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我的父亲是一名警察，他也顺着我母亲的话说：“是这样的。如果没有出版就会被抓进监狱。”说完，他拿出随身带着的手铐，假装扣在我的手上。我吓得大哭起来，在泪水中，我开始写自己的第一篇文章，走上了写作的道路。那一年我6岁半，正好是20年前。
这次对谈的主题是“在事实和真实之间”。看到这个题目，我开始回忆自己小时候的写作。我所写的，到底是真实，还是事实？
因此，在面对现实时，我常常觉得失望，因为无论我怎样写，都无法超过现实本身。
晚上，跟西木先生和其他在日本笔会工作的作家、学者一起去吃饭——吃秋田县的特产，因为西木先生是秋田人。秋田是盛产美女的地方，因为日照时间短，美女皮肤白嫩。餐厅的墙上贴着秋田美女佐佐木希子的照片。吃饭时还有表演，餐厅的服务人员戴着扮鬼的面具，穿着稻草衣冲向食客，隔壁桌的外国小孩被吓哭了。
另一方面，在中国描述现实的挑战是：有很多的事实我是无法直接描写或者涉及的。
钢琴家鲁宾司坦的回忆录写到自己的童年，他会忽然惊叫起来：“不！我不要写！”赶紧从记忆中逃出来。我却要把自己关回童年的监狱，诚实地写出我所经历的真实和事实。
这不是我第一次面对外国读者，其实每次都有些挥之不去的倦意——我深知说哪些话会引起读者的哗然与笑声，比如“7岁写作，9岁出书”这些我讲腻了的故事。但是在我写出好的作品之前，也只能靠这些故事来引起读者对我的兴趣，和表演吞火球、钻火圈没什么区别。
对谈效果不错，基金会的人觉得很满意。
在事实和真实之间探索，在充实和空虚之间犹豫，这对我来说，就是写作最大的魅力。
我今天非常荣幸，能够参与国际交流基金安排的这次和西木正明先生的对谈。在对谈前，我看了西木先生的小说《冰冻的眼》。这部小说出版的时间是1988年。那一年，我父母亲刚刚结婚，我还没有出生。小说写的是一个我从未存在过的世界，但阅读的时候，我并没有觉得有很大的障碍，反而觉得自己像女主人公的孙女一样，一点点沿着回忆的线索，像是剥洋葱一样，慢慢露出一个感人的故事的真相，让我非常感动。
西木先生是1940年出生的，今年已经76岁，但是看起来就50岁上下，依然潇洒、敏锐、聪明。对谈过程中对我也非常友善，一直把话题抛向我，试图让观众喜欢我。
那时，我发现了自己与周围人的巨大不同。对于他们乐观的事情，我很悲观；对于他们相信的事情，我很怀疑；他们听到的赞美和掌声，我听不到；他们听不到的苦难和哭泣，我能听到。
这样的事实，远远比作家的想象更有力量。
在写完《审判童年》之后，我觉得非常轻松，我终于可以和自己告别了。
我生活在变化多端的中国，我并没有年轻得足以相信它，也没有年老得有资格为它辩护。在中国写小说，探索“真实和事实”的中间地带，是一件非常有挑战性的工作。
这样奇妙的小说叙述，也希望在接下来的对谈中和西木先生交流。
这就是小说的魅力，它有点像摄影。当我们看到一张照片，体验到的恰恰是真实事物的不真实性。这种不真实感，这种陌生感，会带给读者更大的震撼：原来我所身处的是这样的世界啊！
非常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我写的全部是事实，书出版之后，大人们却认为我写的并不真实。比如，小学的时候我写同班的一个女生抱着我，对我唱歌：“我要和你睡觉。”我写我对自己产生了很大的怀疑：啊！我是同性恋吗？大人读到之后，觉得非常吃惊，甚至愤怒。他们想象中的孩子是纯洁的、无知的、没有性别的，怎么可能会那样？
再比如，去年我看到一则新闻，讲的是中国东北的一个纺织厂在1987年发生了爆炸，大部分工人都是女性。她们有的满脸伤疤，有的失去了双手，有的失去了乳房。直至今日，她们一直生活在两座楼里，这两座楼就像孤岛一样，被周围人称作“鬼楼”。她们不曾离开那里半步，依然唱着自己20岁时的歌曲，仿佛被凝固在时光中。
想起这两年参加的文学对谈也不少，有新内容的讲话越来越少。
当无法对抗现实的时候，用虚构的方式去瓦解它，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比如《1984》给人的震撼胜过了任何一部纪实文学。我来日本之后，看了很多漫画，觉得它们反乌托邦的幻想也很迷人。
每次公开讲自己的写作故事就会自厌，觉得自己是杂技演员，通过炫耀式的扭曲来博得满堂彩。
比如，前段时间我看到一则新闻，讲的是2010年，一艘山东的渔船载着33名船员去南美钓鱼。出海8个月之后，当这艘渔船回到港口，船上只剩下11名船员，他们杀死了22名同伴。这8个月到底发生了怎样的恐怖，人性的黑暗是小说家难以想象，或者说不愿意去想象的。
对谈时的演讲稿：
2008年，我到北京上大学。那一年举办北京奥运会，北京的天空前所未有的蓝，中国前所未有的骄傲。我所在的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也是中国走出国家领导人最多的学校。我周围的同学，相信自己是最好的国家里最优秀的年轻人，相信自己生活在最好的时代，相信自己拥有全世界。
对于西木老师，您如何处理真实和事实之间的关系？您的经验会是我非常好奇并且愿意学习的。
首先，我想向在座的各位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出生于1989年，在中国湖北的一个小城市。和大多数中国父母一样，我的母亲希望这个家庭唯一的女儿能够与众不同，而不是重复她的命运。所以在一个夏日的晚上，我母亲对我说：“中国法律规定，每个中国小学生在小学毕业之前，必须出版一本书，否则就会被警察抓走。”
一个作家是如何死亡的？从重复自己开始死亡。
笔会的作家对中国作家很熟悉，聊起莫言、阎连科、刘震云等都显得如数家珍。聊起来，发现日本作家其实也是很精于人情世故且刻薄的——我们总是习惯性地把外国人想天真了。
我童年的大部分写作，都是在写自己和周围人的生活。虽然周围人都把我叫作“少女作家”，但是我很清楚地知道，我并不是一个作家，因为好的作家必须面对他所在的时代，正面直视一个庞大的世界，而不是背过脸去，仅仅看着自己的回忆。
我从去年开始从事小说的创作。对于一个新的小说家来说，我并不算老。对于一个已经写作了20年的作家来说，这个开始却来得很晚。
基金会为我组织了一次和作家西木正明先生的对谈。题目是西木先生定的，叫《何为文学——在事实和真实之间》。
他们生活在光明和希望中，我生活在黑暗和怀疑中——这或许是我从小就写作养成的习惯，当所有人看到的是月亮的光明，我更愿意钻到月亮的背后，去看它凸凹不平的表面。因为我一直认为，月亮的光明是幻觉，丑陋的表面才是真实。
如果不能涉及事实，那又该怎样描述真实？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有意思的部分大概在于讲故事的方式，有点像罗生门——由不同的人，一层一层剥开洋葱皮，最后露出真相。
童年开始写作的我，就这样被认定是一个思想肮脏的孩子，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作为作家的艰难。
西木先生是日本著名的小说家，他写的小说其实是介乎虚构和非虚构之间。看了他得直木奖的小说《冰冻的眼》，讲的是二战时，男主角因为虐囚而被判处死刑。他的恋人为了帮助他，向著名的美裔棒球手求情。棒球手看似拒绝了她，实际上一直试图帮助她的故事。
所以，18岁那一年，我写了一部长的散文，叫作《审判童年》，来和自己过去的写作、过去的生活告别。我其实是一个生活顺遂的孩子，没有经历过挫折。家长们都让他们的孩子向我学习。但当我开始回忆，回忆到的却是很多恐惧；当我审判，审判到的却是很多大人对孩子的不公平。
童年的时候，我对写作的认识非常简单：没有分别地写下我看到的一切。所以那时候我全是记叙自己身边的事情，我的同学，我的父母。因为我个子很矮，我能看到的全是人们膝盖以下的世界，我就写我视野里的那些膝盖和鞋子。
仅仅是因为和自己的想象不一样，人们便拒绝相信这种真实。因为事实超越了自己的理解，人们就认为是不可信的。
我喜欢鲁迅的一句诗：“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很充实；当我开口说话，就感到了空虚。”
一方面，中国的快速变化已经超过了作家的想象力。中国的现实和作家的想象力同时赛跑，赢的是中国的现实，输的是作家的想象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