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去参加了“东京中国独立电影展”，看了王超导演的《安阳婴儿》。
我见过一个“小姐”——也是我唯一见过的这型的女性。她是我认识的一位男性的“女朋友”，很年轻，叫海藻，才二十岁左右。白嫩圆润，却是瘦小的六边形脸。
男性自以为的英雄主义落空了。
第二处是电影里的小红形象。中国的男性艺术创作者擅长塑造受苦受难的形象。小红一定是单纯的——骨子里依然存有尚未失落的小女孩般的快乐；善良——同情弱势群体；自我牺牲——不贪图物质享受，而是为了病重的父亲或上学的弟弟；向善——只要生活发生些许转变，随时打算不干，转而从事一份普通的工作。
而我在新闻里看到抛弃孩子的性工作者，大多显得很麻木，眼睛里并没有闪烁着所谓纯洁和向往新生的光。
电影是2001年的片子，当年得了很多独立影展的奖。故事讲的是名叫“小红”的姑娘把和黑社会大哥生的孩子遗弃在街上，被一个名叫“肖大全”的下岗单身中年工人捡到。小红愿意每个月给工人200元生活费。后来，小红和肖大全互生好感，她在肖大全的家里经营皮肉生意，肖大全抚养孩子，两个人渐渐产生了感情。同时，黑社会大哥得了白血病，想要回孩子。肖大全打了“大哥”，入狱。小红的孩子也被抢走了，她还被送去劳改。
看潘绥铭教授写的《我在红灯区》，里面讲现在拐卖来或被强迫的“小姐”其实很少。有三个“小姐”合伙找了一个“妈咪”，“妈咪”很累，不仅要站岗放哨，还要筛选客人，客人挑不对还要怪“妈咪”。还有，“（高档卡拉OK厅）墙上贴着大红纸，写着‘纪律’：不许不理客人，不许抢客人的歌唱，不许抢客人的酒喝……不许打骂客人”，说是因为90后的“小姐”都非常凶，对她们来说，钱是其次，主要是为了玩，所以她们凶悍任性，稍有不如意就辞职了。
年中的时候看过一个80后年轻导演的处女作，女主角也是如此。
电影开头就是长达十分钟的镜头：一个中年工人在不同的地方走啊走啊，毫无节制地“表达心中的苦闷”，简直看得人对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充满了绝望和恐惧。还好后来的节奏变快，比预期好看。
《安阳婴儿》里的小红高大健美，有一幕是她坐在自己的床上发呆，双腿修长，胸部高高耸起，一点赘肉也没有，而下岗的肖大全矮小老瘦。如果女主角不是这种需要“被拯救”的角色，她一辈子都不会爱上他。
或许他们本质上还是觉得性意味着自己占了便宜，两性关系从此就制衡了。
如片中这种性的饥荒非常老套，基于性饥荒的人性转变显得非常可疑。我总觉得很多男性艺术创作者对于男女关系没有想象力，一旦觉得作品里男女关系缺乏推动力，就用“性”作为万能的解药。
好像是格雷厄姆·格林在《文静的美国人》里写过：“她们爱你是为了报答你的体贴，你使她们有了安全感以及你赠予她们的礼物——她们恨你是为了你打她们，或是为了一件待她们不公平的事。她们不知道爱是怎么回事——只是走进一间房去，爱上了一个陌生人。”
我在想，为什么男性艺术创作者那么迷恋这一类的女性形象？我猜这大概符合某种懦弱的英雄想象。小红代表了性的精通和开放，可以弥补男性在性方面的羞涩和自卑。而她们饱受苦难的经历让男性觉得自己有解救的使命，况且解救她们并不难。她们深陷暗无天日的沼泽，只需要一点微薄而正常的小恩小惠就可以温暖，是最容易取悦的一类女性。
当然不是这样的。他猜拳并没有很厉害，他女友也不是唯一能胜过他的人。即便能胜过他，也是因为职业的训练。可那位男性朋友并没有意识到这显而易见的常识，更愿意相信自己的女友是最特别的，智商超群，出淤泥而不染。
且不说小红这种形象的老旧，我甚至觉得这种想象是非现实的。
第一处是性。电影最大的转折就是肖大全在第二次向小红索要生活费时，提出要把孩子还给小红，小红跟肖大全睡了一觉之后，肖大全态度大变，立刻殷勤地表示要养小红和她的孩子。后来退了一步，让小红在自己家“做生意”。
海藻和其他同龄女孩没有什么区别，只有一点特别，她猜拳玩得非常好——从最简单的剪刀石头布，到略为复杂的“五—十—十五—二十”。我认识的男性朋友说：“我猜拳很厉害，可只有海藻她一个人能赢我。”语气里有说不尽的骄傲和沉醉。
男艺术家啊，还是太幼稚了。
后来才知道，他想帮女友赎身，并给她找了一份体面的工作。女孩却不愿意接受，因为她认为没有比现在的工作更轻松和能挣钱的了。
有两处地方我觉得处理得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