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朱连长去职，二连的人事大调动，三个排长“全都换”。第一排张志华排长旧学根柢好，是宪兵连知识水准的象征，他又回到团部办公去了，接替他的李排长改了主意，认为野战部队一刀一枪才像个军人，他调职走了。第三排杨排长最受新兵爱戴，他的眼睛是我们心里的光，他调到北大营训练新兵去了。我们并不怎么喜欢第二排的黄排长，可是一年新兵训练，他和我们一同披星戴月，常言道“衣不如新、人不如故”，我们也希望他留下来，他也调走了。二连好像经过一场激烈的战役，很多人都消失了，我们内心沮丧，大受挫折。
那时离抗战时代未远，大家都缺乏法治观念，部队长拆东补西，不增加公家负担而能改善生活、提高士气，毋宁是可以欣赏的事。我们认为这是副团长以法律之名迫害忠良，他为了逞快一时，不惜给宪兵很大的伤害。
宪兵的金身一层一层剥落。那时国民政府受国际限制，只能派保安部队出关维持地方秩序，所以东北的最高军事机关叫保安司令部。起初，保安司令部行文所有的军事单位，军人违纪必须服从宪兵取缔，我们很高兴。后来保安司令部突然下令，说是宪兵归他指挥，我们一向轻视“保安”两个字，心里很不舒服，怎么宪兵团和保安团成了一丘之貉？然后又出现意外，联勤总部突然来文，宣称宪兵划归联勤，他连大印都替你刻好了，印模随命令颁示，印文是“联合勤务总司令部宪兵司令部印”。紧接着宪兵司令部的公文来到：“本部仍由国防部直辖”。那时国军今日失一城，明日失一地，形势严峻，中央犹在钩心斗角，高峰似乎玩弄权谋。我实在纳闷，联勤管的是补给，他要军事警察权做什么？那时军纪荡然，宪兵在国防部的光环照耀之下，尚且无力整饬，联勤何德何能回天？
二连的士兵都气愤不平，郭班长发起全连官兵上书为朱连长陈情，他指导我执笔写陈情书，全连官兵签名，据说那向团部告密的人也只好从众。陈情书第一段是“操守论”，连长操守很好，没有烟酒嫖赌等等嗜好，从不和商人结交，还没结婚，也还没有女朋友，生活非常俭朴，一心尽忠职守，他绝对没贪污，请长官珍惜他这个人才，给他继续效命的机会。第二段是“动机论”，朱连长热爱宪兵，以二连为家，他看见官兵生活清苦，想到自己应该想办法照顾大家，他发现有一个办法，既不增加长官的困难，又可解决士兵的困难，二连官兵感激长官，感激政府，更愿意肝胆热心，报效国家，朱连长因立功心切而触犯禁令，功过可以相抵。第三段可称为“影响论”，大意说沙团长治军严明，全军畏服，全国称颂，本来就没人敢贪污，朱连长尤其不会贪污。现在朱连长以贪污获罪，事出有因，他一人得失事小，下级官兵觉得长官用法过严，对下情的了解和体恤未足。
说起来我有罪。我们的营房兼西区宪兵队，设在一栋日本式的小楼里，纸门隔间，“榻榻米”铺地，房间里整面墙装设壁橱。我那时天天觉得睡眠不足，需要“昼寝”（用今天的医学常识来衡量，也许是患了某种程度的忧郁症吧）。营房里规矩严，我不能公然躺在榻榻米上，就钻进壁橱，拉上木板门。有一次我睡过了头，值星班长连问许多人，都说没看见我，他报告值星排长，两人往坏处想，以为中共地下人员绑架了我，他们正在惊疑不安，我揉着睡眼从壁橱里走出来。
沙靖团长总算英明，朱连长一案“事出有因”，他不愿重办，但“查有实据”，无法不办，他把“撤职查办”改成免职，朱连长失去军职，也免了牢狱之灾。朱连长恢复自由，回连部惜别，他站在院子里，我们围着他，他说我们都还年轻，大家好自为之吧，态度从容，表情诚恳，没有抱怨，没有辩白，余音袅袅，常在我心。我对这样的结果并不满意，朱连长诚然顶撞了副团长，但副团长先恶意羞辱他！我认为武官是死士，统驭者对他应该不计小节，而且你给他的训练是威武不屈，养天地正气。
宪兵进一步收缩自己，出外值勤一律佩带空枪，不准携带子弹，只有卫兵例外。料想这是宪兵司令部的统一规定，预防各地血气方刚的宪兵重演南京事件，也预防大兵夺枪后射杀宪兵。除此以外，听任反抗宪兵勤务的行为越来越多，没听说有什么对策。空枪出勤该是宪兵的业务机密，怎么外面立时传遍了？我们出街巡查，常遭路旁的大兵讥笑：“喂，老乡，又拿空枪出来吓唬老百姓啊？”聚在一起叼着烟卷游荡的大兵也常对我们提出挑战：“枪里有子弹没有？拉开枪膛看看！”有一次，我听见一个大兵像唱小曲似的：“枪里没弹，好比鸡巴没有卵，多难为情！”怎样处理这种情况，连上的长官从来没有教导，他们装做不知道，我只有装做没发生。后来我在天津被解放军俘去，接受管训，发现他们每天晚上分组开会，彼此交换经验，改进缺点，解决疑难。这才想到，当初沈阳市内市外，到处可能有看不到的解放军，这种检讨会也是每晚都在举行的吧，他们缩短睡眠时间做工作，国府在东北的军政官员也缩短睡眠时间去享乐，正是：“台下卧薪台上舞，可怜俱是不眠人。”
战争时期，政府需要扩张权力。推行宪政，政府应该缩小权力，那时东北既是战时又是平时，我们处于夹缝之中。我看到命令，宪警执行勤务，搜查必须有搜索票，逮捕必须有拘票，搜索票、拘票由地方法院检察官发给，宪警事先陈述理由向法院申请。我也读到治安机关的陈情书，司法人员侦查犯罪，一要保密，二要迅速，反对事先申请，我还记得原句：“摘奸发伏，时机稍纵即逝。”法院一度发给我们空白的搜索票，盖好印章，由宪兵队自己填写使用，不久，上级又下令收回，可以想象两种权力拉锯，其中之一得到最后胜利。
我不喜欢被人看透料中，你们以为我的枪是空枪，我偏偏装上子弹。我决不让他们夺走武器，必要时，我也打算开火。这种想法简直莫名其妙，根本破坏我的大计划，我应该苟全性命，争财不争气，和家人一同度过艰难岁月。一时负气，舍弃干线追逐支线，回想起来，那也是我最危险的时候。
毁坏营房、盗卖物资已是严重的罪名，副团长又指控朱连长私吞军火，这可怎么得了！我们在马营仓促成连，每个列兵领到一条子弹带，里面应该有一百发子弹，但是有些子弹带里面的子弹数目不足，连部只有设法弥缝。我们打靶，按规定每人射击三发，连部呈报团部，也是每人射击了三发，实际上每人只用了两发子弹，用另外一颗弥补亏空。这等事真个“提起千斤、放下四两”，他们简直想要朱连长这条命！
咳，我是一个不祥的动物吗，他们对这个营房本来不满意，潜伏在内心的疑惧因我而浮上台面。这么多壁橱都是视线的死角，倘若“歹徒”藏在里面，突然跳出来杀人，我们岂不要全军覆没？一道又一道纸门也是行动的障碍，“榻榻米”有优点，但是进屋要脱鞋，美式军靴穿上脱下都很费事，遇上紧急情况怎么行动！
呈文定稿，郭班长先拿给朱连长看，连长读后很感动，他要求这份原稿给他留着，事后送给他做纪念。据说陈情书送到团部，多人传阅，追问这是谁的手笔，嗟叹二连怎会有这样的兵，怎会有这样的班长。据说他们一度想把我调到团部工作，后来知道我写日记、写文章，“写文章的人思想复杂”，于是作罢。
这时我和郭班长都已离开沈阳，我听说宪六团在沈阳市的南京戏院开追悼会，我认为追悼会应该由警备司令部主办，至少，东北军政首长应该有人出席演说支持宪兵，可是没有，好像这是宪六团的内部事务。沙团长发表激昂的演说，宣示宪兵的使命和决心，可是他一个人的声音何其小！气势不够。
当宪兵越来越难，外出执勤，有人被成群的大兵包围辱骂，夺走手枪。南京地区的一位宪兵不甘受辱，他的脑子里大概也有一个谷正伦，愤而开枪射击，把滋事的大兵打死了两个，军中和社会舆论都一面倒，大家责难“宪兵杀人” 。依照我们受训时背诵的条文，当“遭遇暴行胁迫有生命之虞”的时候，你可以开枪，但语意笼统模糊，标准难以认定。南京卫戍司令部匆匆审判，赶快把开枪的宪兵枪毙了！报纸记载这个“伏法”的宪兵很年轻，判决执行时，军法官照例允许被告作最后陈述，这个年轻的宪兵很激动地说，现在军人的风纪太坏了，时时刻刻扰民害民，动摇国本，他要求政府拿出决心和办法来。各地宪兵读到这条消息，真个是“寒夜饮冰水，点滴在心头”。
一天晚上，出外巡查的宪兵打来电话，他们遭一群大兵包围，困在一家饭馆里，难以脱身。郭班长带着我赶去处理，他徒手，我佩枪。现场群众对我们嬉笑怒骂，郭班长昂然说，宪兵在遇有暴行胁迫时可以使用武器。他们哈哈大笑，“你的枪是个哑巴，有没有子弹！”郭班长向我伸手，我把自来得手枪从枪匣里取出来交给他，他拉开枪机，一颗子弹跳出来，啪嗒一声落在灯光照不到的黑影里，枪里不但有子弹，而且子弹上膛！郭班长大吃一惊，他本来以为是空枪，拿出来虚张声势。出来巡查的三个宪兵心领神会，也都把枪拿出来装模作样，那一群大兵立刻气短。“南京事件”固然教训了我们，同时也教训了他们，其中有人较为老成，带头说“今天放他们一马”。
杨排长一直受团部打压。担任新兵训练的排长向来都是最优秀的军官，他们是种子，来做榜样。训练新兵是辛苦的差事，全部时间精力拿来观察新兵，了解新兵，关怀新兵，征服新兵。每天聚精会神，挺胸抬头，像对着照相机。东北的冬天，练兵更要在冰天雪地中做硬汉，耐天磨。依照惯例，他在完成二连的训练之后，应该去服勤务，或者坐办公室，调剂劳逸，现在中箭不下马，不给他留喘息的机会，明明“整人”。他有什么过错呢？无非因为他爱护新兵，替我们争到两餐饱饭而已！“慈不带兵”，这个“慈”字的对面应该是“严”，不应该是残忍冷酷。我们觉得对他有亏欠，宪兵自命神圣部队，居然也有世俗的黑幕。
东北保安司令部改为东北剿匪总部，沈阳警备司令部改为防守司令部，沈阳由“警备”进入“作战”，野战军一把抓，成立军宪警联合纠察队，维持治安，城防司令部派员担任队长。他们的兴趣是抓赌，依照规定，抓赌只能没收赌桌上的现金，他们对赌客脱衣搜查，不分男女，连口袋里的钱也拿去。他们的兴趣是查妓院，命令姑娘们在屋子里排队，听候问话，嫖客站在院子排队，登记姓名职业。他们的兴趣是检查戏院，命令戏院中途停演，打开所有的灯光，辨认“逃犯”。他们的兴趣是检查货运，十辆二十辆大卡车停在路旁，一天两天不许开行，商人急得四处找门路。沙团长能做的是，命令宪兵退出联合纠察队，宪兵在东北名存实亡。人家不容分说，联合纠察队的全衔仍然冠以“军宪警”，沙团长无可奈何，“军宪警”也就晋入“十大害”的名单。
在我们眼里，朱腾连长的形象很完美，但是，如果副团长一直想整垮他，早晚会逮住机会。
宪兵要求严格，升迁很难，又不参加第一线战斗，没人阵亡，所以后来继任的连长排长都接近中年，经验丰富，人情练达，我们觉得到底欠缺热力。新连长姓田，上任以后诸事也不顺心，团部打电话给他，教他逮捕刚刚上任的某排长押送团部，那时连队刚刚装上转盘式拨号电话机，他在三楼，一具分机装在二楼。事有凑巧，某排长在二楼和连长同时拿起电话，听到电话的内容，他悄悄放下电话，走出大门，从此不见踪影，简直就像电影情节。
我不知道决策的过程，只听见朱连长下令“拆”！拆掉壁橱、拆掉纸门、拆除榻榻米，改成一览无余的大通铺，拆下来的木材当柴烧，省下来的煤卖掉做全连官兵的福利金。糟糕，营房怎任你胡乱装修，物资怎可擅自变卖，副团长在二连培养了一个卧底的排长，该排长又培养了一个卧底的班长，该班长向团部提出检举，团部一声令下，把朱连长拘押起来，说是要军法审判。
那天晚上总算撑过去了，但是事情总是向坏的一面发展，我把以后发生的事情提前写在这里。沈阳四周的据点都丢了，沈阳是孤城也是围城，败兵入城，散乱错落，有人没戴帽子，有人不扣扣子，三五成群叼着香烟街头游荡，进馆子吃饭不付账。他们和巡查宪兵对抗，他们的长官开着吉普车来增援，车上有人开了冲锋枪，一名宪兵当场死亡。地点在第六连管区，沈阳市南站广场，也就是苏联红军留下纪念碑的地方。
大环境也打击我们。蒋先生开始实践他的诺言，“抗战胜利之日，训政结束之时”。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废止限制人民自由的法律三十八种，修正了若干种，公布宪法草案。十一月，政府为制定宪法，召开国民大会。沈阳街头，行人口袋里装着报纸，你若拦住他问话，他从口袋里掏出报纸来给你看宪法草案：人民有居住、言论、集会、结社等等自由。社会上空气弥漫，宪政就是人民向政府争权，宪兵警察都是民主宪政的障碍，公权力遭人奚落，小报开始管我们叫“馅饼”。第一营长对全营官兵训话的时候说，以后军队国家化，我们不能再说宪兵是领袖的近卫军，是革命的内层保障。那么宪兵是什么呢？他说不出来。此公糊涂，徒乱人意，但也显示时潮如何冲刷他的思维。
我们外表沉着，内心慌乱，匆匆脱离现场，忘了那颗子弹。第二天，郭班长教我回头去找，哪里找得着？那时枪械子弹管理严格，枪弹短少，上级要追究流向，尤其是手枪子弹，可能涉及暗杀，十分敏感，等到“大检查”那天，我怎么交代？如果把实情说出来，恐怕连郭班长都要受处分。最好能找到一颗子弹补上，可是哪里去找？
我们看见了田连长的沉稳老辣。事件的原委大概是，一连几天，巡查宪兵都发现某步兵团的士兵违纪，这些违纪官兵的姓名职级照例要呈报上去，由于违纪事件密集发生，团长营长受到上级申斥。他们的副团长带了一个排的兵力来找田连长评理，他教士兵在队部门前的树林里散开，面向宪兵队部，一挺轻机枪冲着队部的大门架好。副团长登上三楼，进入连长室，不久就听见他们大声争吵。那时排长外出，郭班长立刻关好大门，卫兵撤回门内监视“敌人”，把二连仅有的一架轻机枪取出来，请一位资深班长就射击位置，二楼三楼的楼梯口加派武装警卫，他自己带着手枪站在三楼的楼梯上，随时可上可下，如果连长室发生异常的情况，他随时准备冲进去。我想排长也未必做得比他更好，他的确是十位班长中的佼佼者。那天田连长坚持立场，寸步不让，最后连长告诉那位副团长有两条路可以选择，其一，连长打电话报告警备司令部，请他们派人来处理，其二，“你到窗口喊话，命令你的部队回营，你留在这里喝茶，喝完了茶再走。”副团长思前想后，只能接受第二个条件，我们胜利了！可是这事代表作战部队对宪兵的轻蔑，为后日的一再冲突显示预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