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个守旧的乡绅，严厉而沉默，平时和儿女没有什么沟通，更不相信 “以鼓励代替责难”之类的诫条，用今天的标准衡量，他有许多缺点。但是他的道德勇气也是从旧环境旧人生观培养出来，他在激湍中坚定地撑着一艘又小又破的船，没有帮手，只有载重，他有高度的毅力和责任心，临难应变，大勇大怯，能屈能伸。
父亲住在徐州的时候，有人介绍他到乡下农家去教家教，也就是私塾。父亲知道资讯重要，每逢星期天进城打听新闻，他听说山东省政府在江苏宜兴成立“海岱中学”，收容鲁南鲁西的流亡学生，决定把弟弟妹妹送进去读书。那时妹妹和弟弟都没读过中学，资格不合，父亲步行北上到峄县，拜访峄县中学校长宋东甫，请他证明弟弟妹妹都是峄县中学的学生。徐州到峄县大约七十公里，父亲从这条路逃出家乡，现在又走回去，一路上只见尸体，不见行人，村庄里有枪声，没有炊烟，共军国军或还乡团都可能杀死他。他老人家一向行为谨慎，为了子女，这是他平生最大的冒险。
将级军官近百人，佼佼者如“国防部”副部长王文爕，“海巡部”司令王若愚，“陆军总司令”李祯林。
张校长真的跳了火坑，国军守不住江南，他把学生带到台湾澎湖，山东流亡学生到澎湖者约八千人，澎湖军方硬把五千多男生编入野战部队，各校推张敏之为总代表，为学生受教育的权益力争，澎湖军方为他量身定做了一个“烟台联中匪谍组织”，置他和分校长邹鉴等七人于死地。而今而后，谈教育史必定谈到流亡学生，谈流亡学生必定谈到山东，谈山东流亡学生必定谈到张敏之、邹鉴，谈张、邹两位校长必定谈到烟台联合中学，先烈之血，教育之花。我常想，如果他留在青岛做他的参事，七个月后青岛也撤退了，他到台湾弄个中学校长干谅也不难，那些年，在台湾当中学校长是很舒服的差事。可是“他是一个肯做事的人”，老天这样对待他！难怪那是一个无神论的时代。
这一群流亡学生虽然再经过销磨折损，还是出了许多人才。张敏之校长夫人王培五女士在特务监管、亲友疏离、生活贫困之中，把儿女教养成国际知名的学人，她并且在回忆录《十字架上的校长》里，缕述山东流亡学生日后的成就，计有：
单、王两位老师求见指挥上海战役的汤恩伯，汤将军马上接见，也马上给他们调度船位。五月十九日，他们在机枪声中驶入大海，前往台湾，这时是上海失守前七天，普通人等乘船已不可能。抗战时期，汤恩伯办过流亡学校，他有观念，知道学生重要，“任何一层地狱里都有天使！”可是这些流亡学生到了广州，想去台湾，坐镇台湾的陈诚就另是一副面孔了。
短短十六年，中国出现三代流亡学生，短短十二年，我家出现两代流亡学生。我以第二代流亡学生看第三代流亡学生，弟弟出生对我十分重要，父亲一生唯谨慎，他有了第二个儿子才敢放走第一个儿子。他老人家的规划没有错，只可恨从第一个儿子流亡到第二个儿子流亡，命运给的时间太短了，我想我们是在张皇失措中挫伤了心灵，以后许多年，我们都不懂得怎样使别人快乐，也不懂得怎样使自己快乐。
单一之、王逊卿两位老师再一次追问：大家谁愿意继续往前走？有些学生意志动摇，有些学生实在走不动，他们离开杭州的时候，只有两百多名男女学生一同上路，我的弟弟妹妹仍在其中。他们绕道萧山、绍兴、余姚、宁波，冒险前进，炮声中进入上海市。一路快跑慢跑都在“真空地带”，他们经过村庄，国军刚刚退走，他们离开村庄，共军跟着进来，这才明白什么叫“势如破竹”，用刀劈竹子，刀刃未到，竹已裂开，解放军未到，村镇城市已经解放了。那年弟弟十三岁，妹妹十五岁，年龄那么小，他们怎么能走过来，他们饿了吃什么，渴了喝什么，累了怎么休息，夜里怎么睡，万一病了怎么办，他们怎么能不掉队，掉了队落了单怎么还能找到路，我不敢想也不敢问，他们对这一段经历永远永远不能忘记。
警界出身的佼佼者，如“警政署”署长颜世锡，“出入境管理局”副局长刘蓬春，警务处长于春艳，“营建署”署长潘礼门。
艺文界人士也极多，众人熟知者有编剧家张永祥、赵琦彬，画家于兆漪。
事后回想，我替“小李仙洲”可惜。一九四九年，澎湖，如果他能培养这批青年，上面这一张耀眼的名单，都是他的学生，其中任何一个人的成就都是他的成就，这一群人对他的感念，足可使他的晚年享到天国的幸福。这张名单上，如果有任何一人不朽，足以使他不朽。在这方面，他的机会比“大李仙洲”好。他无须不择手段维持军权，可惜他没有智慧，无计两全。
这时南京不守，上海保卫战开始，由宜兴到上海的路断了。他们绕了一个大圈子，上海在他们东边，他们不向东走，向南走，经过五昼夜奔波，到达杭州。海岱中学原有师生两千七百人，杭州集合只剩下六百多人，这时杭州已是空城。
据《烟台联中师生罹难纪要》张敏之先生年谱，他是山东牟平人，复旦大学毕业。他从二十六岁起即担任教育工作，三十一岁出任山东第六联合中学校长，有率领千余师生迁出战地的经验。李仙洲将军成立流亡学校（国立第二十二中学），聘他为教务主任，他三十五岁。山东省政府成立流亡学校（山东第一临时中学），聘他担任校长，他三十六岁。抗战胜利，共军扩充解放区，张敏之又率领第一临时中学师生走避徐州，希望迁回山东。他在战争威胁下一面流动一面推行正常教育，校风和教学成绩都是一等一。
那时山穷水尽，中国大陆势将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在国民政府眼中，这些人应该是非常难得的“余数”，如果国民政府还有价值标准的话，这些人应该是千挑万选的精金美玉。各校校长天天开会，天天奔走请愿，要求国民政府把全体师生接到台湾，居然很难，很难。
放眼看山东流亡学校的大流，烟台联合中学才是高潮。山东学生离乡流亡有两个出口，一条路南下到江苏徐州，一条路东进到青岛，青岛是山东全境最后的孤岛，青岛撤退前，省政府把流亡学生两千多人送往上海，成立烟台联合中学。
我是流亡学生过来人，知道弟弟妹妹多么需要零用钱。我穿着解放军士兵的“麻袋装”到江湾，连一根皮带也没有，腰里捆着绳子，上海难民区有兰陵王族二十多家，没人请我喝过一杯开水。军情紧急，上海随时可以失陷，银行已停止贷款，商家已拒收期票，我如何能向同事借钱？我任他们空手而来，空手而去，我虽然麻木了，仍然觉得羞愧，比我在青岛外围收容所里偷鸡摸狗更羞愧。我只能暗中思想，以后，如果还有以后，我再努力补偿。
依王志信、陶英惠两位先生合编的《山东流亡学校史》，那时山东省政府在江南一带成立了三十二所学校，收容学生三万多人。其后辗转迁移，山东省教育厅长李泰华，继任者徐轶千，主任秘书李梅生，加上全体督学，他们千辛万苦，各校校长更是历尽艰险。
张敏之校长就职四个半月，解放军渡江南下，各路流亡学生仓皇向广州集中，“地经七省，跋涉万里”（陈子雷语），三万流亡青年经过疾病的筛检，恐惧的筛检，饥饿的筛检，怀乡病的筛检，多少人陷入解放军的包围圈，那也是一种筛检。最后还有大约一万人奔到广州，那已是一九四九年六月，上海已经失守。
大难来时各自飞，怎么飞也飞不出苦难的网罗。那年代事情总是向坏的一面发展，澎湖防卫司令部把五千多名学生强迫编入步兵团，“文武兼修”根本是个骗局，骗局！学生抗议，他们暗杀学生，校长抗议，他们枪毙校长，这个“白色恐怖第一大案”在台湾发生，我的下一本回忆录写台湾岁月，势必有个下回分解。大李仙洲做梦也没想到，他留下信用，小李仙洲的干部拿去恶性倒闭，“每一层天堂里都有一个魔鬼”！天下事谁能先知，善因常结恶果，休怪我也有过无神论时代。
政界学界两栖人物，佼佼者如台大校长、“国防部”部长孙震，台大教授、考试院秘书长王曾才，“内政部”主任秘书庄惠鼎。
海岱中学师生两百多人五月八日到上海，当天晚上，弟弟妹妹来江湾见面。那时我逃到上海大约四十天，通货膨胀的压力沉重，我和父亲度日十分拮据，口袋里的钱只能请他们在路边摊喝开水吃烧饼。弟弟和妹妹长大了，还不够大，需要有人布置环境供他们顺利成长，共军渡江，流亡学生星散，他们能通过百分之九十的淘汰率，奋勇出线，也许在心理上、在下意识里，上海还有一个哥哥做了无形的牵引吧，但是我能做什么，“与君一世为兄弟，只是相逢在道旁！”
海岱中学校长先为马观海，后为刘洪九。校本部设在江苏常州，第二分校设在宜兴，上海、宜兴两地不远，中间隔着苏州。这些地方都在长江南岸，著名的徐蚌会战（淮海战役）就在江北一大片土地上进行，那时父亲住在长江北岸的浦口，国军失利，京沪一带的秩序已经乱了，十五岁的妹妹孤身一人，穿过一群一群散兵和难民，把六十二岁的父亲从浦口接到宜兴。妹妹去见校长，要求学校暂时收留父亲，妹妹还去见宜兴县长，要求县政府给父亲安插工作。平津战役结束，堂弟东才随军械补给库撤退到上海，妹妹跟他联络，要求他暂时照顾父亲。这位堂弟答应了，所以父亲到了上海，住在江湾。
在他们逃亡的时候，许多学校也随着战局的变化迁出山东，成为流亡学校，孩子们离开父母，另外去过集体生活，他们的父母家庭坐地认命等候解放，他们的学校还能奔向天涯海角。中国人有一个传统的想法，即使剿家灭门，只要有一个孩子逃出去，这个家庭就有一条根留下来，对祖先有个交代。于是难民家庭纷纷把孩子送进流亡学校，这就是为什么山东有那么多流亡学生。
烟台联合中学由五所学校合成，其中两位校长争着做总校长，相持不下，教育厅决定另外请一位更有声望、更有能力的教育家出山摆平，以免组织的裂缝扩大，他们想到张敏之。
内战发生前后，全国各地不断发生学潮，学生的口号和行动几乎都是配合中共的斗争路线，学潮成了中共的战术工具。国民政府处理学潮焦头烂额，既丧失颜面又消耗元气，多少军政要人对学生的看法情绪化了，陈诚不但把学生当做祸水，就他拒绝教育部的青年辅导委员会设立办事处来看，简直把教育看成乱源，可以说是这种情绪的代表，他“虐待”现在看得见的学生，当做是惩罚以前闹学潮的学生。后来澎湖军方对山东流亡学生打压摧残，特务和军队联手构陷，手段毒辣，恐怕也都同样出于“情绪失常”。
科学方面有核子专家莫玮，昆虫学家程显华，太空医学中心主任王文景，三军总医院副院长杜方等多人。
那时秦德纯来到广州，他是军界前辈，以国防部次长兼山东省主席，他和陈诚对话，打开了流亡学校的申诉之门。聪明人想出一条妙计：山东的流亡学生不入台湾本岛，只到澎湖，而澎湖岛事实上是台湾的一部分。澎湖防卫司令部负责收容这些学生，十七岁以上的男生文武兼修，半天受战斗兵训练，半天受中学教育，如果解放军打过来，这些青年拿起枪杆进战壕，如果太平无事，这些青年将来拿着文凭去考大学，这批流亡学生既是兵也还是学生。另外军方成立“澎湖防卫司令部子弟学校”，供女生和十七岁以下的男生读书，陈诚的意志贯彻了，山东人的要求也没落空。
抗战时期，风闻山东省教育界有一“共识”，抗战胜利，第一临时中学当然就是山东省立山东中学，校址当然设在济南。可是爆竹一声胜利了，收复区发生政治利益分配的问题，连学校的校址也成为筹码，张敏之到了徐州，才知道“省立山东中学”已在济南成立，他一怒辞职，跑到青岛市政府去做参事。
文教界多人，佼佼者如政大校长欧阳勋，“中央研究院”院士张玉法，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陶英惠、吕实强、张存武，“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于宗先，国民党党史会主委李云汉。台大文学院长朱炎，台大教授孙同勋、韩复智。文化大学史学系主任马先醒，政大教授李瞻、杨懋春、徐炳宪、姜占魁，花莲师范学院校长鲍家聪，师大视听教育馆长陈永昭。
这么长的一串名字，证明当初禁止流亡学生入台，决策人犯了大错。不仅如此，这一串名单也提醒我们，人在压抑之下、忧患之中，仍然要勇猛精进。澎湖的生活一言难尽，吃不饱，穿不暖，挨打受罚，冒着强劲的海风翻山越岭，修路筑碉，时时准备横尸海滩，保卫台湾，正如某政论家所说，政府对他们“待之不如牛马，所望有过于圣贤”。他们依然立志，依然进修，决不自暴自弃，压伤的芦苇自己不肯折断，将残的灯火那是自己熄灭。天助人助者，人助自助者，这群流亡学生无论成就大小，知名度高低，都成社会上的有用之材，“苦其心志，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动心忍性”，都发生了正面的作用，这“八千子弟”是八千个证人，证明咱们受中华文化陶冶的人可以具有这般韧性，青年朋友可以从中寻找大勉励、大启发。谁来从青年成长的角度写山东第二代流亡学生的历史？恨我不能。
无论如何这是把学生送进军队，军队怎样对待学生，老师们平素都有所见所闻，但是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办法。这时一个幻觉出现了，日暮穷途的人靠幻觉支持。澎湖防卫司令李振清也是山东人，而且他的另一个名字也叫李仙洲，山东人称为“小李仙洲”。抗战时期，“大李仙洲”收容山东的流亡青年，教育的目标也曾以文武合一为名，实际上却是偃武修文，“大李仙洲”虽是军人，他对流亡学生的培育呵护俨然有大学校长之风，那个叫大李仙洲的山东人可靠，这个叫小李仙洲的山东人也应该可靠，于是大家由无可奈何变成心安理得，登上轮船。山东流亡学生原有三万多人，广州集结一万多人，登船去澎湖者八千多人。
宋校长慨然答应父亲的请求，他是一个有远见的教育家，相信年轻人“读书便佳”。他不久就率领峄县中学师生南迁，行前扩大招生，带出来一千多名家乡子弟，那时山东是全国流亡学生最多的一省，峄县则是山东全省流亡学生最多的一县。宋校长和他的学生加入济南第四联合中学，共军渡江，情况紧急，他带领师生经湖南广州到台湾，学校带出来一部“万有文库”，连一本也没丢掉，他治校的能力可见一斑，学生至今对他感念不忘。
山东省教育厅主任秘书李梅生乡长对我谈起张敏之，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山东省教育厅长李泰华为烟台联中物色校长，唯恐张敏之心中尚有“前嫌”，不肯答应。李梅生认为张敏之是个肯做事的人，青岛市政府的那个参事是个闲差，他不会恋栈，如果他知道这里有两千多名山东子弟需要他，他的使命感会超过一切。
那时台湾由陈诚当家，他禁止学生入境，除非学生先当兵。政治大学和国民党渊源极深，陈诚拒绝他们的申请，他们只好退到四川。教育部青年辅导委员会要在台湾设立台湾办事处，竟然也办不到。我手边有长白师范学院学生杨道淮的《流亡学生日记》，海军擅自把他们由海南岛送到澎湖，陈诚大发雷霆，他们的院长奔走交涉，受尽委屈，最后还是必须把学生送进青年训练团。
一九四八年，解放军在山东战场上节节胜利，占领区不断扩大。那时中共要彻底改造中国社会，对原有的价值标准、生活方式、伦理结构完全颠覆，而且手段极端激烈，原有的中上层阶级难以继续生存，所以每逢国军败退的时候，照例有大批难民跟随逃亡。这些难民原以为国军可以收复失地，他们可以重整家园，可是失地越来越多，他们却没有能力越逃越远。
读《山东流亡学校史》，据刘朝贤、祁国祥撰文记述，一九四九年四月，解放军渡江南下，各流亡学校并没有完善的应变计划，仓促之间，有些学校陷入解放军的大包围圈，无路可逃，有些学校的师生认为走到这一步，流亡学校的人事已尽，今后只有各凭天命。海岱中学校长出差还没回来，校中无人定夺大计，出走的时机稍纵即逝，海岱中学校本部教务主任单一之对学生振臂一呼：“谁愿意走？跟着我！”八十几个人站到他的身边来，我的弟弟妹妹都在其中，第三分校训导主任王逊卿来了，他决定走，学生两百人紧随不舍。人在这个时候是孤独的，十几岁的孩子只有自己作出决定，自己负担后果。
可不是？电报打过去，人立刻飞过来。他十一月十五日带队出发，半个月后，也就是次年一月，烟台联中在湖南开学，这时张校长四十二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