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甲归田”本是美谈，可是编余军官有三个原因不能回老家：其一，老家已成解放区，不能回去。其二，老家可以回去，但是苛政太多，官吏太腐败，军队纪律太坏，“什么都可以做，绝对不能做老百姓。”第三，亲友的轻蔑。马营和我们一同入伍的那位马连长，本是为了回北京探母，才和我们同路，他到了沈阳，并未照原计划行事。他说，他常常做一个同样的梦，梦见他回到老家，亲友把他围在中间，朝他身上吐唾沫。他说，有一个编余军官回到东北老家，冬夜严寒，国军派出来的侦察兵到他家取暖，硬把一家老小赶下热炕。老母冻得整夜咳嗽，一口气没上来，也许心脏病发，归天去了，亲友都来责难这个军官，问他在外边怎么混的。
宪兵以三种方式处理违纪：告诫放行，纠正放行，带队处理。我只有请这位老前辈到队部和连长谈谈，他朝我一挥手：“教你们连长自己来！”我回到队部报告，朱连长果然亲自去了，三言两语，原来两人是黄埔军校的同期同学，有了这层关系，气氛立刻活泼起来。编余军官干净利落，他卷起白布：“你看我该怎么处置？”朱连长针锋相对：“请到我的办公室喝茶。”
我有文书专长，一度豁免例行勤务，不久，两位老班长很有意见，于是特权取消，照常轮值夜间卫兵和昼间巡查。那时电影院是宪兵巡查的绿洲，里面设置“宪警弹压席”，备有清茶、糖果、瓜子、香烟，可以歇脚，我不抽烟，值勤时也不喝茶、不吃糖，我从未把整部电影看完，也从不带朋友进场看白戏。戏院经理看见我，总是露出害怕的神情，好像我是来者不善，使我非常纳闷。后来他明白我没有恶意，只不过初出茅庐，内方有欠外圆。他的态度由戒备改为亲热，不过有时流露出不以为然的样子，他多次拍着我的肩膀说：“老弟，好好地干哟！”我至今猜不透他什么意思。
“非军人穿着军服”视同冒充军人，而冒充军人视同利用军人身份掩护犯罪，这是“高高举起”。“非军人”没受过军事训练，没有军人的仪态，非军人穿着军服，妨害军人的形象，这是“轻轻放下”。我离开军伍以后对军服有恐怖感，老年移居美国，看见穿着军服的“非军人”很多，报上说，美国陆军的军服用特殊的衣料制成，既能防雨，也可透风，我大为心动，到专卖军用服装的商店去买了一件上装。我问售货员：“我不是军人，是否可以穿这件衣服？”店员用保证的语气回答：任何人都可以穿！他一面替我包装货物，一面把我的问题告诉柜台的收银员，两人相视而笑，仿佛发生了有趣的新闻。
此文一出，立刻产生许多变体，问答的形式依旧，作家依自己的感想，设计新的问话，填入自己喜欢的诗句。一九四九年我到台北，那时文网尚未周密，还在台北的报纸上看见一篇姊妹作，可见社会对裁军的广泛关怀。
有人经过上海，看见“告地状”的编余军官，也曾问可曾考虑投共。他扬起眉毛：“笑话！我又没帮他放过一枪！”
宪兵勤务，有一项取缔“非军人穿着军服”。关东军遗落了大批军服，充斥旧衣市场，沈阳街头常见市民穿着日本军服，团部命令限期禁绝。各区宪兵队加班加点，把这些穿军服的人带到宪兵队门口，门外放着一桶桐油，衣服涂上桐油，就不能再穿了。这是他们从陕西带来的土法，陕西出产桐油。我对郭班长说，这些人穿日本旧军服，多半因为穷，他们身上的军服也是花钱买来的，如果把涂桐油改成涂颜料，他们回去拆洗了，送进染房，染成别的颜色，布料还可以使用。郭班长立即采纳，并且吩咐我写入日报，向全团建议。
“正式”的旅馆当然有房间有床铺。那时规定，军警检查旅馆时，住宿的人都要站在房门口，手里拿着身份证明，等待检查人员过目，我有很好的机会观察各色人等。说来惭愧，我并未从治安的角度观察他们（坦白地说，这种方法也根本查不出什么违法犯罪的东西来，即使屋角里有机关枪，我也看不见）。我从写作的角度观察，我观察的能力幼稚薄弱，所见甚少，想得很多，回去写在私人的日记本上。
这次裁军，裁掉上将十五人，中将两百一十七人，少将五百七十六人，官阶越高，挫折感越大。南京有个军官总队，收容的尽是将官，这些将官到中山陵“哭陵”，发泄心中的愤懑，国民政府蒋主席听到报告，怒斥这些哭陵的人不识大体。我总觉得蒋氏理政往往没有因果观念，辣手裁军，种下这样的“因”，居然想结个“识大体”的果！他是基督徒，他之缺乏因果观念，可能因为《圣经》缺乏因果观念，在《圣经》里面，上帝说“成”，事情就成了，至于后果，上帝要它发生它才发生，上帝要它怎样发生它就怎样发生。党国元老陈立夫曾经指着蒋先生的画像说：“他是活着的上帝。”
军人没有恒产，一旦失去军职，生活陷入困境。我听到这样的故事：一个团长被裁掉了，他的太太上街头卖茶，羞愧难当，勉强支持了一天，晚上回家大哭大闹，寻死觅活。一个军官，跟他的女朋友以“初夜”庆祝抗战胜利，兴奋甜蜜，不幸裁军的第一刀就把这个军官切下来，他因此无法结婚，……后来带着她去打胎。这两个故事，开始都有很好的情节，我无法想出快乐的结局。
“我从未把整部电影看完”，居然也有好处，离开电影院以后，找个清静地方，推测以后的情节发展。我决心把自己训练成一个写手，第二天，我再去看那部电影的后半部，拿我编想的情节和电影比照，训练我的想象力。《天堂春梦》、《一江春水向东流》，都是这个时候看到的，我从电影编导那里学到一些东西。我又看过一部电影，主角是个乡绅模样的中年男子，他有钱的时候装穷，等到真的没钱了，他又突然装阔，大出我意料之外，世人多半穷的时候哭穷，富的时候炫富，编导反其道而行，产生新意。“反其道而行”！这一部片子只能列为次等制作，许多次等制作也能给我一等的启发。
问：你是什么时候当兵的
答：少年十五二十时
问：你上过战场吗
答：一身转战三千里
问：有没有遭到危险
答：战士军前半死生
问：你为什么还不回老家
答：古来征战几人回
问：你老家还有什么人
答：旧业都随征战尽
问：抗战胜利了，高兴吗
答：空见葡萄入汉家
问：你的老长官怎么不照顾你
答：将军百战身名裂
问：你的那些同事呢
答：可怜无定河边骨
问：你看时局怎么样
答：百年世事不胜悲
问：你以后怎么办呢
答：生男埋没随百草
…………
肇事车辆的单位来了一位中尉军官，他把我拉到旁边，低声说：“咱们都是军人，胳臂弯儿往里拐，您上天言好事。”不等说完，捏着一沓钞票往我口袋里塞，我突然热血上冲，头昏脑涨，举手给他一个耳光，打得他倒退一步。我马上后悔了，我怎么可以打人，尤其是对方是一位军官。完全是反射作用，也许谷正伦阴魂附体，身不由己。那军官指着我说：“好！咱们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匆匆钻进他的吉普车。
朱连长说，宪兵有宪兵的职责，你老兄一清二楚，你一定要在这里摆摊，我这个宪兵连长只有辞职，可是辞职没那么容易！裁掉了有裁掉的委屈，辞职辞不掉有辞不掉的委屈。你给我一个面子，离开我的管区。庄营长立刻站起来：没问题，一言为定！朱连长掏出几张钞票送他，他冷笑一声拒绝：你们宪兵清苦，自己留着用吧，你如果发了接收财，这点钱我嫌少呢！
对我来说，这样见多识广，当然比足不出户伏案办公好得多，老班长抵制郭班长，取消我的特权，焉知非福！我有材料可写，开始投稿，饷金之外，还有一些稿费收入。
国民政府终于成立了十二个军官总队收容编余军官，维持他们的生活。这些军官都觉得受领袖和政府欺骗，他们自己求公平，办法是集体扰乱社会，欺压官民，军官总队纪律极坏，被称为社会的“四大害”之一，他们居心伤害国民党政权的基础，流行一句话：“你砸我的饭碗，我砸你的饭锅。”我听见有人说，蒋委员长曾对他们演讲：“我的事业就是你们的事业，你们的前途就是我的前途。”这人说，“现在我们的事业前途都完蛋了，且看他的事业前途还能有多久！”
我送他出门，他拍拍我的肩膀说，告地状是发牢骚、开玩笑，“我会留在沈阳继续奋斗，咱们后会有期！”果然，我跟他“恶业”未了。我先补述一下抗战胜利后的裁军。
他俩谈话，连长命我随侍在侧。编余的少校姓庄，他说出生时投错了胎，人人叫他庄营长，他是一个“假装”的营长，现在露了真身。他说抗战八年，都说为了收复东北和台湾，现在东北收复了，我这个东北人裁掉了，东北是我老家，我在老家门口讨饭，你们外路人凭什么管？想饿死我？我若饿死了，我的列祖列宗从坟墓里钻出来，抓你一把，咬你一口！他说，我们这一辈子什么都不会，只会爱国，现在国家把你一脚踢开，不稀罕你爱，还能做什么？他说“抗战胜利纪念章”是伤心章，毕业证书是牛马证明书。
铁西区似乎没有妓院，我从未巡查过妓院。旅馆很多，规模简陋，尤其是“大车店”，大屋通铺，男女老幼一排一排睡在铺了草的地上。抗战流亡时，我也住过类似的店，没想到东北光复，老百姓还要过这样的生活。屋子里没装电灯，我得用手电筒照射他们的脸，光线微弱，面孔灰暗沮丧，不忍多看。我不信他们造反搞破坏。
军官总队的本领大概如此。近人论裁军之失，多半说编余军官纷纷投共，国共军力因此消长。当年确有一种说法：“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处处不养爷，爷去当八路。”也曾出现传单：“不要吵，不要闹，老蒋不要老毛要，武汉领路费，延安去报到。”究其实际，可有资料证明，共军的哪一桩成就，有编余军官参与？共军的哪一次胜利，得了编余军官之力？可有数据记载，编余军官有多少校官，多少尉官“延安报到”？如是我闻：中共要枪不要人，要兵不要官，除非军官率领武装部队起义。国军军官秘密接洽个人投诚，中共的工作人员总是劝他：留在国民党里奋斗，等你能掌握部队了，挑个好日子再来。
我非常害怕再遇见行贿的场面，我从鸳鸯蝴蝶派小说改编的电影里看到行贿的方法，又从行贿的方法悟出拒贿的方法。如果对方把钞票塞进你的口袋，抽身离开，你就没有办法退回贿款，即使你掏出来丢在地上，他也不会回头捡起来，任它随风吹去，你依然不清不白，所以绝对不可让对方贴近身旁，要保持六英尺的距离。对方也可能利用握手的机会输送贿款，握手时用拇指按住手心里的钞票，手掌倾斜，手背掩护手心，趁两掌贴合时抽出拇指，钞票就到了对方的掌心里，人人都会不假思索握住已经到手的东西，这是本性使然，等到“既而一想”，已经难办了，所以绝不可与对方握手。如此这般，防患未然，哪里用得着打人耳光？豁然开朗，中心畅快，只苦没有机会马上建议全团，甚至建议全国。但是若干年后我有机会提醒所有的作家，读者亲近文学，有时是为了寻找方法解决难题。
我们终须与现实接触，我的差事来了，管区内发生车祸，郭班长命我前去“看看”。
从车祸现场回来，路上遇见一件很特别的案子。那时国民政府战后裁军，“编余”了很多军官，这些人流落四方，找不到职业。有一位编余的少校营长，跑到铁西区，他在闹市的马路旁边铺下一幅白布，上面写着：他是黄埔军校哪一期毕业，参加过哪几个战役，负过伤，得过奖状、奖章，现在政府把他裁下来，他无家可归，陷于绝境，乞求仁人君子施舍。白布四周摆着他得到的奖章、奖状、“抗战胜利纪念章”、军校毕业生的文凭、佩剑，剑柄两面刻字，一面刻“成功成仁”，一面刻“蒋中正赠”。他这一手，北方人叫做“告地状”。
回到队部写“日报”，我直言军车违反交通规则，除了文字说明，我还画了一张图。团部打电话来称赞，日报有图有文，这还是第一次。后来伤者死亡，肇事的单位希望和解，传话恐吓死者家属，“东北人胆大”，家属不屈，坚持告状。法庭传我作证，我实话实说，死者的子女当庭给我磕头。
服外勤还有最大最意外的收获，我因此遇上另外一位天使，当然，中间经过一些曲折。
那时汽车少，车祸不多。队部没有汽车，我们坐公共汽车出外执勤，车祸早上七点钟发生，我九点才赶到出事地点。那时十字路口有个圆形建筑叫“圆环”，汽车绕过圆盘，谓之大转弯，不绕过圆盘，谓之小转弯，一辆军用卡车在应该大转弯的时候小转弯，撞上了商人用的小车，车头损毁，车里的人也受了重伤，伤者已送进医院，警察保留现场等我出现。
日军投降以后，国府着手整编军队，军缩编为师，师缩编为旅，团以下酌量合并。究竟裁掉多少人，各家的记述不同，我不做研究，只抄台北“中央研究院”编撰的大事记，一九四六年七月，国防部提出报告，“裁汰”军官十四万人，“汰”字非常刺眼。抗战八年，只有师扩编为军，军扩编为集团军，只有连长升营长，营长升团长，突然反过来，军官在心理上很难适应。不仅如此，有些军官“编余”之时降了级，本来是中校，到头来只是上尉，从军时是少尉，一直升到上尉，抗战胜利编余，又回到少尉。为什么会这样呢？依照政府规定，中尉排长升上尉连长，要经过“任职”和“任官”两道手续。任职，确定你是连长，任官，确定你是上尉。战时戎马倥偬，全凭师长军长下个条子走马上任，人事部门没有替他办任官任职，他自己也不懂，国防部根据人事档案办编余、核官阶，很多汗牛血马白白出生入死。
国府裁军，原则上裁官不裁兵，但老兵、弱兵、病兵一概不留。裁掉的兵比裁掉的官处境更艰难，但是编余将校只替自己说话，没人替士兵说话。我曾经集古人的诗句，代抒他们的心声，而今记忆残缺不全，还可以略见梗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