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他之前一直被抑郁所困扰。可我像大多数人一样，对他人的痛苦只有两种反应：一是你赶快好起来就不痛苦了，二是你还不好起来那就是你自找的了。承认他的痛苦，并且能够在一段时间内陪伴他在痛苦状态里是一件需要专业训练的事情，并不是仅仅依靠热心肠就足够了。
——我还是一个如此功利和虚荣的人，畏惧平稳生活带来的安逸，只能从进步里获得对自己的认可，感知到自己在活着。
庭院是我们出于社会规范而展现出的温暖与友善，那是假山假水，小木屋里关着的灵魂才是那个真正的胆怯的自己。
晚上回家，上网看到我在美国读书的朋友E自杀未遂的消息。
成年之后，我有一两次面对结婚的真实诱惑，只要一决定，就可以迅速进入家庭生活，这时我才发现自己之前对于婚姻的向往不过是叶公好龙。
这几天的东京非常阴冷，走在池袋的街头，游客都不再拍照，裹紧了衣服加快步伐往前走，显得很严肃。
去年二月，江绪林老师自杀了。那时候，我还和朋友E相互鼓励，没想到现在他也放弃了活着的努力，我感觉到自己也丧失了一半的心力。
我忍不住扭头看她，穿着短裙、白色短袜和凉鞋，有些黑胖，头发染成黄色，几乎一刻不停地用手机前置镜头打量自己，拨弄着自己的刘海。
华盛顿的夜晚，应该和东京的夜晚一样冷吧。
餐厅很小，桌子之间近得很，我听到旁边一桌的日本女生聊天，一人说：“真想找个有钱的干爹，给我钱整容啊。”
我小时候是对外界过于警惕的人，长大之后才懂得主动把小木屋的钥匙散布出去，交付给几个朋友和老师。朋友E也是我托付钥匙的对象。拿着钥匙的人并不需要频繁地出入，串门聊天，只需要在木屋失火或淹水时，能够破门而入即可。
今天中午在池袋一家文字烧餐厅吃饭。文字烧是把面粉糊和各种食材混合之后在烧热的铁板上烤成的，用小勺子铲着吃，一种很平价的美食。
这个想法就足以给我宽慰。
我想起自己每次经过日本三三两两聚集的女生，总能听见她们齐声感慨：“卡哇伊（可爱）！”她们对于“可爱”的定义，自然是根据男性的审美而来的。当迎合着男性审美的少女成功嫁人，她们就成了悠闲的少妇，理所当然地花着丈夫的钱——我去较为高档的餐厅和咖啡厅，顾客几乎全是女人。这样的男女关系就像是一场共谋。
我想起自己高三时学习压力太大，每个晚自习的课间都在走廊上冲着夜空大喊：“好想结婚啊！”
去年江绪林老师去世时，刘擎老师为他写了悼词，文章里有个细节让我印象深刻。文章说：人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庭院，这个庭院是开放的，欢迎很多人来做客。但是庭院中还有一个小木屋，小木屋的门是紧锁的，那锁很难打开，有时是连环锁，有时甚至是死锁。
他从华盛顿的一座桥上意图跳桥，幸而被朋友及时找到，警察接走了他。他在自杀前发了微博：“世界是勇敢者的居所。懦夫即便被爱也很难有勇气在此世继续下去了。江老师喝酒了，我却从来对酒精没爱好，真是丟脸的终曲。”
我和朋友E是网上认识的，那时他在微博上批评我。我看他批评得很好，他年纪虽然比我小，但聪颖和敏锐远胜于我。我厚脸皮地给他发私信，主动结识。我们认识了五六年，却只见过两面，平常在网上交流也不多，我只是遥远关注着他的动态和新作的文章，偶尔在看到某些让我极端难过的人与事时，我会想：朋友E此时的感受也一定与我一样。
我愧疚于自己单向地把钥匙给了朋友E，却没有从他那里索取安慰他的权利。
在所有省事省力的人生选择里，结婚似乎是最不坏的那个。因为结婚是一件只需要维系而没有目标的事情。少女时期的我，天真地以为结婚能够把我从必须进步，一步步实现目标的焦虑中解脱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