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也是孤独的结果。我几乎不会日语，大多数时候面对别人都只能微笑点头，无法建立任何情感联系，更无法在人际交往里投入什么热情。说实话，即便会日语也无助于我缓解孤独。东京是一个人情冷漠的城市，用获得芥川奖的作家、搞笑艺人又吉直树在《火花》里形容的：
我喜欢天气好的下午去神保町旧书街，书店的老板会把一筐筐的旧书摊开在太阳下晒着。我有时真有幻觉，看到书中的旧灵魂跳出来，掸掸身上的灰尘，伸了个懒腰。
拍这张照片时我刚来日本，时常有“快乐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的哀怨。1786年11月4日，歌德在罗马给自己的母亲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将变成一个新人回来。”
从地铁站步行回住处看到的月亮。我喜欢走一条贴着电车轨道的路，仰头就可以看到车厢里的人奔赴在生生灭灭的每一天。某天夜晚出现的月色美得惊心动魄，车厢里没有人注意到，月亮就兀自闪耀着，原始、纯真而完整。
东京遗留的唯一的市内电车——都电荒川线。电车行驶的时候会发出叮叮的声音。我总坐这趟车去更便宜的巢鸭买日用品，电车紧贴着一家家的屋檐外前行，驶进一片鳞次栉比的人情味里。
京都的游客。我初次到日本时，喜欢京都的历史与文艺，觉得东京不过是个国际化大都市。长久待下来，却发觉京都的文艺是观赏性的，让游客不住赞叹好山好水好树好庙。就像在京都龙安寺看著名的枯山水，所有游客静心闭气硬参生死，游客也成了景观的一部分。身处东京，却感觉到了一种日常的丰富，那文艺像是鱼身处水中，因为无处不在，所以让人毫无知觉。
在永田町地铁站找路。永田町是政治中心，每天最常见到的就是穿着黑色西服神色匆匆的中年政府官员。“眼前苟且”与“诗和远方”是一对虚假的对立。我在东京一年的生活表面看是“诗和远方”，生活在迷人的异域，鸡毛蒜皮消失了，可东京的生活同样存在着无奈的人性、琐碎的沟通、窘迫的算计与虚伪的寒暄。另外，网络的发达让“远方”的概念消失了，我身在异国，却时刻关注着国内的人与事，为我触手而不可及的苦难感到悲伤。正是这些并不美好的细节，才构成了生活的全部。
这几年我很反感的一句话是：生活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
小学里的夏祭，小朋友穿着浴衣看花火、捞金鱼，无忧无虑。东京到了春夏，有各种名目的“祭”，人们在祭祀中都显露出一种天真的本能、原始的狂喜。第二天再穿回西装规规矩矩上班。
在岛上迷了路。我有迷路的特长，总是准确地走向正确方向的反面。
神保町的旧书摊，一个上班路上的白领驻足停留。第一次知道神保町时，我还在读高中，看了侯孝贤的电影《咖啡时光》，男主角是神保町旧书店的老板，总是在拥挤逼仄的旧书架间低头微笑。男女主角在旧书店度过一个又一个下午，他们之间涌动的情愫和互动却被导演删去了，只剩下一种弦外的回音，一种痕迹，就像飞机飞过天空留下的痕迹。
下班晚高峰的地铁站。日本是一个不鼓励人实现个人价值的地方。它鼓励人“做最好的自己”，以此来服务社会，但并不鼓励人发展出对抗社会的精神力量。这或许是为什么日本最伟大的艺术家们都是叛逆的黑羊。
我最不喜欢拍照时被摄影师指挥：“露出沉思的表情。”一是因为被强迫沉思，实在想不出什么来；二是因为我喜欢嘲笑知识分子的装腔作势。结果被抓拍时，还是露出了忧国忧民的表情。
町田某个小学的运动会。落了单的儿童在不被注视时，没有羞涩，没有谄媚，甚至没有天真，只有一种不设防的复杂。我在东京的生活仿佛在一种看不见的屏障中，无论是走在拥挤的表参道或涩谷，还是被裹挟在人群中去看花火大会，我始终感到人群是幻觉，我在与自己单独交谈。
这个cosplayer是个中国女孩。
在大塚商业街偶遇的一个男人。他神情倨傲、走得很慢，仿佛在听从脑海里一个不合时宜的节奏。他像是昭和时期的文人穿越而来，身着浴衣，踩着木屐，拿着拐杖，一边漫步一边哀叹被现代化毁掉的江户。那时候的歌德在魏玛已经生活了十几年，身居要职。他出逃并非是因为走投无路，而是他发现自己的人生不知不觉被套上了一个齿轮：白天忙于政务，业余创作一些爱情诗，生活把创作热情压榨得干瘪枯竭。
日本老龄化问题严重，老年人非常多。我在东京遇到过的出租车司机基本上没有低于60岁的。当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难见到衰老时，我们对衰老的适应能力便随之下降，就像中国的城市中难见到墓地，所以我们对死亡格外惊骇。
濑户内海艺术祭。人烟稀少的小岛上到处是装置艺术，这个篮筐叫作“Nobody Wins（无人获胜）”。
大塚的一只流浪猫。我从地铁回到住处的路上，总能看到它灼灼地看着我，仿佛寄生着夏目漱石的灵魂。
少男少女在镰仓的海边。国外的少男少女总会显得更天真和幼稚，仿佛他们的快乐来得更容易一些。
东京漫长的梅雨季节和干燥的北京截然不同。我和日本人相处，有时会觉得他们精神力弱——埋藏在温柔表象下的优柔寡断，不知道和潮湿的雨季有没有关系。
日本人喜欢看花。樱花季，日本人早早就在上野公园的樱树下占了位置，喝酒作乐，他们头顶上却连花苞都还没有。据说樱花阴气重，要用酒宴上的阳气来冲散。
只有面对动物的时候才露出这样母性大发的表情。这或许就是为什么我爱读作家的日记和信件——不仅仅是出于某种窥私癖，更是因为那仿佛是一种反向的摄影。作品是艺术家生命的结晶和照片，我通过日记和信件，把那凝固一瞬的风景在时空上进行扩展，看到了他们完整的艺术生活。
1786年9月3日凌晨三时，37岁的歌德提起行囊，独自一人钻进一辆邮车，逃往了意大利。
从我的住处望下去的屋顶。我住在《挪威的森林》里绿子家一带。小说里，星期天的下午，渡边在绿子家的阳台上看火灾，他们弹吉他、唱歌、喝啤酒，看着弥漫的黑烟。然后，他吻了她。
用那句著名的话来说，“爱是想触碰又缩回了手”。重获新生的歌德其实并没有变成一个新人，就像在东京度过的一年并没有把我变成一个新人，我们只是更像自己本来该成为的样子。
“东京这个地方，聚集着从各个地方而来的人们。从前在乡下时，从漫画和电视剧里看见的东京，虽然灯火繁华，但人总是很冷漠。上京后我才明白了，那并不是冷漠，而是因为身为外来者的大家都心情紧张。外来者进入东京这个城市，一个个都表现出不要被吃掉的紧张状态，终于成了一个集合体。”
东京有很多只有一个人经营的小店，盈利仅仅够维持基本经营。这家中野的餐馆很小，而且无名，地图上都找不到。它只卖烤鸡肉串，从晚上八点经营到早上四点。沉默的老板做菜很慢，做出的食物味觉惊艳程度不输米其林大厨。被迫的认真与被迫的隔离，把我从之前一直在被动加速的跑步机上的生活中解救了下来，重新获得了观察和思考的能力。
小岛上一只晒太阳的昆虫，如匍匐着的战士。2016年，我独自一人在东京生活了一年，东京也拯救了我。
所以我也保留了自己日记里那些絮叨的呓语和局促的社交，全部摊开来，有种“全暴露了”的快感。
歌德在意大利完成了《在陶里斯的伊菲格尼亚》，写了《塔索》《浮士德》的部分。意大利拯救了他，把他从成为一个附庸风雅的公务员的命运齿轮上解救了下来。
我真不懂日本人奇怪的耻感，在便利店买女性用品时，店员总是仔细地帮我用牛皮纸袋装好，生怕让我尴尬。而各种封面充满了感官刺激的杂志，则这样大大咧咧地伸展在每个路过的人面前。
山手线的末班车，把人生浸泡在酒精里的上班族，不得不搭上这班车面对现实生活了。刚到日本时，我总是非常惊悚地在地铁车厢的电子屏幕上看到因为有人跳地铁自杀伤亡，某条线路不得不延误的消息。直至这种事情几乎每天都发生，我也就麻木了。
直岛的地中美术馆。庄重的建筑风格，让游客专心聆听海浪拍打岩石的声音。
日枝神社，在寸土寸金的千代田区。东京密集的钢筋水泥森林中，常常会出现一块大得让人慌张的绿地、一个神社、一块墓地。它们出现得如此突兀，仿佛神怪故事里一回头就会消失的幻境。有生以来第一次，我度过了一段完全真空的生活，没有目标与意义，每天一睁眼就是一大片需要填充的空白。任何一件事都需要把时间拉得很长远，把浓度稀释，才能填充过完一天，所以我必须认真凝视美术馆里每一幅画，认真咀嚼每一口食物，认真地把每一个念想变得绵长。
新宿街头。我在新宿总是迷路，它像是时空被折叠的迷宫，最时尚的百货公司、最低俗的风俗店、破败的酒吧街、浪漫的法式庭园、新奇的外国游客、疲惫的上班族、看相的师傅，全都以不可思议的密度拥挤在同一个地区。他有朴素的直觉：这样下去不行，因此抛弃了一切，逃到了他心目中的乌托邦——意大利。他在那里生活了一年零九个月，足迹遍及整个意大利，从城市到农村，喜悦地目睹并且描述着岩石的硬度和空气的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