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趴板凳是用一条长木凳，要学生趴在上面，先生用木板或者武戏中用的单刀之类，打学生屁股。其实，这种打通堂只是在我进学校不久之后，大概先生们为了树立威望，教学生们知道害怕，才施行的，总共也没打过几回，而且，打得也不十分真痛，反正，我就没为了挨打流过泪，这也是我个性好强，能咬着牙忍，有的人板子还挨着肉就又哭又喊的，当时我认为他们真丢人。
“可以呀，我想你和她之间，一定有很多可谈的资料，而且一定都很有趣。”
“在吃饭时，我们谈些闲话，赵先生问我们在学校中挨过揍没有，我们对他不敢撒谎，只好很难为情地点点头。赵先住就说啦：‘为什么？你们俩都不笨哪，也肯用心。’我就告诉赵先生说：‘是“打通堂”时候为别人挨的冤枉打。’
“许先生也提到张正芳？”
“你不知道后来我多么想张正芳，因为每逢我唱这出《樊江关》，别人和我配搭合演，我都觉得没有和张正芳同台时候过瘾。
“不但赵先生教的尽心，赵师母也特别疼我们，她老人家是小脚，梳着髻儿，经常穿衫裤，她人很矮，胖胖的，和赵先生的瘦高挑儿，相映成趣。每逢我们学到一个段落，要告辞回家的时候，她就留我们吃饭，她说：‘其实没好的给你们吃，左不是打卤面烙饼什么的，可是，正好叫你们这些成天吃大米的南方小姑娘换换口头。’
“在学校的时候，我们俩同拜何世枚夫妇做义父母，因为有这一层关系，我们真是亲如手足。她鬼聪明得厉害，顶会出新鲜花样，前边我已说过了像我们耍盘子的那些事情，其实，什么吃干贝啦这些怪招，也都是她引起的头。
“我不知道吃过多少次赵师母亲手拉的面，那种看起来很粗，吃起来很韧的面条，到今天我还认为是面食中很好吃的东西。
“赵先生对我们真好，教得特别专心。这出戏张正芳是饰樊梨花，除了坐帐那一场是说‘韵白’，其余的都规‘京白’，我的薛金莲，从头到尾都是‘京白’，在我们小孩子心里觉得说京白不是件难事，因为我们在校日常讲话，都是跟先生学说北平腔，绝对不能讲一句南方话。可是赵先生对第一句‘白口’的抑扬顿挫，声音上的感情，都要求很严，一点点小地方也不肯马虎，他都认真给我们改正。
“在所有的女同学中，我和张正芳最最要好，我毕业之后组织顾剧团还特别请她给我帮了一段忙，今天，咱们再谈她好不好？”
“打通堂是当我们男女同学在一起排练一种什么队形，或者是‘摆花灯’的时候，有的人一错再错，指导的老师发起火来，就来个打通堂，也就是大家排队挨打。
“我们俩合唱的戏不太多，唱《樊江关》我饰薛金莲，她饰樊梨花，唱《儿女英雄传》是她的何玉凤，我的张金凤。记得当时她曾开玩笑地和我说：‘咱们俩将来一定找一个安公子’。
“姑嫂封剑的那场身段和‘剑套子’，也是教了又教，排了又排。因为赵先生是陪梅兰芳先生唱过这出戏的，梅先生对薛金莲姣憨天真的性格，以及回到娘家倚仗着母亲疼爱而撒娇都有细腻深入的表演，而他自己对樊梨花这位在军中是元帅身份，在家中是当家少奶奶的地位，也揣摩得极为到家，这出戏，可以说是我学的相当满意的一出。尤其是和张正芳同台演出，真可以说是珠联璧合。你别笑我自己吹大气呀！”
“后来我唱全本《玉堂春》，她饰鸨儿，一声：‘姑娘们，见客啦！’每次一定满堂彩声。在学校里演戏就是这种好，同学之间不争牌名，谁都尽力而为，只要能把戏唱得精彩就好。
“记得慧荀生在上海黄金大戏院演唱的时候，她就出主意拉着我天天去听，有日场的时候，我们就逃课去听，因为大轴戏总在下午四五点才上场，所以我们逃的是读书的课，要是看晚场呢，就不回家吃饭，我们时常撒谎说是去何家义父那里，其实不过是买些馒头、花生米之类，在学校里吃好了就跑去戏院。
“赵先生听了之后，表示梨园行虽有‘打戏’之说，可是对女孩只能打手心，不能打趴板凳。他说：‘人家小姑娘家，怎么能打屁股？太不像话了。’
“正芳个性本来活泼，大概花旦戏也很影响她，用现在的语言说，她是个早熟的姑娘，在我们毕业的前两年，她就和在兰心戏院演话剧的那些人搞熟了，她时常和黄宗英等在一起。
“我们学校除了每天由住校先生做一般性的教戏、排戏之外，有时对某几个学生，排练某几出戏，还得另聘名师来教。不是由这些名师到学校来，就是指定学生到名师家去。学校让我和张正芳对调跟芙蓉草先生学《樊江关》。那时候正好是芙蓉草在黄金大戏院演戏，我们两人就每天利用下午4点钟以后的读书时间，到芙蓉草家去，芙蓉草本姓赵，凡是老一辈的艺人，尤其是学旦角的总是爱把真姓名隐藏，另起一个花花草草的艺名。当时黄金戏院专为招待接来的京角，安排了一幢宿舍，赵先生就住在宿舍里。
“赵先生又问起打通堂是怎么个打法，我们告诉他说：‘趴板凳儿！’‘什么？你们小姑娘也趴板凳？’赵先生表示惊异。
“后来我们把这话带回学校去，校方从善如流，以后再也没打过‘趴板凳’，而且，对女生也很少体罚，只有对太笨或太调皮捣蛋的男生，才打得很重！
“‘要彩’又是术语了，就是讨好的意思，也就是台下的喝彩之声。唉！”顾女士轻轻地叹了口气。接着她说：“从那次我们短短的合作了几次之后，就又分开了。”
“正芳的戏路和小翠花相近。学校里当时对她也特别培植，像《大劈棺》后边唱梆子，就是请梆子名伶‘四盏灯’给她说的。《翠屏山》也是，杀山的那场唱梆子，当时，这两出剧是她的绝活儿。我很羡慕她的作戏和功夫，不过现在想来，说到作，也还是点到为止，并未能深入，那时毕竟她还是个小女孩呀。
“也许，你听听看好啦，现在，我先描写他的样子。我说过了，我们俩同岁，起初我们高矮相似，过了一年多，她就长得比我高多了。她是瓜子脸，白皮肤、大眼睛，两腮都有酒窝，可是一个深一个浅，扮相漂亮极了。不笑的时候，脸上已经很甜，一笑起来，真是甜得迷人。她会用眼睛，脸上有戏的功夫也练得到家。唱《大劈棺》的时候，她能踩着跷，站在桌子上，一个‘窜抢背’摔下来。可惜就是没有小嗓，唱和念都用本嗓，这是天赋限制了她，她只能专学花旦，没法子动唱功戏。
趁着顾女士谦虚的一笑，略作喘息，笔者对上面这段话里顾女士说的几个名词稍加注解。“白口”就是台词的对话部分，说而不唱的。“剑套子”就是用耍剑或对打的形式和方法。
当笔者向顾女士谈起访晤许先生的谈话时，她表示高兴。接着她说：
“离现在越谈越远了，咱们还是回来谈谈张正芳吧，我和她那次见面之后，虽然未能像在校时那么亲密，但两个人总算联络上了。后来当我回到上海，跟谭富英先生同台唱的时候，我和他唱‘对儿戏’，像《王宝钏》《四郎探母》，当然没问题，轮到谭先生唱大轴，就觉得有好多戏需要有‘对儿’人才成。那次跟谭先生同台演出，也可以说是我生平仅有的一次跟别人‘跨刀’。这时候我就想起了张正芳，于是写信给她，请她来给我帮忙，没想到她居然‘慨然应允’。记得每逢谭先生贴《打棍出箱》《失空斩》等戏，前出总是我和张的《樊江关》或是《棋盘山》，别看我们比谭先生在京剧界的声望差，可是我们要的彩一点也不比谭先生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