法来确定我们的行动是不是与预期的方向一致。盲目度日是不远未来的常态。我们跌跌撞撞，没有更大的目标，走一步看一步。一些哲学家宣称这是后现代的立场。我们也只能过着这种没有目标的生活，所以我们最好接受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