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还是这样地口无遮拦，又贪吃甜品，和爱玲出来，不管做什么也好，最后的保留节目一定与吃有关，坐在咖啡馆里，每人一块奶油蛋糕，另外要一份奶油；一杯热巧克力加奶油，另外再要一份奶油。然后便开始聊天。
——还有电车上没完没了数落男人的女人，不住口地咒骂着自家男人，可是口口声声都离不了他，那番精彩的谈话，略整理一下就是篇好文章。
故事讲完了，她长吁短叹地感慨：“妒忌这样东西真是——拿它无法可想。譬如说，我同你是好朋友。假使我有丈夫，在他面前提起你的时候，我总是只说你的好处，那么他当然，只知道你的好处，所以非常喜欢你。那我又不情愿了。又不便说明，闷在心头，对朋友，只有在别的上头刻毒些——可以很刻毒。多年的感情渐渐地被破坏，真是悲惨的事。”
秦可卿房里有对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果真如此，上海人便个个都是大学问家了。
——这些，后来都被爱玲写进了文章里。
乱世里的亲情，这样地稀罕，更是弥足珍贵。
这一切，张爱玲都一一地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写入笔下。
那时期炎樱正在积极学习中文，爱玲从百家姓教起，“赵钱孙李”，刚教了一个“趙”字，炎樱已经等不及地有妙论：“肖是什么意思？”爱玲说：“就是‘像’。”炎樱说：“那么‘不肖子孙’，就是说不像，那意思是不是说他不是他父亲养的？”说完不住挤眼。爱玲目瞪口呆，这炎樱，统共不识得几个字，倒已经先学会俏皮，开中国字的玩笑了。
炎樱的一个朋友结婚，她去道贺，每人分到一片结婚蛋糕。他们说：“用纸包了放在枕头下，是吉利的，你自己也可以早早出嫁。”炎樱说：“让我把它放在肚子里，把枕头放在肚子上面罢。”
便是这样地容易高兴，即使在乱世中，即使没有工作，前途茫茫，然而她还有青春，有天份，有着生命的期待与无限的可能性，有姑姑的陪伴和炎樱的友爱。
她微笑地用“外国人”的眼光饶有兴趣地来看待自己的故乡与“乡亲”，觉出许多新的意味——弄堂里长竿挑着小孩子的开裆裤，娘姨坐在堂门口一边摘菜一边叽叽呱呱地拉家常；店里柜台的玻璃缸中盛着“参须露酒”，隔壁酒坊在风中挑起“太白遗风”的旗子，有人蹒跚地走来打酒，却是料酒；小孩子在冬天里穿上棉袄棉裤棉袍罩袍，一个个矮而肥，蹒跚地走来，小黄脸上飞起一双神奇的吊梢眼，十分趣致可爱；黄昏的路旁歇着人力车，一个女人斜签坐在车上，手里挽着网袋，袋里有柿子，车夫蹲在地下，点那盏油灯，天黑了，女人脚边的灯亮了起来；烘山芋的炉子的式样与黯淡的土红色极像烘山芋；小饭铺常常在门口煮南瓜，味道虽不见得好，那热腾腾的瓜气与照眼明的红色却予人一种‘暧老温贫’的感觉……
有人在自行车轮上装着一盏红灯，骑行时但见红圈滚动，流丽至极，坐在自行车后面的，十有八九是风姿楚楚的年青女人，再不然就是儿童，可是有一天她看见一个绿衣的邮差骑着车，载着一个小老太太，多半是他的母亲罢？她便觉得感动起来；
报纸上登着一首周作人译的日本诗：“夏日之夜，有如苦竹，竹细节密，顷刻之间，随即天明。”张爱玲拿给姑姑看，姑姑照旧说不懂，然而又说：“既然这么出名，想必总有点什么东西罢？可是也说不定。一个人出名到某一个程度，就有权利胡说八道。”张爱玲大笑——真不知道姑姑对“出名”这件事是太不敬还是太看重。
炎樱的父亲在上海成都路开着一家门面很有规模的珠宝店，店名就叫莫希甸，和他的姓同音。招牌上中英文对照，前门开店，后门出入，店堂的玻璃柜里陈列着钻石镶嵌的各色饰物，熠熠生辉，光彩夺目，那些宝石价格不菲，没多少人买得起，所以店里的客人总是寥寥无几；住家在楼上，拐弯处是亭子间，摆着八仙桌、凳椅等家具，用以进餐或会客——张爱玲来了，便在这里与炎樱聊天。她后来在《色戒》里把刺杀地点安排成一间珠宝店，描写细致，大抵就是这莫希甸给的灵感。
她给爱玲讲三角恋爱的故事：“永远的三角在英国：妻子和情人拥抱着，丈夫回来撞见了，丈夫非常地窘，喃喃地造了点借口，拿了他的雨伞，重新出去了；永远的三角在俄国：妻子和情人拥抱，丈夫回来看见了，大怒，从身边拔出三把手枪来，给他们每人一把，他自己也拿一把，各自对准了太阳穴，轰然一声，同时自杀了。”
姑姑其实很怕别人唠叨，她有一个年老唠叨的朋友，说起话来简直叫人觉得岁月绵长如线，恨不得拿起把剪刀来剪断她的话头。姑姑因而叹息：“生命太短了，费那么些时间和这样的人一起是太可惜——可是和她在一起，又使人觉得生命太长了。”
经过书报摊，炎樱将报摊上所有画报统统翻遍之后，一本也没买。报贩讽刺地说：“谢谢你！”炎樱答道：“不要客气。”
——即使遇到封锁，也是一种小小的奇遇。电车停了，马路上的人却开始奔跑，在街左面的人们奔到街的右面，在右面的人们奔到左面。一个女佣企图冲过防线，一面挣扎着一面叫：“不早了呀！放我回去烧饭罢！”而电车里的人却相当镇静，见惯不怪地讨论着诸如“做人处世”这样的大道理，或是担心着“干洗、薰鱼”这些实在的烦恼，甚至还有小小的艳遇作为插曲，在短暂的封锁的密闭空间里演出了一场浪漫剧。
她形容她自己：“我是文武双全，文能够写信，武能够纳鞋底。”然而这样文武双全的姑姑，在乱世里却是有点无用武之地，时时面临着失业的危险——但也许是因为挑剔的缘故。
街景更是美丽而多彩的，仿佛“生命的橱窗”，意味无穷：寒天清早，人行道上常有人蹲着生小火炉，扇出滚滚的白烟，路人忙不迭地躲避，然而爱玲却最喜欢在那个烟里走过，心头有茫茫然飘飘然的梦幻感；
——有个穿米色绿方格兔子呢袍子的年轻人，脚上穿一双女式红绿条纹短袜，嘴里衔着只别致的描花象牙烟斗——当然是仿象牙的“西贝”货——烟斗里并没有烟，然而他津津有味地吮着，吮一会儿拿下来，把烟斗一截截拆开来玩，玩一会儿再装回去，继续像模像样地吮——张爱玲不由看得笑起来——那年轻人真是高兴。她也真是高兴。
她们有时也相约着一起去看越剧、听评弹，还到后台去看西洋景，也有时一起会朋友。聚会上，有一位小姐说：“我是这样的脾气，我喜欢孤独的。”炎樱立即补充：“孤独地同一个男人在一起。”张爱玲坐在一边，忍不住大声地笑了起来。幸亏那位小姐也是相熟的，经得起玩笑。
两人在马路上走着，一看见店铺招牌，大幅广告，炎樱便停住脚来研究，随即高声读出来：“大什么昌。老什么什么。‘表’我认得，‘飞’我认得——你说‘鸣’是鸟唱歌，但是‘表飞鸣’是什么意思？‘咖啡’的‘咖’是什么意思？”中国字是从右读到左的，她知道。可是现代的中文有时候又是从左向右。每逢她从左向右读，偏偏又碰着从右向左。炎樱十分懊恼，却仍然笑着，不知是笑中文的深奥还是笑自己的笨拙。
爱玲有些替她可惜，张茂渊却理直气壮地很：“如果是个男人，必须养家活口的，有时候就没有选择的余地，怎么苦也得干，说起来是他的责任，还有个名目。像我这样没有家累的，做着个不称心的事，愁眉苦脸赚了钱来，愁眉苦脸活下去，却是为什么呢？”日子实在过不下去的时候，便卖珠宝。她手里卖掉过许多珠宝，只有一块淡红的披霞，还留到现在，因为欠好的缘故。战前拿去估价，店里出十块钱，她没有卖。便一直留下了，却又不知道留着派什么用场。便叹息：“看着这块披霞，使人觉得生命没有意义。”
然而张爱玲不这么以为，她正活在兴头上。在她心里眼里，只觉得“值得一看的正多着”，夏天房里下着帘子，龙须草席上堆着一叠旧睡衣，折得很齐整，翠蓝夏布衫，青绸裤，那翠蓝与青在一起有一种森森细细的美，她无心中看到了，高兴了好一会；浴室里的灯新加了防空罩，青黑的灯光照在浴缸面盆上，一切都冷冷的，白里发青发黑，镀上一层新的润滑，而且变得简单了，从门外望进去，完全像一张现代派的图画，她又觉得新奇且喜悦，仿佛爱丽丝走入仙境；晚上在灯下看书，离家不远的军营里的喇叭吹起了熟悉的调子，楼下小孩子拾起那喇叭的调子吹口哨，也都叫她欢喜，仿佛乱世逢知己……
“小别胜新婚”的上海即使满目疮痍，在爱玲的眼里，却处处都可以看到故乡独特而亲昵的美。
门口高地上有几个孩子在玩。有个八九岁的女孩，微黄的长长的脸，淡眉毛，窄瘦的紫袄蓝裤，低着头坐在阶沿，油垢的头发一绺绺披到脸上来，和一个朋友研究织绒线的道理。她的绒线大概只够做一截子小袖口，然而她非常高兴的样子，把织好的一截粉蓝绒线的小袖口套在她朋友腕上比试着。她朋友伸出一只手，左右端详，也是喜孜孜的。爱玲一路地走过去，头也没回，心里却稍稍有点悲哀；
终于又坐上心心念念的电车了，张爱玲充满欣喜地看着电车上形形色色的芸芸众生：
爱玲自己写文章，也劝姑姑写，她不同意，说：“我做文人是不行的。在公事房里专管打电报，养成了一种电报作风，只会一味的省字，拿起稿费来太不上算。”
晚上走在落荒的马路上，听见炒白果的歌：‘香又香来糯又糯’，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唱来还有点生疏，未能朗朗上口。爱玲听着，也是一种难言的感动，她看过去，一整条长长的黑沉沉的街，那孩子守着锅，蹲踞在地上，满怀的火光，那真是壮观……
连带姑姑住的房子都有一种可敬畏的力量，仿佛神明不可欺。有一天爱玲打碎了桌面上一块玻璃，要照样赔偿，一块玻璃六百块，好大一笔款项，她手头已经很紧，却还是急急地把木匠找了来，不敢怠慢。
姑姑也从不觉得侄女聪明，有文采，并且一天比一天有名气，她只管抱怨她，说：“和你住在一起，使人变得非常唠叨而且自大。”唠叨，是因为张爱玲笨，一件事总要同她说很多遍，不时地嘀嘀咕咕；自大，也是因为张爱玲笨，显得周围的人都成了高智商全能的超人。
从洋行出来后，她在无线电台找了份新工作，报告新闻，诵读社论，每天工作半小时。这时候她们已经不用顿顿吃葱油饼了，一个挣薪水，一个赚稿费，比起爱玲刚搬来的时候，境况是好了许多，德国租客也搬了出去。但是姑姑很快又有了新的抱怨：“我每天说半个钟头没意思的话，可以拿好几万的薪水；我一天到晚说着有意思的话，却拿不到一个钱。”然后便把工作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