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宪兵队的那些日子，沈阳发生学潮，西区宪兵队奉命押送几个“共产党”到团部，这时二连换了连长，新连长是老资格，沉稳含蓄，他出来一看也忍不住说：“都是些孩子嘛！”口吻表情仿佛慈禧怜惜汪精卫。以后各地学潮越来越多，警备机关抓人也越来越多，事过境迁看资料，似乎从未抓到策动指挥学潮的共产党干部，抓到的都是“孩子”，年龄上的孩子或心智上的孩子。国民党到中共内部做情报工作太难了，简直雪里埋不住人，白白送死。国民党像个大蜂窝，处处可以潜伏，共产党人找一个洞蹲下，四邻不能发觉，即使事败被捕，好歹也还有条活路。了解背景，才可以了解国民党据守台湾以后的“过犹不及”。
我还有一些意见，当时没有写出来。孙子说，“兵以诈立，以利动。”你一旦出兵作战，你就是一个“不能输的人”。他一再批判道德观念，除非以道德行诈谋利。我念惯了“王者之师”、“仁者无敌”，对孙子的说法不能接受。后来阅历增长，我也得承认“兵不厌诈”、“兵不厌狠”往往是打胜仗的关键，我退一步想，倘若孙子兵法是“真理”，也只是战场上的真理，不能用于做人做事。这些念头一直萦绕心中，直到八十年代，我写了一篇《兵法与人生》。
日本女间谍南造云子，吸收南京行政院主任秘书黄浚供给情报。一九三七年七月卢沟桥事变发生时，日本的陆军和海军协调不够，长江中游还停留着日本船舰七十艘，海军陆战队六千人，国民政府计划击沉船只，堵塞水道，把日本的这些武力完全歼灭。黄浚对日本女间谍南造云子泄露机密，江中的日军船舰连夜逃入大海。这个案子是谷正伦指挥宪兵侦破的，黄浚和南造云子都被捕，黄浚处死。此人是一位才子，诗文俱佳，陈寅恪有诗悼念他。斯人也，名字不留在文学史上，而留在间谍史上，令人嗟叹。
我替连长读《比较宪法》。那时国民政府定出时间表，制定宪法，实行宪政，也就是结束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宪法”一字一句关系重大，学者咬文嚼字，争议不休。我代读的这本比较宪法，评介欧美多国的宪法，指陈得失，烘云托月，显示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最好。依五权宪法，总统的权力很大，凌驾立法、司法、监察之上，民主人士予以负面的批评，我一时也没个主意。那时人人心里有数，行宪后的第一任总统必定是国民政府的蒋介石主席，我想连长只能肯定五权宪法，只能赞成总统有权，于是我把这本书大大称赞一番。后来宪法通过，采取权力制衡，向欧美的两院制倾斜，但是“开卷有益”，这本比较宪法学术包装的部分，给我许多客观的知识，以后很有用处。
为了写回忆录，我苦读东北有关的文史资料，从沈阳政协文史委员会出版的《古城风云录》中得知，那时中共的地下工作条件匮乏而态度十分积极，他们推拉板车谋生，情报藏在轮胎里；他们摆摊卖菜为生，情报藏在挖空了的红辣椒里；他们贩卖豆油，情报就塞在瓶口里。他们把线装的皇历拆开，情报写在空白的边缘，再装订起来。我们几乎天天跟菜摊、板车擦身而过，“匪谍就在你身边？”可是从未起过疑心。
我代读了十几本书，书目都是上级指定的，没有一本批判共产主义，没有一本分析国际局势，也没有一本介绍东北的民情风土。全连上下，没人知道“柿子”是番茄，“木樨”是鸡蛋，“冷子”是冰雹，“蒙事”是骗人。我不明白，为什么要一个少尉读兵法，为什么要一个上尉读宪法，最后这些书轮到一个上等兵来读，更是可笑。不过“开卷有益”，我获益匪浅。
一九五○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凡是当过中华民国宪兵的人，当然有历史问题。一九六八年，中央颁布公安六条，宪兵上等兵也定性为反革命，这就太抬举宪兵了。我们受训一年，从未学到能阻遏中共发展的东西，没喊一句反共口号，没读一页反共教材，没人讲解放区实况，没人讲侦破中共地下组织的案例。“国父遗教”、“领袖言行”，也都是退到台湾以后的新课程，我们都是没有思想的木偶，复杂的思想如民主自由，固然不该有，简单的思想如忠党爱国，似乎也不必有，最要紧的是服装整齐，姿势正确，站卫兵，摆仪队。哪能赶得上人家八路军，除了“人人都是战斗员”以外，还要“人人都是情报员，人人都是宣传员”。
母亲曾经希望我做医生，父亲曾经猜想过各种职业，沈阳时代，我发现我最适合的职业是做法官，我喜欢咬文嚼字，斟酌权衡，坚持条条框框，忘记生死祸福。未能做医生，母亲的遗憾，未能做法官，我的遗憾。父亲不管我做什么，只要是正当职业，能分担家庭责任。我后来总算勉强做到。
后来知道，宪兵团里面有个“特高组”，他们才是特务，他们的工作和人事，宪兵团长不能过问，宪兵司令部有独立的特务训练班，不属于宪兵学校。正确的说法是，宪兵里头藏着特务。一般人并不知道，国家排除危害，有警察、警备、作战三种手段，警备司令部可以指挥警察和军队执行任务，因此宪兵也常常出面调查和逮捕，他们的工作是在警备范围。
杨排长说，法律条文后面都有法理，“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没错，若论法理，可分“绝对有效说”，“绝对无效说”，“相对有效说”。上级下达命令，下级绝对服从，如果命令违法，由上级负完全责任，这是一说。命令能够生效，由于下级执行，而执行视为同意，命令如果违法，同意者要负共同责任，这是一说。如果命令违法，它根本没有效力，下级当然不必执行，上级不得处罚，这又是一说。我一听，这可新鲜！这“三说”长在我心，后来我到台湾，听胡适之高谈人民对政府“合法的反抗”，同侪哗然，我心恍然。
我正式投入社会组织以后，总是遇到大有谋略的上级，他总是希望部下勇敢地去破禁忌、试法网、创业绩。政府机关降罪，他顶住，若是顶不住，他牺牲你，弃车保帅。大家都硬着头皮照老板的意思做，他们不知道“三说”，好在多半平安没事。可是我心中有“三说”，我总是拒绝“同意”，我在法理上站得住，我在老板的阶下站不住，所以人家升官总是比我快。我虽然有些坎坷，老板宽大，倒也没让我挨冻受饿，文章写到此处，我遥向老板们在天之灵致谢。
我替何排长读《孙子兵法》，他一度在本连当排长，挺着个大肚子，时常宣告“我的命令绝对有效”，是个有趣的人物，他调到第一连，仍然和我有联系。那时政坛论客常引孙子一句话：“民与上同意。”军队作战要能代表老百姓的利益，得到老百姓的支持，共军做到了，国军没做到。我打开《孙子兵法》找这句话，发现原文是“令民与上同意”，还有一个动词：“令”。动词前面应该还有主词，中文惯例，主词可以省略，倘若补足，全句应该是“中共令民与上同意”，并非“民与上同意”，更非“上与民同意”。奈何有些论客将错就错，有些论客人云亦云！我抓住这句话做文章，何排长大而化之，他教我写了直接寄到团部，他连看也没看。
我还记得《服务规程》中有三句话：宪兵维持社会治安，要“防患于未然，遏难于将发，惩戒于事后”。我喜欢这样的句法，也喜欢这样的思想，相形之下，“谨小慎微”吞吞吐吐、模糊不清，“大风起于萍末”玄虚抽象、难以落实。我终身奉行这三句话，我常告诉朋友，我们都是弱者，将来有了难处，我不能替你担当，现在没有难处，我可以替你规划预防。我那时劝亲戚朋友，后来劝国家社会，法律条文使我思虑周密，言辞果决。
指导员没教我替他读书，他教我替他做文章，上级常常出“策论题”考他，他需要助手。有一次，他拿出一个题目来：《用人唯德与用人唯才孰为得失》，要我提供意见，我想了两天，交了白卷。然后我继续在想，继续在看，越看越多，看出一个广度来，越想越透，想出一个高度来，最后，我把心得写进《随缘破密》那本书里，副产品还有一篇短评。
宪兵勤务基本上是一种人际关系，处理人际关系要有技巧，也要看天时地利。那时宪兵完全没有这种观念！听老班长传经说法，他们个个都以为自己是谷正伦，铁口直断，一锤定音。但谷正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也快要过去了，潮流冲击，宪兵需要蜕变，身上那一层硬壳脱不下来，只有一再收缩，减少时潮的冲击面，这是国民党丧失创造力的征候之一。我赶上中国宪兵衰落的时代，大体上说，宪兵在东北未尝为恶，也不能为善。
法律文字简练周密，千锤百炼。刑法总则说，直系亲属是“己身所出或己身所从出”，多一个“从”字，分开尊卑，真是悬之国门、不能增减。它又说“能作为当作为而不作为”要负法律责任，不得了，一句之中，“作为”重复三次，依然字斟句酌。刑法规定刑期，常说几年以上几年以下，“本法所称以上以下俱连本数计算”，七年以上和七年以下都包括“七年”在内，不留漏洞。这些文句，我看一遍就能背诵，也了解为什么这样写，它们影响了我的文字风格。
我们在南京上海耽误了许多时间，到了沈阳，立即开始“学科”的课程，时间也是六个月。术科是军事训练，学科是司法训练，有人说“宪兵以毫无司法常识之人兼任司法警察”颇失公允。各门课程由军官讲授，班长“靠边站”，军官们循循善诱，宪兵连这才有那么一点“学校”的气氛。我们一面上课，一面投入宪兵勤务，很像文学校清寒学生的半工半读。
有两件事情，老班长们津津乐道，引为宪兵的无上光荣。
宪兵的丰功伟绩也就是如此了吧？自此以后，由抗战到内战，特高组似乎没有重大贡献。我绝对不想当特务，但是从此对间谍小说、间谍电影发生兴趣，一九四九年到台湾，发展成我唯一的秘密癖好。
读些什么呢，最重要的是法律课程，我最喜欢的也是法律课程。杨排长讲法学通论，讲刑法总则，我听得入神。法学通论先谈天地宇宙的大法，几乎提升到宗教层次，天地宇宙的一切秩序都是“法”，法律是人世的秩序。我后来能领悟什么是“天人合一”，这段话是起了作用的。《通论》又说，“法”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说明的”，也就是事实如此；还有一种是“规范的”，也就是应当如此，两者并不经常相等。那年代，万事宣传先行，宣传家常把“应然”当做“实然”来叙述，这是一种欺骗，人凭语言文字认识世界，语文训练又往往不足，容易落入陷阱，幸亏我先打了“防疫针”。后来我参加新闻工作，“新闻不是意见”，后来学写小说，小说也不是意见，我都老早开了窍。
那时沙团长提倡读书，规定军官交读书报告，军官们常常找我执笔代撰，我因此读了一些“课外读物”。
一般宪兵离特务很远很远，究竟多远，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曾任宪兵第五团团长的赵良佐，晚年写了一本回忆录，他一九四九年出任团长，想和中共的地下党接洽归顺，费尽心机，始终没接上头。直到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成都起义，他才知道中共地下工作的领导人，是宪兵司令部军法处的一个军法官。
沈阳时代，张志华排长调到团部办公，后来升了连长，他来给我们讲过几堂课。还记得他时时提出有趣的问题来，鼓励大家讨论，他说，“现行犯”的定义是“犯罪在进行中”，如果我骂你一句，马上闭嘴，算不算现行犯？他问，法律有“损毁国币罪”，我撕碎我自己的钞票，对别人有什么害处？为什么要定罪？有一次，他引用历史故事，皇帝出巡，看见一个老百姓随身带刀，立刻吩咐“拿下”，理由是他有凶器，可以杀人。随行的一位大臣指着路旁的一个男人，要求皇帝拿下，理由是他有阳具，可以奸淫。皇帝大笑，放了带刀的百姓。张排长要我们表示意见，大家踊跃发言，笑声一再哄堂，引得连长走过来察看。法律用词精准，对我启示良多。
资深班长也有课，他们讲服勤务的经验，几乎没有例外，他们真心崇拜谷正伦。谷将军号称宪兵之父，其实他是第二任司令，在他手里，宪兵正规化和扩大发展，由八个团到二十三个团，由南京到各省，由军事警察到行政、司法。成立宪兵学校，蒋公介石兼任校长，他任教育长。抗战八年，宪兵扩充为四十个团（独立营），外加通信营，特务营。谷正伦生杀予夺，独断专行，创造了宪兵的父权时代，宪兵“见官大一级”，和黄埔军校学生、空军飞行员并列为最受女学生注目的军人。谷氏后来官拜贵州省主席，粮食部长，他是贵州人，风水先生说，贵州山多，河水外流，地气泄尽，难以产生大人物，但是贵州不但有何应钦、张道藩，还有谷正鼎、谷正纲、谷正伦，“一门三部长”。都说贵州安顺的谷家老太太有福气，生了三个好儿子，比美广东海南的宋家老太太，生了三个好女儿。
七七事变发生前三年，一九三四年六月，南京日本驻华使馆副总领事藏本英明失踪，日本政府要求中国政府负责，调军舰溯江而上，声言派陆战队自行搜寻，又说要撤退在华日侨，一时情势十分紧张。依照日本政府的计划，藏本先失踪，后自杀，制造借口，向中国兴师问罪，但藏本贪生，迟疑不决，也是谷正伦派人找到了他，消弭了一场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