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无法设想洪深写这篇文章时的心情——他自己相信自己所说的话么？
“《太太万岁》是关于一个普通人的太太。上海的弄堂里，一幢房子里就可以有好几个她。
只可惜这段话语焉不详，弄不清这件事是发生在“一千元灰钿”之前还是之后。
关于柯灵被捕的原因，《二十世纪上海大博览》分析：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太太万岁》在上海的皇后、金城、金都、国际四大影院同时献映，这是文华出品的第二部作品，也是张爱玲与桑弧的“第二次握手”。该剧主要演员有蒋天流、石挥、张伐、上官云珠、韩非等，连摄影师都是大牌黄绍芬和许琦，星光乱溅，花团锦簇，想不卖座都不行。
身为《大公报》主编的洪深很欣赏张爱玲的才情，特意给这篇文章加了一段《编后记》，充满溢美之词：
“在我出其不意地收到《〈太太万岁〉题记》那篇稿子的时候，我不是不解这是作家对于自己作品的自我欣赏。但因它或多或少地记录了一个作者的工作经验，又且或少或多地透露了一个作者的写作心情，应可帮助批评者更确准地更充盈地理解作者的戏剧创作我便欣然把它发排。”
“乌拉”太太芳名陈思珍，机智活泼，任劳任怨，既有中国妇女共有的委曲求全，又有上海女子特有的精明世故，她帮助丈夫骗父亲的钱，又帮他躲过情妇的勒索，为他做尽了一切可以做的事，然后决定离开。
且不言因为几个游记、杂文的栏目便将《万象》定位为一份抗日杂志是否牵强——因为曾被柯灵形容为“不干不净的”《杂志》后来也有材料证明其实是清白的，《杂志》隶属于有日本驻沪领事馆背景的《新中国报》系统，主要负责人袁殊还在敌伪宪政实施委员会、清乡地区党务办事处等部门兼任要职，所以长期被指为“汉奸杂志”。但实际上这两种报刊的工作人员几乎都是从事情报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包括翁永清、恽逸群、刘幕清（鲁风）、吴诚之（哲非）、丘韵铎等。当代有研究者指出：该刊作者“以上海爱国作家和地下抗日工作者为主”。
那么，《太太万岁》真的是“艺术价值低下”么？它到底算不算得是一部“高级喜剧”，一部“真正的喜剧”呢？
其实不仅是对胡兰成，张爱玲对许多人的好亦是不问回报的。对苏青、炎樱自不消说了，这里另举几例：
而《太太万岁》，便是她亲自撰写的“中国的东西”，是中国电影关于“中产阶级的生活”的补白。片中所表现的婆媳关系、翁婿关系、姑嫂关系、以及中产阶级夫妻的恩恩怨怨，都是时代中国所特有的。太太是中国式的太太，离婚亦是“中国式离婚”——闹离婚闹到一半，多半是闹不成的；夫妻合好，于是既往不咎，大团圆结局。
……像思珍这样的女人，会嫁给一个没出息的丈夫，本来也是意中事。她丈夫总是郁郁地感到怀才不遇，一旦时来运来，马上桃花运也来了。当初原来是他太太造成他发财的机会的，他知道之后，自尊心被伤害了，反倒向她大发脾气——这也都是人之常情。观众里面阅历多一些的人，也许不会过分谴责他的罢？
在‘文艺短讯’、‘竹报平安’等栏目中，用通讯报道方式直接向上海读者叙述各地发生的重要事情，或用游记的方式反映沦陷区各地的惨情，激发读者对侵略者的仇恨。
船至湖心时，迎面也驶来一条船，众语喧哗声中，吴性栽听出其中一位是洪深，便叫船老大驶过去，叫了一声，果然不错。两船捱近，洪深搭手跳过来，参与到船菜席中，见了张爱玲，多少有些尴尬。然而张爱玲却十分理解他处境为难，对影评的事一字不提，只是同他探讨一些文学艺术的问题，还谈得很投机。
“在中国这块被凌辱了千百年的土地上，到处都是脓疱，到处都是疔疤。一个艺术工作者，是不是就玩弄、欣赏、描写、反映这些脓疮与疔疤呢？这是不应该的。而张爱玲却是如此地写出了《太太万岁》。”
“寂寞的文坛上，我们突然听到歇斯底里的绝叫，原来有人在敌伪时期的行尸走肉上闻到high comedy的芳香！跟这样的神奇的嗅觉比起来，那爱吃臭野鸡的西洋食客，那爱闻臭小脚的东亚病夫，又算得什么呢？”
而洪深在沉默了整个月之后，大概是迫于压力，也提笔自己打自己嘴巴地写了一篇《恕我不愿领受这番盛情》发在自己主编的《大公报》1948年1月7日《戏剧与电影》版上：
后来又看了许多关于柯灵的经历生平，以及他自己的文字，渐渐地懂了——这人小心惯了，又写了多年的检查报告，言不由衷成了本能，写一段文章就要表两句决心的，他自己也未必知道哪一句是真心，哪一句是套路了。
……陈思珍毕竟不是《列女传》上的人物。她比她们少一些圣贤气，英雄气，因此看上去要平易近人得多。然而实在是更不近人情的。没有环境的压力，凭什么她要这样克己呢？这种心理似乎很费解。如果她有任何伟大之点，我想这伟大倒在于她的行为都是自动的，我们不能把她算作一个制度下的牺牲者。
一九四五年六月，柯灵被捕，囚在“贝公馆”。就在上海贝当路国际礼拜堂的对面，是一座白色建筑，巍峨华美，高耸入云，曾是一所美国学堂的旧址，里面时时飘出莘莘学子的琅琅书声，与礼拜堂的圣乐遥相呼应，绘就出一幅人间天堂的优美画卷。然而日本宪兵队偏偏挑中了这优雅的处所，把它改做施暴的刑室，在此上演一幕又一幕的现世惨剧，天堂转眼变地狱。人们谈虎色变，隐晦地称它做“贝公馆”。
12月28日《新民晚报》上王戎的《是中国的又怎么样》：
“好久没有读到像《〈太太万岁〉题记》那样的小品了。我等不及地想看这个‘注定了要被遗忘的泪与笑’的IDYLL如何搬上银幕。张女士也是《不了情》影剧的编者；她还写有厚厚的一册小说集，即名《传奇》！但是我在忧虑，她将成为我们这个年代最优秀的high comedy（高级喜剧）作家中的一人。”
多年后提起这一幕，龚之方等人感慨不已，张爱玲却只说对船菜“印象深刻”，洪深的事，缄口不提。
《〈太太万岁〉题记》便是她对于自己的这种意图的解释：
生命本身不也使一切人都平等么？人之一生，所经过的事真正使他们惊心动魄的，不都是差不多的几件事么？为什么偏要那样地重视死亡呢？难道就因为死亡比较具有传奇性——而生活却显得琐碎，平凡？”
在《大公报》同日同版，还有一篇显见是胡坷化名的“莘薤”的《我们不乞求也不施舍廉价的怜悯》，以女人也即“太太”的口吻再次实施人身攻击：“穿了美国货的高跟鞋是否遮掩得了缠过的小脚，玲珑镂空的花鞋样能够时新到几时？死去的骸骨是否还应该迷恋？拦住路的活尸是否能活一万年？”翻来覆去，还是那几个词儿，无非小脚、活尸，岂不知他在这样叫骂着的时候，已经成了一具徒有形骸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
《不了情》的极大成功，使桑弧十分鼓舞，于是想乘胜追击，又同张爱玲商量再做一部喜剧，而且他已经有了腹稿。这便是《太太万岁》——那是一九四七年冬天，还允许这题目的出现。解放以后，“万岁”成了专属形容词，便再也用不到“太太”这样渺小的人物身上了。最多也只可换个从俄语借用过来的新词“乌拉”，《太太乌拉》。
……出现在《太太万岁》的一些人物，他们所经历的都是些注定了要被遗忘的泪与笑，连自己都要忘怀的。这悠悠的生之负荷，大家分担着，只这一点，就应当使人与人之间感到亲切的罢？‘死亡使一切人都平等’，但是为什么要等到死呢？
《万象》还开辟了一个忆旧性的游记专辑名曰‘屐痕处处’，以日人习用‘屐’隐喻日军的铁蹄。一九四四年夏，柯灵第一次被日军宪兵队逮捕，因抓不到什么把柄，一星期后只得释放。发行人为免是非，想就此结束《万象》。但是在一批文学青年积极拥护和大力支持下，《万象》又延续了一段时间。本月，柯灵再次被捕，《万象》终告停刊。”
——既然决定离开一个人，为什么还要坚持为他做最后一件事。这样的潇洒，究竟是因为不爱还是太爱？
——照《二十世纪上海大博览》里的分析，平襟亚被捕应该和柯灵是一样的原因，一样的时间，《万象》停刊也不是因为主编柯灵被捕，而是因为老板平襟亚被捕。《博览》里不提平襟亚而只写了“《万象》的发行人”，是因为平襟亚没有抗日志士的头衔；这就像他列举了许多当时曾在《万象》上发表文章的作者，却没有张爱玲的名字一样，因为张爱玲当时还顶着“汉奸”的帽子。
这里只说柯灵被捕这段故事，后来在柯灵的《遥寄张爱玲》里也有详细的记载：
文人无行，至此为极！然而也是够悲哀的了。
究竟“胡坷”是何阿物儿，今天已经不得而知，但无疑他是具有相当势力的，不仅可以左右评论的导向，而且可以让“著名剧作家”洪深这样的大人物前矛后盾，语无伦次，可见权势之威！
从前张爱玲写影评时，曾评价：“中国电影的题材通常不是赤贫就是巨富，对中产阶级的生活很少触及。”“对受了四分之一世纪外国电影和小说熏陶的中国年轻知识分子来说，片中没有多少是中国的东西，这种情形是令人着恼的。”
所有的传奇都不过是略微变化的重复。张爱玲在主角身上，再一次寄托了自己的女性理想——伟大的牺牲；同时，她也在女主角身上寄予了自己在现实中未做到的第二种选择——陈思珍提出与丈夫离婚，最后发现丈夫对自己的真情，两人重归于好——也许，这才是爱玲真心的希望？
再说《万象》老板平襟亚，他的女儿初霞曾回忆说，当年张爱玲是她家的常客，平襟亚因得罪日本人而入狱后，就更常见到张爱玲到访，为愁云惨雾的家庭带来许多温暖的友谊。在初霞的印象里，张爱玲一直是个又漂亮又可亲的大姐姐。
后人爱张的，自然称赞她对于爱情的坚贞与无私；反张的，却认为她资助汉奸，罪不可恕，并且百般嘲弄她的自私，吝啬，冷淡，孤僻，不近人情。
法国电影评论家扬·托平曾指出这“是一部相当出色的风俗喜剧”；《亚洲周刊》在一九九九年评出二十世纪一百部中文电影中，就包括了《太太万岁》——是当时的影评家们瞎了眼，还是那时文艺批评的标尺和后来不一样？
总之，无论前后，都足以看出平襟亚的不义与张爱玲的大气。
这些内情，却是柯灵等左翼作家所不知的。而柯灵自己，因为写过一篇《促驾》同周作人有关，在“文革”也当了一回“汉奸”——翻云覆雨啊！
“张爱玲所以想写这个戏也许只是凭了现实中一个触觉，意识到人类有这样一个奇异的现象；然而电影艺术的作品是应该不同于一般迎合小市民的礼拜六派的小说的，它还有它的教育任务，作者不但要反映客观现实中的矛盾，而且还要意识到他的作品会起怎样的作用？是否能对现社会、人民有深切的矫正？……电影最要紧的是主题，如果作家仅仅凭着聪明的技巧，赚取了小市民的眼泪，它的最终的目的——艺术价值，是一定非常低下的。”
然而显然他是有些来头的，紧接其后，各报刊也都纷纷响应，登出评论文章，一面倒地批评《太太万岁》的低级趣味，这包括1947年12月14日上海《大公报》方澄的《所谓‘浮世的悲欢’》：
整整两周，场场狂满。上海各报竞相报道，称其为“巨片降临”、“万众瞩目”、“精彩绝伦”、“回味无穷”、“本年度银坛压卷之作”；然而同时，却也给张爱玲带来了许许多的流言蜚语，不白之冤——早在片子上映前，张爱玲特地写了一篇《〈太太万岁〉题记》，发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三日的《大公报》“戏剧与电影”上，权作广告。
“卅六年（1947年）十二月十二日本埠《时代日报》‘新生’版胡坷先生所作‘抒愤’一文，随时随事鞭策我，劝告我勿轻于褒扬，以致引起预期的流弊，言者的用意与友情，我是感激的。但我乃不能不有那年老人的幻想——‘人老先从哪里老？’先从‘头脑’老！——我以为一个人‘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不是不可能的。我至少此刻不急欲支持剧坛中某某人的‘从前’与‘今日’，完全否定他或她的‘以后’。我还在幻想着，他们会慢慢地懂得重视每个人自己的戏剧工作的教育作用与社会效果的！”
第一次看到这段话时，我年纪还小，不禁觉得迷惘，不大理解柯灵的心理——有人曾经不论为了什么都好，总之是想方设法救过他，即便未遂，也是一份情意。纵不能感恩图报，总也该一分为二吧？一万分可杀里，也还有一分可惜，除非他自己的命是不足惜的。为什么知道真相后，反而“产生了难分难解的情绪”，并且因为自己的经历而对指责他的话“有深切的共鸣”，还说是“我个人的遭遇就提供了坚实的论据”？难道是怪胡兰成多事搭救，让他不能够在贝公馆里宁死不屈，成全一世英名？
后世提起洪深，莫不称之为“伟大的剧作家”、“著名影剧人”，给予极高评价，若是他的信徒们乃至他自己，重新看到这前后判若两人的影评，不知道又该作何感想？
“一个坐在镜台前画梦的女人，你还愿望她对人生，引起一点痛苦的感受吗？最多不过是一阵凄然罢了！‘人生原来不过如此’，因为自己原不过如此，衰老了的妩媚，她恐惧与青春的欢乐去比美。因此什么‘浮世的悲欢’，就自然成了她的装饰……看起来，张爱玲是说得那样飘忽，说得那样漂亮，好像她真能这样通达了人生，我们却忘不了她还在对镜哀怜。我们且让她如愿以偿吧！看一看那镜中的影子。”
关于不计前嫌，还有一个例子，便是著名戏剧家洪深，另一位“进步人士”——这也是当时文坛的一宗疑案。
“一九四五年六月，著名作家柯灵因主编《万象》被捕，该杂志被迫于六月号终刊。《万象》创刊于一九四一年九月‘孤岛时期’的上海。一九四三年五月，柯灵主编后，开辟了‘万象闲话’、‘文艺短讯’等新栏目；‘闲话’栏重振了鲁迅杂文之风，以杂文为匕首与敌人进行斗争，表现形式则更隐晦曲折，编排技巧也更为讲究。……
12月19日上海《中央日报》上沙易的《评〈太太万岁〉》：
也许要怪爱玲自己，她总是在文章里自嘲，形容自己“自私”、“小气”，使人忽略了她的侠义和大度。
倘若是张爱玲对平襟亚有恩在先，那么平襟亚后来对张爱玲的不厚道就近乎可杀了；如若张爱玲探访在后，则可见她的不计前嫌。
然而“题记”发表后，“左派”们跳出来大肆谩骂，其中一位署名胡坷的更是写了篇《抒愤》发表在十二月十二日的《时代日报》“新生”版，直接进行人身攻击：
那么，她从不提起的侠义大度之举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呢？
这时《太太万岁》还未公映，这位胡坷却已经跳出来谩骂了，显然是对人不对事的，他称张爱玲是“敌伪时期的行尸走肉”，以其作品为“歇斯底里的绝叫”，真不知是谁在歇斯底里！
开篇先解释并开脱了自己，接着将《太太万岁》批得一无是处，很违心地声称“它不够成为‘高级喜剧’！因为高级喜剧应当是对人生的‘健全与清明的批评’……《太太万岁》够不上是真正的喜剧！”最后，他又点出了写这篇文章的原故，很接近于现在小学生们的“写检讨”或是“决心书”之类的东西：
不过这已都是后话。只说隔年在无锡，文华老板吴性栽邀请张爱玲、桑弧、龚之方、唐大郎等人在太湖游船，吃“船菜”。船菜是地方特色，鱼虾在太湖中现打捞现涮洗，当场烹煮。张爱玲吃得津津有味，连赞“别致”。
“回到家里，又看到张爱玲的留言，知道她在我受难时曾来存问，我立即用文言复了她一个短笺，寥寥数行，在记忆里是我最好的作品之一。原因是平常写作，很难有这种激动的心情。这事情过去整四十年了，直到前年，我有机会读到《今生今世》，发现其中有这样一段：‘爱玲与外界少往来，惟一次有个朋友被日本宪兵队逮捕，爱玲因《倾城之恋》改编舞台剧上演，曾得他奔走，由我陪同去慰问过他家里，随后我还与日本宪兵说了，要他们可释放则释放。’我这才知道，原来还有这样一回事。一时间我产生了难分难解的复杂情绪。在此之前，我刚好读过余光中针对胡兰成的人品与文品而发的《山河风月话渔樵》。抗日战争是祖国生死存亡的关头，而胡兰成的言行，却达到了颠倒恩仇、混淆是非的极致，余光中对他严正的抨击，我有深切的共鸣。因为我个人的遭遇就提供了坚实的论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