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后，1978年年初，丹东市京剧团发来电报，告诉她省人大代表的身份已经恢复，希望她尽快回去。张正芳心有余悸：“我哪儿敢信啊，是不是又在骗我呢。”不过这次是有了真的转机。不到十天后，当时剧院的党委书记、丹东市文化局局长亲自到北京来接她，把省人代会的通知拿给她看，张正芳这才放心了，回到了那个让她无比亲切，却又“害怕极了”的地方。
但她的问题仅仅是“初步澄清”，领导给了她三条限制：1.不能参加社会活动；2.不能当领导；3.不能演出。
1978年落实政策后，张正芳在丹东广场演出。虽然表面上有一段时间的风平浪静，但她的心中，始终是苦闷的、是无望的。而这种心情，进而也或多或少地影响到了她的身体。
张正芳素来教学生要求严格，看到这些学样板戏出身的年轻学生没有受过传统戏班的苦，每天8点开始排练，7点多才起床，7点30分到食堂吃饭，她很替孩子们可惜那些浪费的时光。她想，既然选择了戏曲艺术，怎么能不喊嗓子呢？几个女学生也觉得有道理，于是商定，每天不管几点，早上天一亮，就请张老师叫醒他们，步行半小时去附近的锦江山上喊嗓子。喊了10多天，成效就显现了。可这时，领导把张正芳叫到了办公室，诘问她：“你是想毁坏我们这些小学生的嗓子吗？他们都正在发育的时候，需要休息，你却不让她们睡足觉，这会影响她们发育、影响她们健康的，你想要破坏样板戏吗？”
1978年8月17日，在上海龙华殡仪馆举行了周信芳平反昭雪大会及骨灰安放仪式，邓小平等送了花圈，巴金致悼词。此后，盖叫天、裘盛戎、姜妙香等一批无论是含冤仙逝、还是和刘长瑜、李万春等忍辱偷生的京剧演员都得到平反。
这张照片，是张正芳与钱浩梁的合影。
1977年12月，张正芳参加了丹东市揭发、批判、控诉“四人帮”及其“文艺黑线专政”的会议，在会议发言中，她详细地讲述了自己在丹东23年来的文艺经历，情真意切地表达了对社会主义文艺路线的拥护，以及对“文艺黑线专政”的批判。这篇发言发表在了当年12月15日的《丹东日报》，编辑在“编后按”中说：“张正芳同志理直气壮地大摆了17年来市京剧团沿着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前进的主要事实，有力地戳穿了‘四人帮’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反革命实质，她讲得何等好啊！”
1974年样板戏送戏下乡，在开戏之前的空隙给丹东学生说戏。1976年，张正芳的母亲在上海去世。剧团催她回到丹东，她也没有理由再待在上海了。就这样，坚持在上海过完1977年的“清明节”，她只能北上回丹东。中途路过北京，二子让她在京盘旋两日。正是在这两天里，二子的一个同学从丹东过京，见到张正芳，大惊。告诉她说：“张老师，你现在千万不要回去，现在回去，就又成了靶子了。”
害怕看来已经过去了。张正芳一回到丹东，当地报纸就刊登了她的平反材料，恢复党籍，恢复副团长职务，重新登台演出。
张正芳无从辩驳，喊嗓子的正常训练就被这样可笑的理由制止了。
重回剧院，看到熟悉的舞台，张正芳心酸难忍——倏忽之间，已经七年。
可没想到，她带着学生们刚练到三四成火候，领导就又把她叫到了办公室：“你又想毒害学生吗？你给他们练什么功？你是不是想复古，‘散度’，又想把你的《大劈棺》往下传？！”张正芳辩解说不是，而且举例说，《山乡风云》里的女连长也用了这个身段。这下，那位领导听后更怒了，吼道：“你这是破坏样板戏，样板戏哪能让你说改就改！？”
现在，学生们排练《龙江颂》，表现江水英在水涨的时候，为了堵坝，奋不顾身从坝上跳到江里去。这不是差不多的情节吗？之前，样板戏的演法是让演员从桌子上跳下去，屁股着地。她想，要是这些学生能用“窜抢背”的功夫窜下去，岂不是比“坐下去”出彩多了？
1972年张正芳从农村调回剧团，工作内容转到样板戏学习班，为10名女生传艺。张正芳仅用半年时间就让这些女生都能上台演出自己主演的戏。图为1998年她返回丹东时与当时的学生合影。左起：杨华、朱军、李淑敏、于艳萍、张淑敏、刁美君。1977年5月，为了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5周年，各地召开演出大会，北京市京剧团试探性地上演了古装历史剧《逼上梁山》中的三场，受到热烈欢迎，发出老戏恢复的强烈信号。1978年京剧界展开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6月，中宣部一号文件转发了文化部《关于恢复优秀传统剧目的请示报告》，《三打祝家庄》《定军山》等41出剧目解禁；1979年，《海瑞罢官》《谢瑶环》《李慧娘》等标杆性的剧目也陆续恢复上演。
基本功学完，开始教戏练功。张正芳教孩子练“窜抢背”，这是她在《大劈棺》里的绝活。虽然这出戏早已禁演，但张正芳想，技巧是为内容服务的，有问题的是戏的内容，技巧只要合理不就行吗？
张正芳用“解而不放”四个字形容自己当时的状况。
张正芳的工作转为教学，具体任务是教10个女生，从基本功到唱、念、做、打。
她彻底解放了，解放的不仅仅是张正芳。
于是，张正芳只好“夹着尾巴做人”。
直到某一天夜里，她突然感觉难受，天旋地转，透不过气来。当时她一个人住，只能拼命敲墙，隔壁的女生听到动静跑过来问怎么回事，才把她送到医院抢救。一查，查出了高血压、动脉硬化、冠心病。怎奈她的病还是常常发作，之后甚至送医院抢救了三五次。院团领导看张正芳身体真的快不行了，只能批准她请长假，拿60%工资，在家好好休养。
钱浩梁，是张正芳在上海戏校时期的师弟，按辈分取名钱正伦，后入中国戏曲学校改名钱浩梁。浩亮是“文革”中江青“钦赐”的，她说，姓“钱”资本主义味道太浓了，无产阶级怎么能要钱？就更不能做“钱”的“大梁”（浩梁）了。“你就叫浩亮吧！”于是，“文革”期间，浩亮——成了几乎没有一个中国人不知道的名字，他就是样板戏《红灯记》男一号英雄人物李玉和的扮演者。1975年，浩亮又当上了文化部副部长。
1978年张正芳参加丹东市人代会，为主席团成员，在会上发言。其实，在1966年年初，她演《山乡风云》里的女连长时也已经用过这个技巧了。剧中，女连长看到一个村民跳江了，马上从山上跳下去救人，当时她就开创性地用这个功夫表现那救人时的“纵深一跃”，深得观众喜爱。
从此，那些有心的学生，也只能偷偷对着墙喊两声了。
原来，因为一张照片，差点张正芳又被卷入一场争斗。
这两件事情，说小不小，说大不大。但透过它，可以看到整个国家、整个京剧界，在政治风暴中人与人之间是如何相互为难、相互倾轧的。一切围绕着细节，默默地发生。
事情要从1957年说起。那年钱浩梁赴朝鲜慰问演出，途经丹东，听说师姐张正芳在这里挂头牌，就过来看戏、捧场，并合影留念。张正芳一直把这张师姐弟之间的照片压在办公桌玻璃台面下，视为上海戏校的骄傲。“文革”开始后，造反派没收了照片，还解释道：“张正芳拉大旗作虎皮，用浩亮的照片，遮蔽自己的罪恶。”没想到，到1977年，这张照片又被拿了出来，还放大了挂在市府大楼上。举行批斗会时，照片又被解释为：“张正芳是浩亮黑线上的宠儿。”因为1976年“四人帮”倒台，又传说浩亮入狱，被判五年。张正芳一听，吓坏了，不敢贸然回丹东，只能又滞留北京了。
那时，正好张正芳的母亲在上海身体不好，她就申请回到上海去养病，同时也能照顾妈妈。走的那天，她在心里深深叹了口气：“我终于离开这是非之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