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重现全部回忆，这一点公平吗？
记录生命日志的目标是：把一个人生命中所有的信息记录和归档。这包括所有的文字、所有的视觉信息、所有的音频、所有接触过的媒体活动，以及一个人身体的传感器上所获得的全部生命数据。归档和保存这些信息对生命日志记录者本身是有好处的，并且他（她）可以自行控制，来决定多大程度上与别人分享这些信息。
你生活的哪一部分是别人的隐私？
记录生命日志还没有准备好迎来黄金时期。今天，记录生命日志的工具还很少见。你现在还买不到微软的SenseCam。但有一个很烂的Web 2.0诺基亚网站叫Lifelog，不过这仅仅是一个花哨的博客网站。还有一个有趣的应用叫TimeSnapper，每隔几分钟会为你的电脑截屏，并允许你快速查看一周精选。你可以把网站、电子邮件、备忘录、PDF文件和其他数字文件扔进DEVONthink，这是一个电子联想记忆应用软件，但信息的输入需要很多精力。谷歌的免费邮箱Gmail承诺了永久保存电子邮件，这是消费者现在实际使用的最接近生命日志记录的工具了。
我可以这么想象，把我生命中的所有电子信息都收集成束，这就相当于一个流动着的信息流。每一个电子文件：电子邮件、照片、草稿、网址、音频、视频、日历或地址，等等。生命是时间中的一系列事件，是一个有着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线。你生活的事件、记录这些事件的记忆，并不是分成一个一个包裹分门别类放到文件夹里或者放在作了标记的鞋盒里。信息束把所有类型的文件都放在一个（可以聚焦的）束里。这样的话，如果再次问道：“我把那条信息放在哪儿了？”，那么只有一个确切的答案：它在我的信息束里。
在2004年春天，贝尔的同事吉姆·格默尔（Jim Gemmell）丢失了自己的一部分记忆。这位微软的高级研究员建有自己的“我的生活片段”数据库，像贝尔一样，他用大量的电子邮件、上网记录和图片填满了自己的数据库。但是有一天，格默尔的硬盘驱动器崩溃了，他已经有4个月没有备份。当他恢复运行“我的生活片段”的时候，他的记忆中的漏洞已经很明显了，这让他更加痛苦。他在进行某个项目的工作时，依稀记得一些重要的网站或文件，然后开始努力查找，才发现那段时间里的文件都丢失了。“这就像我的回忆被盗了，”他说，他惊讶地意识到这个“备份的大脑”对他来说不再是个新奇的玩意儿，而是他的心理景观的一个常规的组成部分。“我意识到，我现在有些依赖它了。这就像我依赖开车和使用抽水马桶一样。”
2007年2月21日
一旦记录生命日志变得普及，一个非常有趣的时代将被开启。一系列法律和文化的困境也会立刻随之浮现。
我们的生物记忆有多么精确？
记录你生命中每一刻的技术细节现在已经完全可行了。十年后，它也会很便宜。但是，它带来的社会、法律、道德和文化后果，是扭曲的、怪异的、不可预知的、彻底的、有争议的，并且还有些惊心动魄。
在麻省理工学院读书的时候，布拉德·利罗德（Bradley Rhodes）发明了一个“追忆代理人”，它“关注你键入的一切。每隔几秒钟就会检查硬盘驱动器，看它是否能找到任何相关的信息。如果它找到了，就会在屏幕的角落显示相关文档中的一两行内容提醒你。”
生命体征的全天候监测，如体温、心率、血压以及生物药品是否留存。这些数据可以充当一种预警系统，并作为诊断疾病和开具药物处方的个人数据库。
克莱夫·汤普逊在文章里继续写道：
另一项技术挑战将是确保用户的数字文件存储在数十年后仍然能够打开。我们已经遇到了很多我们无法打开文件的情况，因为这些文件的格式已经过时了。数字档案馆将不断把资料转换成最新格式的文件，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可能需要运行旧格式模拟器来检索数据。一个小的行业可能因此出现，只是为了不会因为格式演进而丢失信息。
尽管如此，首先需要关注的还是如何读取、检索和使用这个巨大的、由你生活产生的数据海洋——我说的是，非常巨大。有一个解决方案我觉得非常合理，但是在生命日志记录的讨论中却不常被提到。10年前，计算机科学家大卫·盖勒特纳（David Gelertner）为日益增长的个人数据设想了一个新的组织比喻。生活日志记录不应该以对话框和窗口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更应该用生活的记录、时间轴、按时间顺序记录一个人生活。“我们希望从人造信息的存储方案变成一种更为自然的储存方案。像时间轴表、年表、日记、日刊、剪贴簿这样的观念，更古老、更自然。比起电子文件夹上下分层的观念，这种观念更植根于人类文化和历史。”
一个组织、塑造和“读取”自己生活的方式。
至少对于某些人来说，某种形式上事无巨细的全部记录是不可避免的；对于其他人来说，部分记录和部分回忆看起来也是不可避免的。我们都倾向于把我们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东西记录下来。
在过去两年，哥伦比亚大学电子工程系的副教授丹尼尔·P.W.·埃利斯（Daniel P.W. Ellis），用音频的方式（音频版本的生命日志）记录了他的生活。（一张DVD光盘可以装下2周的生活中的声音。）
我相信，我们会设定一些社会规范来进行引导，什么时候生命日志记录是合适的，什么时候是不合适的。但对大部分情况来说，全面的记录将会变得很普遍，就像现在的文本一样普遍。它将会是无处不在的，我们甚至不会注意到它——除非在它消失的时候。
一份生命日志将提供如下好处：
如果有一个字与记录不同，它算是谎言吗？
如果这种生命日志在某种程度上被共享，这些信息存档可以被利用来帮助他人的工作，扩大社会交往，并且在生物领域，共享医疗记录可以迅速推进新药的发现。
我们认为未来用户将不再在意操作系统或电脑；他们只会在意自己和其他人的信息流。我可以随意调整我的信息流。不管我身处何处，都可以使用我的信息流。我可以把别人的信息流和我的信息流混合在一起——只要我有权限使用其它人的信息流。我自己的个人信息流，我电子化了的生命故事，也可以和别的信息流混合在一起——我参与的群体和组织的信息流。最终，像是报纸和杂志之类的信息流也混合到了我的信息流之中。只要观察这些信息流的流动，我就可以知道我自己的生活，我所属的组织的生活，以及新闻，等等。
信息流有过去、现在和未来。未来流入现在再流入过去。如果我在信息流的“未来”部分，设置了一个预约或提醒，最终它会自动流到现在，我会注意到它，并且被提醒；它们接着流向“过去”，成为永久的、可搜索的、可浏览的存档的一部分。当我获得一条新的“现实生活”信息（相对于电子信息来说）——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在红鹦鹉餐厅外面与梅丽莎的对话的记忆——我不需要为这段记忆命名，也不需要把它放在一个目录里。我可以使用记忆里的任何东西作为检索关键词。（当我想起了梅丽莎、或者阳光明媚的午后的红鹦鹉餐厅，我就会记起这件事情。）同理，对于电子信息，我也不应该专门去为它命名，或者把它放在一个文件夹里，我应该可以使用任何东西作为关键字来检索到它。
用你大脑记住一个场景与用相机记录的有什么不同？
生命日志记录的极端形式现在看起来还有些疯狂。如果你认真地记录生命，你需要用微型相机来记录你看到的一切，从早到晚，你的计算机需要保存你的每一个操作，所有的电子邮件、电话和谈话都被保存并且彼此关联；你还需要追踪自己身处何处，你身上装着几十个纳米传感器记录着你的生命体征。然而，你可能是唯一一个看到所有这些信息的人。这有点像疯狂的自我监控。
那么，生命日志记录工作做得如何呢？记者克莱夫·汤普逊（Clive Thompson）参观了戈登·贝尔的“我的生活片段”实验室，并且待了一段时间。他为《快公司》杂志撰写了一篇报告，很好地说明了记录生命日志是什么感觉。
你的工作和娱乐、你的工作习惯的完整归档。对你一举一动进行深入比较分析，可以协助提高你的工作效率、创造力和消费力。
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亚历克斯·彭特兰（Alex Pentland）建造了一个“社会视界”，他记录了81个志愿者连续9个月的行踪，并且追踪了他们对话的样式。（简而言之，他们发现，如果你观察人们在城市里生活和工作的方式，你会发现很难将这个行为方式，同部落放牧和觅食行为区分开来。）
没有你孩子的“许可”，你可以记录他们的生命日志吗？
政府能够调取你的生命日志吗？
我可以收回和你的某段谈话吗？
截至2007年，数十人已经尝试使用过生命日志。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遇到了特德·尼尔森（Ted Nelson），他是我遇到的第一个使用生命日志的人。他记录自己的每次谈话，无论身在何处，无论谈话是否重要。据我所知，他的存档从来没有人访问过，甚至包括他自己。在20世纪90年代，麻省理工学院的史蒂夫·曼（Steve Mann）为自己装上了头戴摄像头，并用录像带来记录他的日常生活。但因为有一个摄像头半遮住了他的脸，人们在他周围很难保持自然。微软研究院的戈登·贝尔（Gordon Bell）从2000年开始已经记录了他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迄今已经6年。他这个实验项目叫做“我的生活片段”（My Life Bits）。贝尔在他的脖子上戴了一个特殊的照相机——SenseCam数码相机。这个相机可以检测到人身体发出的热量，一旦有人靠近，就把这个人拍摄下来。或者如果它检测到光线有变化，也会把新到的地方抓拍下来。贝尔会记录并且保存他每次的电脑击键、每封电子邮件、每一次电话交谈笔录、每次面对面交谈，当然也包括他拍的每张照片、他看的每部电影、他访问的每个网站、他电脑上的每个窗口以及这些窗口打开了多长时间——他把他所能够记录的任何数据都一一记录下来。
你见过的人、你有过的谈话、你去过的地方、你参加的活动的数字记忆。这些记忆能够被搜索、检索和共享。
2006年的冬天，斯科特·卡尔森（Scott Carlson）在《高等教育纪事》（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上发表了他用数字音频磁带记录生活的实验。“我的妻子也是一名记者，实验的第一个星期，她禁止我在家中录音，因为她说我表现得就像我‘在舞台上表演’一样。我也注意到了这点。我从来没有真正忘掉录音机的存在，时不时的，我会感觉到自己说话有所异样，好像我在对人群说话一样。我有意识地回避说一些可能被视为政治上不正确或彻头彻尾很荒唐的东西。有时候这样的话还是脱口而出，并且被我的扩展存储器记录下来。”
在2007年3月号的《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杂志上，戈登·贝尔说：
对许多怀疑论者来说，生命日志的记录会遭遇社会的挑战，这会让它注定只被很少部分人使用，甚至会受到全面禁止。他们不希望有无处不在的生命日志记录，一旦他们看到记录生命日志，他们会比任何人都觉得它行不通。在采访斯科特·卡尔森（Scott Carlson）的时候，用音频记录生命日志的丹尼尔·P.W.·埃利斯承认：“你知道，我得到的反应大多是相当强烈，而且大多比较否定。和我讨论过的人中大约有50％立即表达了否定的反应，他们却往往很难真正解释反对的原因。记忆已经可以记录他们所说的话了，现在有一些东西可以更详细地记录他们所说的话，这一点让他们有一种强烈的直觉想要抗拒。”
盖勒特纳把他这种新视角叫做生活流。有一段时间，他领导了一家叫镜技术（Mirror Technologies）的创业公司，这个软件的测试版曾可以下载，但现在好像下载不到了。然而，他的想法仍然是合理的，在我看来，这也是最有可能成为生命日志记录的模式。在Sun公司的计算机记者对他的采访中，他阐发道：
尽管有很多机器的部件，贝尔的虚拟记忆和我想象的并不完全一样。当我最初听到他的工作，我希望他能让我精神一振，我希望他就像某种把自己改装成半个机器人的学者一样，在回忆中大获全胜……可是现在“我的生活片段”非常庞大，它面临了信息管理的一个经典问题：搜索极其困难。贝尔经常发现自己在信息的丛林中迷失。他想查找一封电子邮件，但是却找不到。他想查找一个文件，但怎么也找不到。我们在旧金山吃午饭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很喜欢一篇关于保罗·克鲁格曼的专栏文章，我让他找给我看。这个过程就像拔牙一般：在“我的生活片段”里查找“保罗·克鲁格曼”，找到了几十篇专栏文章，贝尔却无法从这些结果里筛选出他说的那篇文章。当我问他要一位同事的电话录音，他又遇到一个程序错误：他可以找到的文件的名称，但点击它时，数据竟“玩忽职守”不翼而飞。“这个该死的电话录音到底在哪里？”他嘟囔着，不停敲击着键盘。“要么什么也找不到，要么找到的东西太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