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比较复杂，张正芳自己归纳了三条。第一，当时她的高血压、动脉硬化、冠心病等问题已比较严重，作为病人，大夫要求她减少激动，但演员演戏必须要有激情，两者对立，不能两全；第二，尽管“文革”平反后领导照顾她，观众也欢迎她，但原来的造反派并没有被彻底打倒，她遭遇了各种各样的穿小鞋，比如，她需要在舞台上做劈叉“四险”的动作时，竟遇到了长期合作的四个人同时请假，于是只能全都换上新人，配合不默契，让她做这个动作时差点出了生命危险；第三，那时她已年近50，想入关了，总想着可以离家近一些。
1979年6月，张正芳到达北京。由于正好赶上暑假，史院长便派她到哈尔滨，向著名京剧演员云燕铭学习《蝴蝶杯》，以便新学期可以回来教授此剧。《蝴蝶杯》说的是书生田玉川与渔家女胡凤莲在舟中，以蝴蝶杯为媒，终成连理的故事。张正芳很快便完成了任务，当年8月，学完回京，立即为中国戏曲学院的实验剧团陈淑芳、孙佩红等排演该剧。
直到1986年前后，文化部特批戏曲学校可根据自己的专业特点来评职称。这一次，老师们都领到了需要填写的材料，考察的项目主要包括工作成就、艺龄、代表作、影响力等几个方面。就在这次评职称中，张君秋、高盛麟、尚长春、张正芳等都被评为教授。1988年1月，张正芳正式拿到了教授证书，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京剧表演方面的女教授。
而这一次张正芳能到北京，要感谢中国戏曲学院的院长史若虚。
接到调令，张正芳的态度竟也十分明确，“候鸟要南飞了”。
就是在这个阶段，在这个学校，张正芳有幸成为了新中国艺教史上第一位京剧表演专业的女教授。
这还有一段故事，1979年，刚刚改为大专制的戏校开始评教授。张正芳说：“那大概是1980年、或者1981年的时候，要按照普通大学标准评职称，虽然表格还没发到我们手上，但学校的有关部门就跟我们说，要英语、要论文，这些你们行吗？”当时学校的教师中，张君秋、高盛麟是老的文艺一级，赵荣琛、尚长春、张正芳等都是三级。虽然如此，但这些旧时科班、戏校出身的专业演员，都不会英语，更别说论文等学术研究成果了，于是那次评职称，大家都没评上。
从此，张正芳开始了人生一个新的阶段——教学生涯。
早在1973年，张正芳回上海养病期间，上海戏校的同学张美娟（张正娟）就有意要留下张正芳。那时，在江青的特批下，上海成立了“五七艺校”，张美娟任校长。她听说张正芳回上海探亲了，就千方百计安排见面，并表示要调张正芳回上海任教。但由于上海和辽宁是平级单位，因而调令被辽宁省文化厅拒绝了，不仅没有放人，张正芳还因此受到批判。
中国戏曲学院是在田汉组建的“四维儿童戏剧学校”三分校基础上建成的。1952年11月更名为“北京戏曲实验学校”。1954年5月中旬归属文化部，为“中国戏曲学校”。1978年10月，改为大专学制，定名为“中国戏曲学院”，史若虚为第一任院长。
史若虚是老革命，也是文化名流。1961年，他应邀参加了张正芳的拜师仪式，但当时他对张正芳并不了解。1962年，史若虚去大连招生，碰巧张正芳在那里巡回演出，这次，他看到了张正芳的《百花赠剑》《杨排风》《叶含嫣》，赞不绝口。1979年，时任文化部部长的黄镇同志出访朝鲜，路过丹东，看了张正芳的戏，回到北京后便与史若虚商量着，如何将张正芳调到北京从事戏曲教育工作。两人一拍即合，下了调令。
这是为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