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是旧房子,公寓里常常能发现蚂蚁,于是便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一幕,每当赖雅大包小卷地从集市上购物回来,便看见张爱玲全副武装,拿着杀蚁剂如临大敌地满屋喷洒,赖雅因此送了她一个绰号“杀蚁刺客”——像一部好莱坞片名。
小镇的生活宁静而温馨,赖雅与爱玲这段时期的生活颇有规律,是最像过日子的一段时期。爱玲喜欢晚睡晚起,夜间工作;而赖雅则喜欢早睡早起,并且承担了大部分家务工作,包括购物、去银行、去邮局等。他从前是喜欢流浪的,然而现在却很享受平静的家庭生活,宁愿花一上午的时间去研磨咖啡,亲手烹煮最地道的意大利咖啡,因为爱玲有喝咖啡的习惯,却不喜欢自己煮。
“见面?那不是要回去香港?”赖雅一惊,再也讲不下去了。
然而念头已经被种下了,并且在她心里生根发芽,她知道,她要回香港,回到中国人间去,总要再回去一次的,再听一次乡音,再一次用中文写作。
赖雅与爱玲这对忘年之恋,与其说是夫妻,勿宁说更像合作伙伴,或者说,她是他的家庭医生,而他是她的生活助理——频繁的中风使得赖雅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又患上了背痛,每当他发病,她便会彻夜细心地照料他,帮他按摩,放松背部肌肉,减轻痛楚;而当他身体好起来的时候,她便可以偷一点懒,把家务都交给他做,自己赖在床上等他侍候。
电影世界里的一切都是被夸张而后凝缩了的,倘若人生可以如电影这般浓缩在两个小时里,喜怒哀乐转瞬即逝,再悲苦些又有什么了不起呢?可惜人生是漫长的,痛苦来得琐屑而冗长,不能痛快,不能悲壮,只如蚤子咬啮一般烦恼而无可奈何。
看完电影,他们一起散步回家,他问她:“前几天你那位香港朋友来电话,说想请你写剧本,你准备得怎么样,想好题材了吗?”
赖雅常常隔三差五地淘回一些面包烘炉、三夹板桌子、木制小床等,爱玲偶尔也会跟着一同去,有一次她用三元七毛五分买到了四件漂亮的绒衫和一件浴袍,回到家后兴致勃勃地试穿——苦中作乐,便指的是这种情状吧。
她是不喜欢哭泣的,然而她的心在流泪,家乡与亲人都远在天边,除了同样远在天边的渺茫的神仙外,她可以求助谁?
这年的圣诞节,便在这哀凄而脆薄的气氛中度过了。爱玲特地去超级市场买来食品,亲自动手做了几道中国菜助兴,赖雅也撑着下床,强作欢颜地陪娇妻度过了婚后的第一个圣诞夜。
赖雅有记日记的习惯,他这段时间的日记内容琐碎平常,都是些关于今天吃了什么做了什么的小事,却透出浓郁的生活意味。早餐通常是咖啡、核果、牛奶和麦片;午餐有牛排、玉米、意大利面、现煮咖啡;晚上前有时候会喝一点香槟或红葡萄酒,并且边喝边聊一些关于刚读过的某本好书的看法,彼此写作的进度,或是对某部影片的观感。他们最共同的兴趣就是写作与看电影。镇上有家小电影院,他们很少错过新片上映。
爱玲还买来油漆和工具,亲自动手把两个人的房间都漆成了蓝色。她说,每天睡在这蓝色小屋里,就好像睡在大海上,有种“风雨同舟”的味道。她想起小时候在上海,母亲刚刚从巴黎回来,买了新房子,许她自己挑选卧室和书房的颜色。她欢喜得胸口像要炸开,最终选了橙红同孔雀蓝——如今就好像旧梦重温。
爱玲安静地聆听,同时看那地上的影子跳跃着为赖雅的讲述伴舞,仿佛一场即兴演出。她想起从前在兰心看罗兰排演《倾城之恋》的情形,也想起去文华与桑弧谈剧本的往事。这次同宋淇合作,剧本全用航递,想交流感想也难,真是没有写作的乐趣,单只为了赚钱了。她深深叹了口气,说:“真想再见见他们。”
一九五六年十月,赖雅与张爱玲再次回到麦克道威尔文艺营,这是他们相识相爱的圣地,曾经留下那么刻骨铭心的美好记忆,然而还来不及重温旧梦,赖雅又在营地大厅再次发病,此后一直时好时坏。十二月十九日,赖雅发作了这年里最严重的一次中风,并因脸部麻痹而不得不送进医院,差点失音。这使爱玲变得神经质起来,几乎要崩溃了,她每天提心吊胆守在赖雅的病榻旁,常常彻夜不眠地祈祷着:让他好起来吧,让他快一点康复吧。
赖雅有些伤感,她喜欢的东西,他没有能力买给她。爱玲却微笑:“欣赏的快乐是多过拥有的。我喜欢看橱窗,就是因为那是可以不花钱的享受。”她给他描述从前在上海看过的一些过目不忘的美景与饰物,还有一匹美丽的日本布,说,“我特地去虹口看了几次,不买也是高兴的。”
早在圣玛利亚女校读书的时候,她已经被训练每天早晚要祈祷,那时候,她把祈祷视为不得不做的一项繁琐枯燥的功课。然而如今,她是多么虔诚,全心全意地祈望真有一位无所不能的天神可以垂怜于她,帮助她可怜的丈夫。她闭上眼睛,让赤子之心穿过昔日校园那梅林遮蔽的纵横的小径,站在那饱经风霜的古老钟楼下,聆听那熟悉而遥远的钟声低沉地回响,仿佛回答她的祈告:我的女儿,我的上海的女儿,你过得好吗?
一九五七年四月,赖雅和张爱玲在麦克道威尔文艺营的时限再次到期,而且已经不能继续申请。赖雅向耶多文艺营提出的再次申请也遭拒绝。幸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打算将爱玲的《秧歌》改成剧本,支付了一千三百五十美元的改编费和九十美元翻译费,总算可以让他们有钱租房了。
我的灵魂游走在纽约的上空,看到那个天堂和地狱并在的人间。有人说:爱一个人,就送他去纽约;恨一个人,就送他去纽约——爱玲来到了纽约,这是她的地狱,还是天堂?
在爱玲的精心照料下,赖雅的身体渐渐好起来。频繁的中风让他自知去日无多,刚刚恢复健康,便迫不及待地要出一趟远门。
于是他们在离文艺营不远的彼得堡松树街25号看中了一处带家具出租的公寓,从住处去小镇集市不到十分钟,交通很方便。这是一幢三层楼公寓,他们租的是第三层,房租61美元,不包括电费。
电影是爱玲从小到大的爱好,她一直都将坐在电影院里看电影视为最佳享受,好比一场约会那么重要。电影院是廉价的宫殿,那层叠厚重的垂幔,那金碧辉煌的廊柱,那华丽浮夸的雕饰,都因为不真实而格外令人向往。站在电影院里,不必对面的银幕上打出光怪陆离的影像,也不必音响里奏响音乐,她已经可以感受到某种戏剧的特有的氛围,有一种被夸张了的神秘感和愉悦感。于是一切现实的烦恼都去得远了,这一刻,这一处,她是电影世界的皇后,可以心无旁鹜地做一个银色的梦。
“我只是想给你讲一个故事……”
张爱玲急忙抱歉地说:“我只是说想……你接着讲。”
“想了一些,还没有定。”她知道,当他这样问的时候,就是有话要说,于是问:“你有什么建议给我吗?”
——她以为自己是找到了依靠,却不料把自己变成了拐杖!
这西方的魔都,这西方的月亮,照着我们东方的新娘。她在纽约迎来她的第二次蜜月,然而她的脸上殊无悦色,形影里有无法形容的忧伤——她的新婚丈夫刚刚发作了一次小中风,这给他们的婚姻生活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她在赖雅身上寄予的感情,不是单纯的男女之欢,而是把他当成了朋友、丈夫、父亲、和师长的混合体。她尊重他,欣赏他,更依赖他。然而看着他的虚弱与无助,她才知道,他比她更需要依赖。
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日,赖雅带着爱玲来到了波士顿,探望他的兄弟爱恩斯脱。他们还去了当地最大的费伦百货公司观光。爱玲喜悦地欣赏着那些华丽的商品,不时向赖雅指指这个又点点那个,十分雀跃。
此后,赖雅一有可能就陪爱玲去逛商场,三月,他们一同去纽约看望炎樱,打听《赤地之恋》的出版情况,还在纽约最大的商场里买了一双约翰·华德出品的皮鞋,和一副意大利产的真皮手套。皮鞋是给赖雅的,手套是爱玲的。他们终于在婚后拥有了各自的第一件奢侈品。
她仍然喜欢逛街,但购物就只逛得起“跳蚤市场”。公寓是带家具出租的,但还是需要添置许多生活必需品,最好的选择自然是去跳蚤市场淘二手货。美国各城都有廉价的旧货市场,货源主要来自搬家、清仓甩卖等,只要运气好,这里常常可以用两三成的价钱买到八九成新的好货。有些平民小夫妻结婚置家具,也常常会光顾这些地方,不到半天时间就可以建起一个家了——当然也适合迁入新居的人,比如爱玲和赖雅。
当她这样想着的时候,耳边仿佛已经听到上海人的吴侬软语了。
于是赖雅绘声绘色地讲起来,一边打着手势加强语气,像在指挥乐队。月亮的光柔柔地洒落下来,照在落叶飘拂的街道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长长的,一会儿前,一会儿后。
新年时,赖雅已经可以起床行走,爱玲扶着他去林中散步,看那些鸟儿如去年一样地啁啾,松鼠如去年一样地蹦跳,她轻轻将头依在他的臂膀上,心中无限茫然:他们终于依偎着从一九五六走到了一九五七,他们还可以相牵相伴走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