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他相信摩尔定律：电话的价格每年都会降低，而性能会增强。这在他看来不可避免。他说他可以看到“微芯片正在走向穷人”。他是对的。第二，他把希望放在了另一个孟加拉国人穆罕默德·尤努斯的非凡发明上，这个人开发了微融资（之后更凭借这个发明获得了诺贝尔奖）。根据尤努斯的计划，一个基本上一无所有的妇女能够获得200美元贷款去买一头奶牛。之后她可以卖多余的牛奶来偿付贷款，既得到牛奶又为她的家庭挣到一份收入，也许还能再买一头牛。通常而言，没有银行会贷给她这笔微不足道的资金，因为她没有抵押担保，没有接受过教育；而监管这样的收益微不足道的小额贷款，成本未免太过昂贵。发明格莱珉银行的尤努斯发现这些目不识丁的农民实际上更有可能偿还这些小额贷款，而且非常乐意支付适当的利率。结果算下来，这些微型贷款要比给大型工业公司的贷款更加赚钱。
当伊克巴尔·卡迪尔从他位于孟加拉的家乡申请美国大学时，他惊讶地发现并不是所有美国大学都建在首都华盛顿。孟加拉国就是这样，所有重要的东西都集中在首都达卡。后来他了解到孟加拉国并非特例，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都集中在一两个城市，而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几乎是一片空白。当他在法国获得学位和生活经历后，他认识到这种集中化不只是贫穷国家的标志，也可能是他们的贫困之源。
发展技术是逃离这一困境的方法。伊克巴尔逐渐明白，“连接的技术”能解放生产力。他讲述了自己在孟加拉国的亲身经历。那时他还是个13岁的小男孩，不得不步行10公里去买药，却发现药店的人不在家，只好空手而归，浪费了一整天。这全都是因为在他家和药品商之间没有建立连接。许多年后，他浪费了一整天没法工作，因为没有电让电话或电脑运转。生产力要求连接。如果连接可以去中心化，那么它将导致财富增加。
伊克巴尔表示，许多错误观念给开发性援助的良好意愿蒙上阴影。比如：穷国没有资源，或者说穷人没有自由支配的开销，不在意品牌，信用风险不佳，诸如此类。所有这些假设都已经一再被证明不真实，格莱珉电信项目即是铁证。它消除的主要错误观念是，政府需要为技术开发提供补贴，事实是开发穷人生产力赚到了大钱。正如伊克巴尔所说：“你不是从穷人身上赚钱，而是和穷人一道赚钱。”午餐时我问伊克巴尔是否会对格莱珉电信项目有什么不同动作，他回答说：“保留更多股份。”
纵观其演讲，伊克巴尔一再重申：“欲增加生产力（和财富），先增加连接。就这么简单。”杰伦·拉尼尔（Jaron Lanier）指出，连接也许是我们应当用以评价一个技术是否可取的标准之一，我们应扪心自问，技术是增加了人与人之间、地区之间和物品之间的连接，还是减少了连接。那些增加连接的技术更有可能起到好效果。迄今为止我还没有想到任何相反的例子。
2008年5月23日
在伊克巴尔看来，集中化本身并不造成贫困。贫困是所有社会的自然开端，东西方皆然。相反，去中心化是消除贫困、带来财富的发展引擎。随着基础设施、教育和贸易去中心化程度的上升，财富会相应增加。随着基础设施、教育和贸易集中化程度的上升，贫困依旧。
伊克巴尔接着问道，如果妇女能够租一部手机而不是牛呢？格莱珉银行可以向穷人提供微型贷款购买一部手机，然后他们可以向村里其他人出售或出租话时。有魄力的电话出租者会获利，更重要的是，整个村庄将从这种连接中受益。话时是否昂贵实际上并不重要，因为当你没有连接时，你很乐意付出高昂代价去得到它。伊克巴尔的格莱珉电信项目起步时只有五个手机信号塔，最后建立了五千个信号塔。
虽然许多西方人——尤其是身处数字化时代西方的人——直觉上同意这一看法，但当我们对贫穷国家提供大规模援助时，我们的行动却总是违背这一观察结果。正如卡伊克巴尔的同事威廉·伊斯特利（Wiliam Easterly）在他的书《难以捉摸的增长追求》（The Elusive Quest for Growth）中所主张，花在援助发展中国家上的几十亿美元不仅“没有”起什么作用，而且还让它们倒退了几十年。正如我们所知，援助扼杀了发展。这样的伤害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以前几乎所有的援助都是通过一个中央政府或半政府组织进行，这种官方路线加强了中心化。即使政府像圣徒一样高尚（当然这绝对不可能），流经这些中心化节点的资金规模还是妨碍了资源、基础设施、贸易和教育的分配。到位的援助越多，实际情况可能是发展越少。
恒今基金会、每个月都会主办“长线思考研讨会”。作为联合主办方之一，我将筛选后的观众问题提交给演讲人。本月的演讲人是伊克巴尔·卡迪尔，他以前在哈佛大学，现在在麻省理工学院。我在十年前就见过伊克巴尔，并一直关注着他之前一部手机改变世界的创业冒险。伊克巴尔的演讲主要集中在技术怎样消除贫困上。下面是我对这次演讲的摘要：
伊克巴尔选择了手机作为去中心化连接的方法。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早期，手机又大又笨，而且非常昂贵。电话费每分钟3美元。只有富人能负担得起。但他希望世界上最穷的人也能得到它们。这该怎么做才行呢？
在1993年卡迪尔刚起步时，孟加拉国是这颗星球上电话穿透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每500人才有一部电话。格莱珉电信项目释放了2500万部的装机量。如今孟加拉国的电话数量已经是当初的100倍，即每5人一部电话。正如伊克巴尔所预见的，这种去中心化的连接提高了生产力。在没有连接时，人们把大量时间浪费在跑腿上。有了手机的连接，农民通过获得远方市场的实时价格使自己的利润实现最大化；牧羊人能够给兽医打电话，或者订购药品。根据一项研究得出的结论，一部额外电话的终生总成本（包括手机信号塔和交换设备）大约是2000美元，但每部手机提高的生产力价值5万美元。令人惊讶的是，该项目开始起步的国家越穷，其从连接中获得的财富增长就越大。
伊克巴尔现在正在寻找其他技术来进行去中心化，进而成为一种消除贫困的工具。他是麻省理工学院列格坦发展创业中心主任，该机构已获得了五千万美元资金拨款。他正在研究能源是否也能够废除现有的极端集中的生产模式。生产出来的电力从产地到达家庭和工厂的电线终端时只剩10%。也许有许多方式可以对它的生产实现去中心化，而这将触发本地层次的连接，提高财富和民主水平。如果奏效的话，分散型能源也可能在富裕国家奏效，从而在我们的世界促进财富的增加和民主程度的提升。
为了给他的技术能够消除贫困的信念提供语境，伊克巴尔提出了这个粗略的发展纲要。他提醒我们，在500年前，当西方国家仍在“发展”自己的社会时，西方的政治体系并不比如今许多发展中国家不稳定的腐败政治制度更好，往往还要更糟。英格兰有一连串国王因为他们的罪行被弹劾、逮捕、罢黜或者砍了头。只有在市民得到了经济市场的力量后，权力的天平才从中心的国王向去中心的市民倾斜。权力从中央权威移交出来的所有步骤——包括法律、贸易和教育——将带来民主的兴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