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认设置虽然是个不起眼的小手段，但有了它，我们竟然可以改变技术创新看似必然的演变方向。例如设计精良的跨北美大陆110伏交流电技术系统，在从其它技术系统（比如柴油发电机、工厂流水线）获得自我强化支持的同时，它还能积聚自己的动量。不断增加的动量会使早先的系统不堪重负。然而，这个电力系统的每一个节点都存有一个默认设置，通过精确校正和熟练选择，那些渺小的默认设置只需一个信号，就能让巨大的系统迅速进入某种状态。系统可以做出改变，使其易于增加虽然新但又不太安全的创新，或者难以改变，但更安全。默认设置轻轻一“推”，便决定了其网络扩展的难易程度，其对不同来源电力的整合能力，或者，它倾向于集中还是分散。技术系统的形态由技术自己设定，但其个性却可以由我们来设置。
复杂技术的每个要素，从编程语言到用户界面设计，再到周边设备的选择，有大量默认设置：系统是否采用匿名登录？它假定大多数人基本上是善意的还是不怀好意？它的默认设置是分享最大化还是隐私最大化？其规则是一段时间后失效还是默认自动更新？撤消一个选择有多容易？控制过程是个默认退出还是默认加入的过程？把四五个默认参数重组一下，就会产生出许多拥有几百个不同特性的系统。
默认设置还提醒了我们另外一个事实。从定义上看，只有我们——无论是使用者、消费者还是公民——什么都不做，默认设置才会接管工作。但是“什么都不做”并不意味着中立，因为它激发了一种默认的偏好。也就是说，“不做选择”本身也是一种选择。甚至于说，即使是“不行动”也无中立可言。与许多主张不同，技术从来不是中立的。即便你不对用它做什么做出选择，它也会自己选择。不管我们是否对其施加影响，系统都会从这些内在偏好（倾向性）中获知明确的趋势和动力。我们最多也只是推它一把。
这些技术中常见的内置偏好，与“默认”的概念有很多共同属性，却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默认”。“默认”是可以被改变的假设。适用于右手的锤子、钳子或者剪刀，不适合左手使用；过去，汽车座椅位置一旦根据司机的性别假设进行设计，就很难轻易改变。但是在许多现代技术中，假设是可以改变的。灵活的技术系统的重要标志便是，可以方便地重新连接、修改、重新编程、调适和改变，以配合新的用途和新的使用者。在这样的系统里，许多（虽然不是全部）设计中的假设可以被改变。无穷灵便和多重默认设置的优势在于，个人拥有了真正的选择权，如果你想要的话。技术可以为你的偏好而量身定做，可以为适合自己的能力而进行优化。
我们已经很难回忆起没有“默认”的生活了。其实它不过是随着计算技术的发展才渐渐兴起。“默认”是复杂技术系统的标志，它不存在于工业时代。早期的计算机，系统常常崩溃，变量输入非常麻烦，所以当程度崩溃或首次启动时，系统会自动为其自身分配任务，这就是“默认设置”。这是个非常聪明的做法。除非用户或者程序员特地去更改，默认设置掌管着系统，保证主系统能够正常工作。电子产品和软件程序出厂时的所有选项都采用默认设置。这些默认设置或是根据购买者预计标准而设定（比如，默认为美国标准电压），或是根据预料的购买者偏好而设定（比如，电影播放时默认关闭字幕），又或是根据最佳习惯来设定（比如，默认打开病毒检测）。大多数情况下，预设都能很好地工作。如今，我们在汽车、保险项目、网络、电话、医疗保障计划、信用卡和其它一切可定制的东西里都安装了默认设置。
极端灵活的技术的坏处则是，它所带来的爆炸性可能多到令人崩溃。太多选择让人头脑麻木，便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对它们一一评估。超市货架上99种不同的芥末酱，医疗计划中的2356种选项，网络化身的56000种发型选择，由它们造成的焦虑感引起大量的选择困难乃至选择终止。选择过多令人筋疲力尽，而“默认设置”恰恰是解决这个问题的绝好方案。默认设置让我们自己决定何时进行选择。比如，一开始你有一个默认形象（穿牛仔裤的小孩），以后你可以改变所有默认描述。可以把这设想为可控的选择。成千上万个选择——真正的选择——都能通过采用巧妙的默认设置来加以管理，它为我们“做出”选择，而我们也保留再次选择的完全自由。我们的自由并没有受到限制，而是被错开了。当我更了解这个系统的时候，我再回到偏好设置里，选择默认退出或默认加入，把某个参数调高调低，或者选定这个放弃那个。而在我了解更多之前，这些选择都是隐藏不见的，像小猫小狗一样乖乖地呆着。一个默认设置设计得好的系统，会让人享有充分的自由，而选择的提交方式又会鼓励你及时做出选择――以逐步积累经验的方式。默认设置，可以用来驾驭不断膨胀的选择。
系统不是中立的。它们天生有偏好。加速发展的技术给我们带来接踵而至的选择，我们可以用四两拨千斤的方式来驾驭它们——将我们自己的偏好（即默认设置）嵌入其中。在势不可挡的技术发展中，我们掌握了偏好这一武器，让其服务于我们的共同目标——日益增加的多样性、复杂性、专业性、感知性和美感。
不过默认设置很“粘”。许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如果改变默认设置需要花费哪怕一丁点儿的额外气力，也会让大多数人打消念头，他们会“粘”在默认设置上面，而不愿意去享用自己的自由。他们的相机时钟会一直在12：00的默认设置上闪烁，他们从不更换临时分配的密码。每个工程师都会告诉你一个残酷的事实，大多数默认设置从来都不曾被更改。随便拿起一个设备，十有八九还是出厂设置。我从自己的个人经历中发现，即便可以更改，我也很少更改偏好设置，我“粘”在了默认设置上面。25年前苹果Macintosh电脑刚问世的时候，我就开始使用它，直到现在我仍然发现，有些基本的默认设置和优先设置我甚至从未听说过。从工程学的角度来说，默认设置的惰性是个成功的措施，因为这意味着默认设置是起作用的。无需太多改变，产品就可以使用，系统也能忙得不亦乐乎。
的确，任何哪怕只有一丁点计算智能的东西（也就是说，任何复杂的现代人造物品）都内嵌了默认设置。这些预设偏好毫不掩饰地体现在物件、系统和社会机构的设计当中。但默认设置不仅仅是任何制成品中未予明示的假设。例如，大部分手工工具都默认为右撇子设计。“右撇子”的用户假设是如此天经地义，甚至大可不提。同样，工具外形又是基于使用者为男性的假设。不只工具，早期汽车的设计也假设司机为男性。制造一样东西之前，必须先设想一下购买者是谁、他们的动机如何，这些假设于是自然而然地成为技术设计的一部分。系统的规模越大，需要进行的假设也就越多。仔细研究某个技术设施，就会发现深藏于设计之中的广泛假设。所以，从美国的电力系统、铁路、公路乃至教育系统的设计当中，我们会发现美国式的乐观、对个体的关注以及对于改变的热切期盼。
默认设置最初出现在计算和通信网络的复杂领域中，但是并不因为这样，就与锤子、汽车、鞋子或者门把手无缘。如果用电脑芯片和智能材料来生产这些产品，我们就可以把自适应性注入其中，让它们也拥有“默认设置”。想象一个用自适应材料制造的锤柄，它可以自我改变来适应你的左手或一个女人的手。你很可能可以选择直接把性别、年龄、熟练度、工作环境等信息指定给锤子上的小神经元。这样的话，这个工具在出厂的时候也会有自己的默认设置。
相同的技术配置——比如两个采用相同软硬件构架的电脑网络——随便改变几个系统内置的默认设置，都会具有非常不同的文化意义。默认的影响如此之大，它轻轻一推，再大再复杂的网络也要晃两晃。例如，大多数养老金投资项目（如，企业401k计划）参加比例很低，其中一部分原因是有非常多子选项要去选择。行为经济学家里查德·萨勒尔（Richard Thaler）讲述了他所做的实验，通过默认选择（“委托选择”）实现自动注册，籍此使雇员的储蓄率大幅提高。参与者随时可以退出这个项目，同时有完全的自由来更改计划的具体内容，只需将默认设置从“必须注册”改为“自动加入”就改变了整个系统的进程。捐赠器官时自动选定“默认加入”（即除非预先拒绝，否则自动加入）而非“默认退出”（即除非选择加入，否则不参加）时，就发生了类似的改变。“默认加入”机制大幅提高了器官捐献的数量。
把这种膨胀与锤子、汽车或者50年代的电话系统对比可见，当时的使用者对如何使用这些工具只有很少的选择。世界级的工程师花很多年打磨一套固定的、通用的设计，力图使其对大多数人都非常好用，时至今日，从这些设计里仍然能发现永恒的设计之美。工业制成品和基础设施的相对惰性，通过普通人精致完美的使用体验得到弥补。对于电话，也许今天的你并不会比50年前做出更多的选择，但你是可以的。而且对于在哪里做出这些选择，你也会有更多选择。这些渐渐显露的潜在选择嵌套在移动电话和网络的自适应天性之中。选择的结果是有求必应。而在固定的设计中永远不可能出现这种充裕选择。
“默认”（default）是现代生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却很少得到人们的喝彩。这个技术概念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60年代，计算机科学率先使用“默认”来表示一系列预设标准。比如，这个程序默认采用两位数而不是四位数来表示日期。今天，“默认”这个概念很大程度上已经从计算机科学领域广泛延伸到我们的文化之中。虽然看似微不足道，“默认”的思想却构成了技术元素的基础。
2009年6月22日
因此，默认设置的确定特权就是权力和影响力的博弈行为。默认设置不仅仅是个人驾驭选择的工具，也是系统设计者——预设设置的人——操纵系统的工具。这些选择的架构深深影响并塑造着这个系统的使用文化。就连默认设置和选择的顺序都会使结果改变。零售商人就深谙此道，他们以特定顺序开店和开网站，籍此引导消费决策，实现销售最大化。让饥饿的学生首先选择甜点而不是最后才选，这样的默认顺序会对他们的摄入营养产生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