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收音机里播音乐，他就想起一九三四年六月，王人美主演的《渔光曲》在上海热映，收音机里天天都播着它的主题曲，人人都会唱了，可是后母雇的一个小丫头小胖怎么也学不会。暑假时，姐姐每天一早起来就要练钢琴，大概是练基本功练烦了，就想起要弹着钢琴教小胖唱歌，便是这首主题曲。可是教来教去教不会，只是开头两句“云儿飘在天空，鱼儿藏在水中”就教了整个上午，把父亲和后母吵醒了，捱了一顿骂，从此不许姐姐在早上练琴——现在想起来，那《渔光曲》的旋律仿佛还响在耳边呢。而姐姐坐在钢琴边弹琴边教小胖唱歌的样子也是这样地清晰，如在眼前。
姐姐的成功照见了他更加的低微与无助，张子静更加沉默、更加羞怯了。张爱玲在一九三九年夏天离开上海，独自乘船去香港。
她以后还会飞得更高更远，比她的父亲、祖辈都高而远，更比他高远，直到难以企及。
‘弟弟真漂亮。’琵琶这么喊，搂住他，连吻他的脸许多下，皮肤嫩得像花瓣，不像她自己的那么粗。因为瘦，搂紧了觉得衣服底下虚笼笼的。他假装不听见姐姐的赞美，由着她又搂又吻，仿佛是发生得太快，反应不及。琵琶顶爱这么做，半是为了逗老妈子们笑，她们非常欣赏这一幕。”
姐姐是天生的作家，中英文都很棒，从父亲家出逃后不久，她便用英文写了一篇文章在《大美晚报》登出来，披露了被父亲软禁的经过，这是美国人办的报纸，编辑给文章定了个很耸动的标题：“What a life！What a girl's life！”家里是一直订着《大美晚报》的，父亲看到文章，大动肝火，可是他已经拿姐姐没办法——他不能再打她，也不能再关她，她已经远走高飞，再也不用怕他了。
姐姐的任性尤其表现在看电影上。看电影是她一个很大的爱好，仅次于看小说，她订阅了许多电影刊物。她喜欢葛丽泰嘉宝，像一般的八卦影迷那样，既欣赏她的演技，也好奇她的神秘身世，还喜欢加利古柏，秀兰邓波儿，费雯丽；中国的则喜欢阮玲玉，谈瑛，陈燕燕，顾兰君，上官云珠，石挥……那时有声电影刚刚起步，1930年阮玲玉在《野草闲花》中第一次开口唱歌，姐姐立即便学会了；1931年胡蝶在《歌女红牡丹》里开口说了大段对白，姐姐也可以朗朗上口，一字不落地复述出来；有一次姐弟俩去杭州玩，住在后母娘家的老宅里，亲戚朋友很多。刚到第二天，报纸上说谈瑛主演的电影《风》正在上海电影院上映，姐姐立刻就要赶回上海去看，怎么劝也不行，于是他只得陪着她坐火车去上海，直奔那家电影院，连看两场。他的头痛得要命，姐姐却得意地说：“幸亏今天赶回来看，要不然我心里不知道多么难过呢！”现在姐姐不在身边，他连看电影的心情也没有了，因为不能不想着她。
他还记着姐姐教给自己的许多写作方法：积累优美词汇和生动语言的最佳方法就是随时随地留心人们的谈话，一听到后就设法记住，写在本子里，以后就成为写作时最好的原材料；提高中英文的写作能力，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把自己的一篇习作由中文译成英文，再由英文译成中文。这样反复多次，尽量避免重复的词句，一定能使中文、英文都有很大的进步。
七十年后，张爱玲的中英文“自传三部曲”先后出版，将这段真实感受写进了小说里，悲凉地刻划了弟弟陵少爷之夭，并让陵少爷死于十七岁。
可是，到他一天天大起来，她再也爱不起他，因她帮不了他。
子静重新回到父亲的家里，回到那鸦片香的世界。他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姐姐一直都很喜欢音乐，也很会唱歌，很小时便会缠着保姆说故事，唱她们皖北农村的童谣，而他一句也学不会；姐姐还缠着教他古书的朱先生说苏白，朱先生六十多岁，待人很亲切，也很喜欢姐姐，依着她的要求用苏州话念了一段吴语写成的《海上花列传》，姐姐还不过瘾，专门挑出妓女同打上门来找丈夫的夫人吵架的一段让读，朱先生无奈，只得捏着嗓子学女腔读给她听，逗得姐弟俩笑得差点滚到地上去。姐姐那时真是很任性的。
吃东西的时候也想着——姐姐喜欢吃甜食，紫雪糕，爆玉米花，山芋糖，掌鸡蛋，藤萝花饼，合肥丸子，都是些又便宜又普通的吃食，就是合肥丸子罗嗦些，只有姐姐的奶妈何干会做——先煮熟一锅糯米饭，凉了后捏成一个个的小米团，把调好的肉糜放进米团里捏拢，大小和汤圆差不多，然后把糯米团放在蛋汁里滚过，再放进油锅煎熟。姐姐是那样喜欢吃，又吃得这样高兴，以至于引得全家的人，包括父亲和佣人们后来也都爱上了这道菜。如今姐姐逃走了，连老奶妈何干也为了这件事受连累，回皖北养老去了，合肥丸子自然也吃不上了。
她在书中把儿时的弟弟形容成一个安琪儿，那么可爱漂亮的一个小玩意儿，时不时就要抱过来用力亲一口：
“琵琶知道她父亲没有人在旁挑拨是不会每天找陵麻烦的。他没这份毅力。何况人老了，可不会越看独子越不顺眼。”
于是她写他死了。她只有当他死了。她没了弟弟，他没了姐姐，他们再没了姐弟的缘分。
那是因为，张爱玲离家出走投奔母亲，弟弟子静也随之前去却被母亲拒绝，那一年，子静刚好十七岁。
“他长大漂亮了，雪白的猫儿脸，乌黑的头发既厚又多。薄薄的小嘴红艳艳的，唇形细致。蓝色茧绸棉袍上遍洒乳白色蝴蝶，外罩金斑褐色小背心，一溜黄铜小珠钮。
“她不愿去想跪在下面荒地的陵。跪在那儿，碎石子和蔌蔌的草看着不自然。阳光蒙着头，像雾蒙蒙的白头巾。他却不能睡着，头上的砖会掉，父亲从窗户看得到。小小的一炷褐色的香，香头红着一只眼计算着另一个世纪的时间，慢悠悠的。他难道也是这么觉得？还许不是。弟弟比别的时候都要生疏封闭。指不定是她自己要这么想，想救他出去，免去他受罚的耻辱，也救她自己，因为羞于只能袖手不能做什么。”
当张爱玲看着弟弟哭泣着离去的背影，她心里的悲哀是难以言喻的，不知该如何面对这生离死别。她甚至不把那看成是生离，因为心里无奈与绝望的境味远不是一场平常的生离可以比拟，弟弟这一去，于她内心来说几乎已经是死别了。
而这时，听说姐姐已经考上了伦敦大学，还是远东区第一名，可见真是奋发图强。可惜由于战争的缘故，英国已经不能去，只得改入香港大学。
她什么也做不了，她救不了他，帮不了他。写不尽的痛楚与无奈，悲哀与荒凉。当爱到了无法再付出的时候，就只有割断。
他没有去送。
家里到处都留下姐姐的痕迹，可是他再也不能同姐姐生活在一处了。他只有游荡在这房子里，靠着从前的记忆过活——他过早地老了，十七八岁已经开始回忆；他又从来没有长大过，始终都是那个踢足球的沉默小男孩——成长期早已结束了，可是创伤却一直在成长。
她在《雷峰塔》里写父亲再婚后，被继母挑拨着打儿子，“打丫头似的天天打”，有一次还教他头上顶着一块砖罚跪，要跪三炷香的时间。她心痛，却不敢过问，甚至不敢去看他，怕反而替他招来更多口舌，只有坐在窗里默默生闷气——
他想起小时候，姐姐很喜欢荡秋千，荡得很高，他在一旁看着，很是羡慕，却怎么也不敢坐上去——姐姐看到的世界，一直都比他高，比他远。一九三四年，姐姐升高一时，他才小学五年级；一九三六年小学毕业，父亲又让他在家停学一年；一九三七年日战爆发，许多学校停课，又荒废一年；到了一九三八年，姐姐离家出逃，父亲受了刺激，这才决定送他进入正始中学读初中一年级，可是刚读完初一，学校迁往法华镇，校名改了，校长也换了，于是父亲又要他辍学……
她毫不吝惜地使用各种赞美的语言来描写弟弟的美与可爱，不厌其烦地写他又贪吃又因生病而苛扣着吃的小可怜儿状，他出门时当胸绑着一条大红阔带子绊住而带子的末端牵在老妈子手里的傻样子，他哀哀地背书，居然背得比她快的聪明相，他头碰头地跟她一起挑选卧室和书房颜料样子的情形，还有跟她一起假装英雄出征打仗的游戏，她使双剑，他耍一对八角铜锤……他总是那么弱，那么小，那么没主见，无声无息地跟在她身后，有时候会恶作剧，带着嫉恨的眼光窥视或捉弄她，在她的图画上划下一道黑杠，但他始终是她最亲爱的弟弟，两个人从小睡一间屋，拜一个先生为师，连洗澡都在一起。她无法不爱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