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庆幸自己已经升入中学，可以住校。学校是她的伊甸园，可以使她短暂地远离继母的管辖——然而也未必，因为即使在学校里，继母的影子也无处不在，她的衣裳跟着她。
那件长满冻疮的暗红棉袍，就像兜头浇下满满一桶暗红色的油漆，给张爱玲的整个少女时代打上了一枚暗红的印章。她从此更加沉默寡言，也更加嗜书如命，她原本就比一般的同龄女孩早熟，如今更是忽然褪去了所有的稚嫩与天真，并且由自卑导致的自闭，使她的中学生活并不愉快，也很少交朋友。
心上一次次的伤渐渐结了痂，打成结，一辈子也解不开。后来经济独立的张爱玲很有点恋衣狂，喜欢自己设计衣裳，并且务求穿得奇装异服、路人瞠目才罢，就是因为那时被穿衣问题困惑了太久留下的后遗症。
然而她现在已经十六岁了，别说梳爱司头穿高跟鞋，甚至连穿得体面一点也不能。继母的那些衣裳中，有一件暗红的薄棉袍，碎牛肉般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就像浑身生了冻疮；冬天已经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
孙用蕃进门前，听说这个继女的身材同自己差不多，便带了满满两箱子自己做姑娘时代的旧衣裳——这位填房太太在进门前倒已经先想着替夫家省钱，真不知道是天生勤俭还是刻薄成性——或许也可以理解，总是落魄高官的后代，在民国一色地没落了，纵然祖上曾经堂皇尊崇过，如今的家境也仍是拮据，因此节俭成性。
张爱玲和弟弟也参加了宴会，坐在席上，她真是食难下咽，仿佛眼睁睁看着一团火逼近了自己、包围了自己而不得逃脱——她真是很想转身逃开，可是，现实逼着她不得不端坐在那里，脸上带一个僵硬的笑。
于是此后几年里张爱玲再也没有穿过一件新衣。
据她的老师汪宏声回忆：张爱玲那时瘦骨嶙峋，不烫发，衣饰也不入时，坐在最后一排最末一个座位上，表情呆滞，十分沉默。“不说话、懒惰、不交朋友、不活动，精神长期的萎蘼不振”。然而她的作文实在是好，成绩也总是A或甲，老师常常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朗读她的作文，给她很高的赞扬，她也面无表情，仿佛并不当作一件了不起的事，仿佛写作本来就是她的天生技能，就像每个人生下来都会啼哭、长大了便会行走一样，是种本能，天经地义的事情。
其实亲戚间也还流传着一些关于她此前曾经与表哥闹恋爱的事，已经不是处子之身。但是张廷重说：“我知道她从前的事，我不介意，我自己也不是一张白纸。”
前面说过，这个家里的女人的背景似乎总比男人来得阔大体面——李菊耦做张佩纶的续弦是一种下嫁，而孙用蕃给张廷重填房其实亦是屈就。
那些肥大而过时的旧衣，像一件件情味暧昧的准古董。说新自是不新，说旧却又不够旧，有些领口已经磨破，无论怎样滚金线打丝绦，只是令人觉得窘缩，觉得尴尬。而且因为压在箱底里有了年代，整个浸淫着一种脱不去的樟脑味，在那样青涩初开的年代里，在被称为贵族化的教会学校里，更加使一个少女无地自容。
她打开箱子，一件件地撂出衣裳来，带着惋惜怅惘的口吻说：“料子都还是好的。”仿佛连旧衣裳也不舍得给人似的。
孙家是旺族，孙景阳的父亲、曾任袁世凯内阁国务总理的孙宝琦有一妻四妾，子女二十四人。给张廷重介绍的是孙宝琦的第七个女儿孙用蕃，三十六岁，精明强干，样子也还时髦爽利，大方脸，削下巴，很干净利落的一个人，可是闻说脾气不大好，又染上阿芙蓉癖，所以年纪老大还待字闺中。她那样的出身又不容她过于下嫁，一来二去地，便给张廷重做了填房。
婚礼在华安大楼举行。那时候，跑马厅对面的国际饭店、大新公司、西侨青年会都还没有建造，七层楼的华安大厦便显得鹤立鸡群，居高临下——孙用蕃要的就是这种排场。
爱玲本是自小就有一点恋衣癖的，这也是母亲的遗传——因为黄逸梵的爱做衣裳，张廷重曾经咕哝过：“一个人又不是衣裳架子！”在张爱玲还叫做张瑛的时候，她小小的年纪，看见母亲黄逸梵立在镜子前面，在绿短袄上别上翡翠胸针，只觉得美不胜收，羡慕万分，来不及地要长大，忍不住说：“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十六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团，吃一切难于消化的东西。”
她总是忘记交作业，每每责问，她的口头禅便是“我忘了”。通常人们总是善意地一笑轻轻放过了她，并且当她在心里也未必真在乎。可事实上她的内心远没有她的表面显示出来的那样漫不经心，不以为意，在那里面，是一颗少女的备受磨折的扭曲的心。
——记忆的伤，终生不能治愈。她不禁想起小时候个子长得快，几天就蹿高一大截，有一次母亲为她做了件外国衣服，葱绿织锦的，还没来得及上身，就已经不能穿了。如今想起来，真是奢侈得叫人心疼。
那时上海的房子涨价，张廷重手里有祖上留下的一整条街的房子，算得上富人，于是许多久不走动的亲戚便又开始往来，且拐弯抹角地替他做媒，说的是日商住友银行的买办孙景阳一个同父异母的姐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