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人愿意待在俘虏营里，可是我走出俘虏营以后，忽然觉得非常空虚，我不属于共产党，我也不再属于国民党，我也不是一个老百姓，大地茫茫，顿觉失去重心，飘浮在大气之中。我那时的感觉正如今天一位诗人所说：天空是没有彼岸的。
火车离开秦皇岛直奔天津，把这两百八十六公里再走一遍。车上人多，汗流浃背，不能转身。没看见女人小孩，个个男子汉都穿着深色的便服，只听见呼吸声。这到底是一列什么车？小站不靠，大站也没全停。天津站有人下车，我们沿津浦线南下，奔驰三百六十五公里到济南，一路上没见随车服务的铁路员工。我不知道这到底是一列什么车，我到底是托了什么人的福。
栾大夫的眼科诊所和一位李大夫的牙科诊所共用一个大门，进了门，中间是两家诊所共用的候诊室。李大夫原籍哈尔滨，辽沈、平津两大战役之后，东北华北一统，李大夫好不容易有返乡探亲的机会，只留下他的学徒看守诊所。栾大夫安排我跟这位青年一同吃饭，晚上睡在候诊室里。我遵照当局规定去申报临时户口，窗口里面军人当家，我把路条送进去，他瞄了一眼丢出来：“准你住半个月”！快刀切梨，好不爽快。
一九四六年远望黄河，排长提起“不到黄河心不死”。一九四九年远望黄河，我想的是“跳进黄河洗不清”。行走在外，多少人问我这个山东人，这两句谚语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猜第一句嘛，黄河之水天上来，它的长度，古人无法绕过，它的宽度，古人很难越过，它的深度，古人无法涉过，到了黄河就是到了尽头，到了绝路，只好放弃一切妄想。第二句嘛，人生在世要注意避嫌，一旦蒙受某种误解，可能永远无法剖白，纵然有黄河那么多的水，也无法洗净他的污垢。
眼药水用完，左眼算是康复了，但视力未能完全恢复，也比较容易疲劳。后来经常看医生，医生说心理作用大，“越接近头顶的病越需要心理治疗”。我喜欢眼科医生，轻柔如一阵和风。医生叮嘱注意保养，我看书写稿一小时就闭上眼睛休息，常有人以为我在祷告。不喝酒，不抽烟，后来又加上不喝咖啡，不吃辣椒。常读有关眼疾的资料，偶尔难免紧张过度，自以为出现什么症候，这样那样检查，浪费医生的时间精力。医生说，《疾病大辞典》之类最好别看，看见什么病就好像得了什么病。没错，“越接近头顶的病越需要心理治疗”。
栾大夫安排我跟教会管理人面谈，对方认识我。这一次我犯了糊涂，他对我说“你要感谢神”，我说世上只有人，没有神。他立刻对我严阵以待。他说“你心里有魔鬼”，我说世上也没有魔鬼，只有人。他厉声说：“上帝已经降下刑罚，世人要知道悔改。”我说共产党创造历史，世界照着共产党的意思改变，不是照着神的意思改变。依照逻辑，他只有说共产党执行神的旨意，神借着共产党行使权能，可是他说不出口，他还没有进步到那种程度。直到今天，中国基督徒在这方面的进步仍然有限。
我知道我也必须有一点牢骚，对他们有几句批评，才可以减少他们的猜疑。我说我只是一个出门找饭吃的人，别说我反革命，我什么都不反，只反饿肚子。我说我也承认地主制度不合理，但是对付地主的手段太过分，弄得我在抗战胜利后无家可归。我说我是小人物，随波逐流，有奶便是娘，哪能跟共产党员一样？他们都是英雄豪杰，国民党的饭他们不要吃，国民党的官他们也不要做。
我身上还有一根线没断，我有一个大家庭，我家老父、弱妹、幼弟都在“国统区”漂泊，母亲临终时托姨母带话，要我负起长子的责任。母亲晚年受尽辛苦，我没能还家给她一个笑脸，甚至没能亲亲热热给她写一封信，若说报答于万一，也只有照着她的心意全力以赴了。这是我今后生存的意义，我还得继续向前，今天回想，当时本来无路可走，凭此一念，我终于走了出来，虽然后来国事家事双重折磨，但若比起土改、反右、“文革”，又算得了什么？我不应有恨，不应有悔。
我也料到火车可能不在滦口或鹊山停靠，我走出客车，坐在平台车上，等候看河。乘客坐在平台车上违反铁路局的安全规定，幸而没人干涉。车到鹊山，我扯下眼罩丢掉，火车果然直上铁桥，河水安静，火车匆匆，冬天的黄河水少，沙地枯草多，像缺水的湖，不像是哺育我们民族的河，也不像是多少母亲投水自尽的河。一九四六年出潼关，入河南，我有机会远望五月的黄河，一九四九年过山东，我远望二月的黄河，缘分比冬天的河水还浅。河宽桥长，奈何火车飞快。没有兴奋，没有伤感，烟景稍纵即逝，我只是像尽义务一样用心看，用力看，对中国工程界引以为傲的铁桥，对小学老师满口赞扬的铁桥，几乎没留下多少印象。黄河留在我的血管里，四十年后我六十三岁，它忽然沸腾，倾泻出一本《左心房旋涡》。
我一心记挂留在天津的行李。我们被俘的时候，解放军的军官说过，“东西放在这里，你们受完了训回来拿。”我身无分文，半丝半缕对我都很重要，解放后的天津市很安静，路上也没人盘查，房东仍然和气。他说，我们所有的东西，当天就被解放军取走了！料想如是，果然如是，总要到了黄河才死心。
那天过黄河，我忽然另有一番领悟。黄河水多，但是非常混浊，书上，说这条河一年有十六亿吨泥沙，世界第一，每立方米河水含沙三十四公斤到九十公斤，龙门段的泥沙达到百分之九十，出海口的海滩每年延伸一百公尺。“黄河洗澡一身黄，黄河烧茶一锅汤。”河边居民用水，必须先用明矾把泥沙沉淀下去。所谓“跳进黄河洗不清”，应该是说，你已经跳进了黄河，还想洗清？你跳进了黄河，“所以”洗不清。是了！那时候我走出沈阳，天津被俘，正是跳进了黄河。
由天津车站登上火车，没人向我要票，秩序还没有完全恢复。秦皇岛下车，没人多看我一眼，来到海阳路，街宽海风大，没灰尘，也没什么车马行人。我向瞎子学习，一只手扶着墙，低下头慢慢走，门巷依然，墙上的标语全换了，据说解放军第一天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刷掉旧标语写上新的，他们看重意识形态。重写标语表示要重写一切，标语的变化是一切变化的开始，我一向看轻了标语，现在才发现它关系重大。
我在秦皇岛住了一个星期，慢慢看见我给栾大夫带来的压力。他越来越沉默，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也不知道能够做什么。终于他对我说，明天有一班火车可以把我送到山东，机会难得。至于我的眼睛，他说没有问题，我带着眼药水上路，每天点三次。他问我有没有盘缠，我哪有一文钱，可是我觉得他已经帮了这么大的忙，对好人需求太多伤天害理，我咬紧牙关说“有”。
我们不欢而散。今天回想，他希望听见“我是罪人”，求神垂怜。他希望我能提供神迹，例如我在天津市的地下室里祷告，手榴弹滚到我的身旁，天使出现了，手榴弹没有爆炸。栾大夫带我去聚会，也许是想替我争取一丁点儿关怀，可怜我身处绝境还不知道取悦于人，我跟在栾大夫后面一路走回，他一句话也没说，今天回想，他的沉默就是批判。
我告诉他，解放军作战英勇无敌，我很佩服。我抄袭团政委说的话：国军退到哪里，解放军会追到哪里，哪怕是天涯海角。我把对连指导员说过的话对他再说一遍：我是该死没死的人，感激中共宽大，我对国民党毫无幻想，但是我必须到南京一带去寻找我家的老小三口，照顾他们，即使回山东老家种田，我也得带他们一同回去。
听见锣鼓秧歌队迎面而来，交臂而过。有什么东西劈脸扇我一个耳光，急忙抬头，秧歌队的排头人物撑着两面大红旗纵横飞舞，旗角扫到我的右颊，没碰眼睛。我用右眼看清楚了，左上角镰刀斧头，竟是苏联的国旗。后来才知道当时并没看清楚，那是苏联的党旗，比国旗多一颗星。那时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党旗都跟苏共一模一样，苏联是无产阶级祖国。
一路上不断有人下车，车到沧州，站务人员减少客车车厢，加挂一串平台车，继续南行。车入山东境内，我知道要经过黄河，我也知道离黄河最近的车站，南有滦口，北有鹊山，中间是有名的黄河大铁桥。我很想下车步行，到河岸的草棚底下喝一碗鱼羹，到河中的浅滩上印几个脚印。
人，有时候我觉得像演傀儡戏，总得有根线牵着你走，如果所有的线都剪断了，他会瘫痪下来。我们单位有位姜参谋，秦皇岛撤退，他回老家，平津不守，他带着家眷走出解放区，奔到国军控制的青岛，眼看青岛不能久守，他又带着妻小回头走，走回老家，因为他全身的线都剪断了！咳，这一去再也没有音讯！他是个老好人。
栾大夫的诊所容易找，海阳路上，以前我们办公室旁边。我进门第一句话是：“栾大夫，我求你看眼来了！”他急忙起立，把我安置在就诊的位子上，按部就班检查了，用药水洗眼，点上眼药。我问病情，他这才说出第一句话来：“你多祷告。”他是虔诚的基督徒，也许他劝人祷告已成习惯，可是我顿觉凶多吉少。
俘虏营设在天津市以北的乡镇里，我们不知道地名，我也曾向当地居民打听，没人回答。出了俘虏营，行人问行人，才知道地在宝坻县境内，铁路资料显示，宝坻站到天津站一百一十五公里。离开宝坻，我由河北而山东，由青岛而上海，这一段路走得十分痛苦，我一向能够正视痛苦，反刍痛苦，唯有这一段经验不堪承受，我一直逃避它，隐藏它，尽可能遗忘它，于今细数平生，我曾想省略它，越过它，只因为这条路上有几位好人，我要用文字纪念他们，这才不得不写。
栾福铜医师是河北清苑人，心存慈悲，助人无数。四十年后，中国大陆对外开放，我辗转找到他的大公子，这才知道老太爷已在一九七六年去世，还有老太太健在，我说明缘由，献上感谢。栾医师敬畏上帝，一生热心救人。人生自古谁无死，怎么说他不该死于唐山大地震。那次大地震发生在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时四十二分，仅十几秒钟时间，这座新兴的工业城市变成一片废墟，二十四万人死亡，十六万人重伤，没有办法给死者个别营造坟墓，只能找许多地点集体掩埋。天心难测，难怪无神论者振振有词；所幸他的两位公子、一位女公子也都成了名医，驰誉国际，有神论者也还能找到支点。
我偶尔聪明，常常糊涂。星期天，栾大夫带我到教会，那时信徒还可以聚集，但是没人讲道，牧师知道神的意思，不知道人的意思，这时候人比神大。教友人人带着《圣经》，但是没人打开，那时候，当局允许整本《圣经》存在，《圣经》里的话未必句句可以存在，他们唯恐读错了章节。取消聚会，唯恐得罪神，参加聚会，又唯恐得罪“人”，个个像缠足的小媳妇，我这个“伤兵”突然出现，更增加了几分戒备的气氛，大家静坐，默祷，散会，彼此几乎没有寒暄。
这夜我做梦，又梦见驾着一架小飞机漫天飞，没有目标，也飞不高，急得出汗。拂晓时分，栾大夫带我从火车站贵宾室特别入口到月台，他做过铁路医院院长，有人脉。
栾大夫每天为我洗眼两次，我按时点眼药，病人稀少，我可以坐在候诊室里闭上眼睛背诵唐诗。我绝不出门，但是我已没有自己的私密空间，有个小青年天天来东拉西扯，我在补给单位工作的那些日子早就认识他，他好像没有工作，但是营养良好，笑口常开，形象高出游手好闲的小混混，那时对他难猜难度。等到华北一统，他的生活方式未改，对我这样的人有兴趣，我对他的动机也就无须再猜再度。我知道我必须给他情报，否则他为了交差，一定胡编乱造，非常可怕，我提供情报时选择内容，也就控制了影响。我从来没有机会两利取其重，只懂得两害取其轻。
天津不能停留，朱少校问我下一步怎么走。我必须设法保全我的左眼，想起秦皇岛那位好心的眼科医生、栾福铜大夫，我断然作了一个危险的决定，回头两百八十六公里，深入解放区，独自再去秦皇岛。
这些话，小青年听得津津有味。
我和朱少校、富上尉一同直奔天津，路旁风景和来时不同，农家在门口摆摊卖菜，村头也有人吸烟闲聚，我们的狼狈逃不掉他们的欣赏。我的左眼发炎，用纱布蒙住，他们以为解放军的炮火打瞎了我一只眼，特别爱看。众多“难友”们三三两两各奔前程，没人互相交谈，歧路分散，谁也没看谁一眼，炮弹震碎了人和人之间的纽带。一群民众揪住一位难友拳打脚踢，这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他居然犯了老毛病，随手拿了人家一个鸡蛋。这个“混蛋”！我低头疾走，不敢多看一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