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将孙立人也有根神经跟我们相连。宪六团派出一个加强班到东北行辕站卫兵，大家对这位英雄十分崇敬，但是宪兵向他敬礼的时候他从不还礼。本来也没有什么，后来看电影，美国的巴顿将军也不还礼，不过人所共知，孙将军蔑视蒋氏的嫡系，他以爱兵著称，独薄宪兵，难免令人想得多一些。孙氏有军事天才，但口形倔强，好像随时准备吵架的样子，出入行辕，总是带着怒容。
东北人常说，倘若派张学良去接收东北就好了！这话感情丰富，表现了对少帅的疼惜敬爱，我们有共鸣。无奈先人遗泽和同袍道义很难遏阻中共发展，战后东北的局面，有形而上的问题，有形而下的问题，幽居十年的少帅究竟能了解多少？历史不能假设，但可以想象，抗战时期，如果少帅带兵“打鬼子”，他极可能是另一个张自忠，抗战胜利，如果派他主持东北军政，他也许是另一个傅作义。
东北人对熊氏很有意见，认为这位儒将“儒”的成分多、“将”的成分少。熊氏长于折冲调和，东北人盼的是披荆斩棘之才。东北方言，“熊”是懦弱无能的意思，民间俗谚：“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行辕主任是上将职位，如何“熊”得？他们管熊式辉叫“熊十回”。蒋氏用人注意面相，但是他不懂东北方言，这也算是千虑一失吧？
沈阳岁月，孙氏常有怨言，他的新一军负荷太重，折损太多。我们无力分析每一战役，不能指出指挥上的错误，一般而论，对付劲敌的时候当然要动用劲旅，最优秀的军人常在最艰苦的任务中牺牲，这是战争的“反淘汰”现象，从古如斯，为之奈何！
我还得记述一位东北耆宿冯庸。他原籍辽宁海城，在军界、工业界、教育界乃至慈善事业都是名人，他和张学良、莫德惠同为东北的象征。政府委派他做东北行辕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监察处长，主持“东北军法执行部”，表示对东北人的信任尊重。他在“南七条”办公，每个星期一开周会，宪兵第二连全连参加，论人数算是捧场最热心的一个单位。
熊氏也有英明果断的一面，四平街第二次战役，守将陈明仁置之死地而后生，援军苦战解围。熊式辉争取在第一时间慰问将士，立即飞往四平，再坐汽车驰入市区，当时战场尚未清扫，沿途布满阵亡官兵的尸体，座车从死者身上碾过，熊氏面不改色。那时大家都称赞熊有帅风，可是我们这些上等兵的感受别是一番滋味。
他说了一件轶闻。熊在办公室外有个人专用的厕所，每天下班后厕所锁起来，第二天上班时把门打开。这天晚上熊去上厕所，宪兵秦毓庆站在厕所门口等着，这时忽然停电，电灯都灭了，秦毓庆想起办公室的门敞着，急忙回去关门，就在这个时候，专门负责打扫这间厕所的清洁工走过，他发现专用厕所的门还没有上锁，就随手锁好。熊氏打不开门，不好意思叫喊，秦毓庆在厕所门外恭候，不敢催促，害得这位儒将在厕所里关了很久。熊氏大度包容，没有申斥处分任何人。
大会操时，我的位置紧接伞兵的排尾，他们全是二十来岁的精壮青年，脸色放出光来，全套美式装备，草绿色尼龙军服，上装翻领，拉链半敞，没有扣纽扣的麻烦，一律佩带卡宾枪，短小轻便而又火力强大，从步枪轻机枪的压力下解放出来，风动袖管裤脚，若不是脚上一双沉重的长筒皮靴，简直飘飘欲仙，对那些扛着小米加步枪的解放军来说，也就是天兵天将了。绝未料到中共能吃掉国民政府派出来的四十万大军。
沙靖绰号“沙和尚”，因为他有异相，“豹头环眼”，近似少数民族，也因为他廉洁严肃，清心寡欲。乱局之中，公财公物缺乏有效管理，遣散费是一笔大钱，他没有私人吞没，十分难得。他治军极严，抗战时期屡开杀戒，出纳亏空少数公款，部下军官与民间女子发生婚姻纠纷，都论罪处死，但他在东北未杀一人，未刑求一人，未借故罗织一人（“特高组”做的事不该由他负责）。眼看大局崩坏，他对从陕西带出来的质朴子弟似有怜惜之心。他本人变装离城，参加葫芦岛的最后撤退，辗转入川。一九四九年解放军破成都，没留他这个活口（张学良、龙云起事，都先杀宪兵团长）。我们说朱连长是好人，没有用，得副团长说他好才行；我们说沙团长是好人，也没有用，得中国共产党说他好才行。共产党也不是唯一的裁判，在这世界上谁也没有最后发言权。
那是国民党人充满幻想的时代，每个人自己对着镜子替自己看相，只往好处看。他们个个面庞宽阔，肌肉厚实，步履稳健，个个都能死守据点。他们对外演讲无数，对内训话无数，没有一句“嘉言”流传。但是有两句话也许能在街谈巷议中保存百年：第一句，接收之后，蒋介石主席和夫人宋美龄女士一同到东北视察，沈阳市民特别为蒋夫人举行欢迎大会，万众云集，某大员登上讲台昭告群众：“东北收复，你们常说回到母亲的怀抱，现在母亲来了！”台下有许多白胡子老头儿，我不知夫人听了感受如何。下一句：东北溃败，四十万精锐几乎全军覆没，新六军潘军长逃到葫芦岛，新闻记者问他失败的原因，他愤愤地说：“我们这一场战役简直是共产党指挥的！”那时大家还不知道参谋本部主管作战的次长和处长都是共谍。军长一言透露消息，中央对东北战事的决策和指挥犯了许多错误。
沈阳不守，宪兵第六团团长沙靖指示官兵自行“突围”，他发给每人一笔路费，指定到安徽省安庆市报到，六团是溃散，没有起义也没有投降，距离一九四六年六月出关，为时两年零六个月。
国军“入出”东北，惹人议论至今。一九四五年日军投降，苏联占领东北，阻挠国军接收，做过中国战区参谋长的美国将领魏德迈，反对国军接收东北，他建议把东北问题交给联合国解决，国府派最能干的军事将领和行政官吏，好好治理华北和华中，集中兵力与共军在华北决战。蒋著《苏俄在中国》书中也说，苏俄对东北问题既违约背信，中国也决定停止接收，最后又复动摇，仍然与他们商谈，并继续进行接收，乃是政策和战略上的一大错误。于是“如果不出兵接收东北，那就会如何如何”，一度是个热门的话题。
后事又如何呢？我希望找到孔思，我有能力回报他了。培业说，西北解放时，孔思驻川北广元服勤，随国军撤入成都，在成都起义，参加解放军（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是宪兵起义日），以后不知下落。他是孔思的好朋友，应该熟知实际经过。
我在秋町十三号听见高级军官们谈论他，认为他既不能与上级合作，又不能与同僚合作，得民而不能得君，将兵而不知将将。他们说孙将军总认为和黄埔嫡系推挤才有他的空间，其实他也是嫡系，至少他也可以成为嫡系。不错，他战功显赫，认为战功高于一切那是中下级军官心态，“兵骄必败”，不仅是被敌人打败，也包括被自己人打败。一个人，无论他有多好，他不能取代所有的人，到了极不相容的时候，只有调整少数，维护多数，这是“经济”原则。有位军官本是孙氏部属，他千方百计调出来，他说良禽择木而栖，孙立人这棵树有危险。
历史只有“曾经”，没有“如果”。但是现在有“虚拟历史”出现，引用杨豫译介尼尔·弗格森的说法：作者以一种否定性假设的命题来挑战历史决定论观点，同时企图重新解释现代史。“如果没有发生美国大革命，英国持续统治美国，今日的北美洲将会是怎样的局面？”“如果英国没有克伦威尔，那么英国光荣革命会出现吗？”“如果德国在‘二战’打败苏联，德国可能持续统治欧洲吗？”“如果没有戈尔巴乔夫，苏联会垮台吗？”饶富趣味的命题带领我们另类思考历史，沉思事件之间的因果意义是否那么线性逻辑与必然。
我跟杨老通信，连续十年，安慰他，感谢他，劝他，帮助他建立基本生活，寻找子女的下落。我也帮张老买洗衣机、修理房子。杨老反对“平反”，反对我在回忆录里写出他的名字，本书初版只称杨排长而不名，二十一年后本书改版，才把“书质”两个字补上。他拒绝回忆当年东北的工作和生活。他对现在和未来完全绝望，也完全厌恶自己的历史。他也不肯皈依佛教或耶教。他原是一个充满理想和朝气的青年，他原是一个充满爱心和正义感的军官，他原是一个安分守己苟全性命的小市民！可是这几个角色命运一律不准他扮演。
寻人谈何容易，惊动了共和国的驻美大使馆、侨办、侨联和统战部，最后蒙沧州市委交统战部办理，赖承办人王建国先生热心，发现杨老在沧州市河西陶庄子务农。一九八九年开始通信，这年杨老六十八岁，张老七十七岁。张老三代同堂，生活正常，杨老受的苦可就多了。他离开沈阳，回到天津做小生意。一九五一年镇反，他判了十二年劳改，押送内蒙古劳动改造。一九五九年提前释放，回沧州老家种田，这年杨老三十八岁。“像所有的故事一样”，劳改期间，杨太太跟他离婚，划清界限，幼子幼女无人抚养，离散失联。“像所有的故事一样”，国民党旧人的家属无论多么痛苦，并不怪中共的政策，只是同声责难一家之长害了全家。
我们最喜欢的将领是赵家骧，他担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的参谋长，主持沈阳各部队的大会操，每星期一早晨举行一次。沈阳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大操场大得出奇，东北真个地大物博。我们二连驻地邻近操场，代表六团参加，赵家骧将军声音洪亮，措词简洁生动，善于掌握群众心理，使人精神大振。
郭班长也是我心中的牵挂，他是陕西人，他也念过那首“男儿立志出乡关，学未成名誓不还”。他入潼关，出山海关，一路慷慨。到了沈阳不写家信，若是收到家乡来信，他在信封上批注“此人已死，原件退回”。
我和杨老张老通信也有过虚惊。“六四”以后，美国华人寄给中国大陆亲友的信常常夹带反共传单，寄信人并不知情，收信人十分困扰，究竟何方高人有这般能耐，颇费疑猜。我把情况告诉张老和杨老，我说：“我有政治主张，没有政治活动，决不会自己夹带传单。”张老拿信给一个什么人看，那人判断这是我的伏笔，以后信中必有传单出现。经验发现，他们总是太聪明，冰雪聪明，玻璃片似的聪明，剃刀边缘似的聪明，使你无地自容。他的判断当然落空，可是害得张老好不担忧。
先说熊式辉，他是东北行辕主任，“行辕”的全称是国民政府主席东北行辕，也就是蒋介石主席在东北的办公厅，行辕主任等于说是蒋氏在东北的代表人，也就是东北九省军政总管。这么个大人物，有根神经跟我们相连。
一九四八年十月底，沈阳不守，东北军事最高负责人卫立煌和他的参谋长赵家骧坐飞机离开沈阳。后来一再有人写文章称赞赵家骧有智谋，当时东塔机场挤满了逃难的人群，满地男女老幼箱笼行李，人群朝着卫立煌的座机一拥齐上，卫士把住机门，一脚一个踢下去，嫩江省主席逃到沈阳，挤不上飞机，挨了这么一脚。许多人的箱子摔破了、挤破了，满地美钞飘散没人捡，有人高呼“卫总司令我是某某”，有人大喊“我是国民党四十年的老党员，忠党爱国，给我一条生路”。这些人堵住跑道，飞机无法起飞，赵家骧出面宣布卫总司令有安排，后面还有四架飞机马上就到，请大家遵守秩序排队等候。他说话有公信力，大家安静下来，目送卫立煌的专机升空，等来等去四架飞机没出现，解放军倒冲进来了。赵家骧用“望梅止渴”之计排除障碍，大材小用，可惜了他的智谋！
东北军纪越来越坏，他没有多大作为，情有可原。执行军法非他所长，周会训话言之无物，好在这是国民政府笼络东北的一个形式，大家也能理解。可是有件事很奇怪，冯氏掌理军法，宪兵是他可用的力量，他对宪兵从来没有好言好语，还经常找麻烦。有一次周会结束，值星官喊立正口令，向冯敬礼，冯指着宪兵连大声斥责：“看！还有军官不向长官注目，你懂军人礼节吗？”他的指头正指着我的排长李戬。李排长高声回应：根据陆军礼节，由值星官发立正口令向受礼者敬礼，其他的人一律立正，立正的要领是抬头、挺胸、两眼向前平视，我没有错。冯当时很难下台。
我想联合国“监护”东北，中共多了一个民族主义的口号可以借用，它在东北的发展可能更顺利。东北物产丰富，北邻苏联，南邻朝鲜，都是共产主义国家，有这么一块完整的根据地，华北岂有宁日？国民政府官吏怠惰，军事系统又全为共谍渗透，所谓“好好治理华北和华中”，所谓“集中兵力与共军在华北决战”，看来也都不会成功。我实在不敢相信“那样可以全力巩固华北、华中和华南，国民政府可以保住政权”。
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
世外慧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
孔思又来一信，他要回宪兵十四团去了！我大吃一惊，以后断了音信，我只能闷在心里。直到一九八五年，我找到定居浦口的陈培业，向他打听，得到一个很好的故事。孔思在十四团受训，学科术科都是第一名，而且性情憨直，十四团赵团长对他有深刻的印象。孔思流落西安，赵团长派人找他，亲自接见面谈，要他重回十四团，并且立即派他做新兵连的训练班长，免除了军士队受训的过程。这是宪兵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赵团长行事风格不俗，很得我们的赞美。
上联醒豁，下联深奥，难怪上联易传，下联易忘。历史像擦黑板一样，也能擦去恩怨情仇，我的好朋友仅得上联已能解脱，下联也就姑置不论了吧。
我和李孔思同学还有一段后话。陕南分手，他留在宪兵十四团，我改投宪兵六团，东北西北，云里雾里。一九四八年夏天，我在秦皇岛，孔思突来一信，他说到西安考大学，不幸落榜，流落街头，没有出路。我欠他一笔人情，一九四三年我在阜阳病倒，正值日军策应中原战争，由蚌埠出兵北攻，阜阳进入紧急状态，幸亏他帮忙延医买药，治好了我的病，我应该回报他。无奈这时物价飞涨，我每月都把所有的钱汇给父亲，勉强维持他的生活，读了孔思的信非常羞愧。同事中有一位富上尉，本是一位江南佳公子，不知何种因缘也在我们这个单位落脚，他在西安有亲戚，那人干过师长，辞职后隐居。我借支薪水做电报费，央富上尉发了两封电报，一封给这位退职的师长，请他为孔思找个职业，一封发给孔思，嘱他依照地址前去拜访。
女同学孟繁英另有说法，据她所知，孔思回到二十二中，随校迁往汉中，一九四九年四月在汉中投考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入川受训，名列二十三期第三总队步兵科。十二月起义，进入解放军十八兵团随营学校学习。一九五○年九月复员，然后失去联络。她言之凿凿，似乎也可信。孔思字希圣，单看名号，可知他出身书香人家，背负着父母很大的期望。可是道路如此曲折，他只能破格做人，时也命也，为之奈何！
我看电影的时候，常想剧中人物“出镜”以后做什么。我遍寻旧侣，向各地写过五百多封信，他们的故事不能尽说。袁枚诗：“胸中没有未了事，便是人间好光景。”我们无人修到这般境界，只有一位同学约略近似。他当年考取陆军中央军官学校，“为什么去考军校？”他说考军校是为了学杀人，学杀人是为了报父仇，他的父亲死于土改，此恨难消。他说话的时候声音低沉，鼻翼掀动，呼吸有声。我找到他已是四十年后。当年他到成都入学，编入二十三期，他们还没毕业，共军已兵临城下。他们三个总队三千零四十一名学生，向刘伯承邓小平统率的二野起义归顺。这个新政权教他如何适应？我很知道他的心路历程，不能明问，我转弯抹角，他也不能明答，他含糊其辞。他说有一年游历某地，参观某寺，寺门有对联一副，上联是“天下事没完没了以不了了之”。这句上联令我大惊大笑，这么好的上联必定有个非常好的下联，可惜他忘记了。我东找西找终于找到，全联是：
孙将军有抱负，但东北战局并非他能扭转，塞翁失马，到台湾训练新兵，脱离了东北这一劫，本是幸事。他是英雄，看历史另有见地，终于卷入“兵变”冤案，幽居终身，亲信部属遭到无情的整肃，千古痛惜。《荀子》一书畅论君道与臣道，现在档案资料逐渐公开，孙将军臣道有失，蒋先生君道有亏，都付出惨痛代价。
古来征战几人还，可是天下大乱也出奇迹，不知道郭班长是否“坐着小包车回去”。他山穷水尽找路走，形象突出，可以代表许多人。他看人情世故透彻，说出预言，大家心比天高，身似土贱，“有国有家终是梦，为龙为虎总成空。”他说得对，我做不到。他一直盘桓在我的心中，我很久很久不能放下。我也曾请求陕西省侨办找他，拜托张排长找他，没有结果。
沈阳各界庆祝东北光复周年，请京戏“四小名旦”之一毛世来公演，只演一场，轰动东北。进场看戏的人皆非等闲，无异是特权阶级大展览，六团负责安全，抽调宪兵严密作业，我的位置恰在戏院门侧，望见熊式辉进场。他的气概威仪可说是东北第一，可惜走路时两脚高低不平，竟是一个轻微的跛子，难免减色，我大感意外。后来知道，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辽宁省主席徐箴，也都不良于行，更觉诧异。蒋主席用人一向讲求相法和预感，接收东北怎会摆出一个步履艰难的画面？
我非常关心杨书质排长和张志华排长，他俩个性不同，际遇有异。一九八○年，中国改革开放，一九八四年，我从纽约向国内写信寻找杨排长，唯一的线索是先向陕西临潼找张排长。当时军中传说，临潼人做不了大官，蒋介石主席非常讨厌“临潼”这两个字。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派兵到临潼拘捕蒋氏，实行兵谏，这是蒋氏一生最严重的挫折，他从此陷入国共相争的泥沼，步履艰难。蒋氏创巨痛深，对临潼产生过敏症候。幸亏有这个传说，我始终记住张排长的籍贯，也幸亏有临潼这条线索，我于分别四十二年以后，先在临潼乡下找到张排长，承他提供线索，又在沧州乡下找到杨排长。
我曾经把我的困境告诉他：父母已老，弟弟妹妹尚幼，全家已成难民。他把他的计划告诉我：离开宪兵，到陆军求发展，他认为他起码也是个连长，很快就升成营长，他见过多少差劲的连长营长，才具仪表都在他之下，他要带着我一同奋斗。他告诉我，世上最势利的人不在外乡，在自己家里，你要回去，坐着小包车回去，你这个样子回去是步死棋，你去陪他们讨饭也没人感激你。人要升官发财再顾家，咱们留在东北奋斗，混出名堂来回去光宗耀祖，那时候你只要九牛一毛，他们就歌功颂德。我没有听他的，我的困难不能用他的方法解决。
那时军政要人训话，宪兵参加陪听，只见他总是拿出稿子照念，这是抗战时期从未见过的事情。稿子由秘书撰写，秘书长于写挽联、寿序、八行书、工作报告，不懂听众心理，未受过口语化训练，演讲者咬字不准，没有节奏感，大部分听不懂，小部分听懂了，也沉闷无趣。蒋夫人在美国国会演讲的时候透露，她在陈列馆看见罗斯福总统的讲稿，有时一篇稿子经过十二次修改，眼前这些长官幕僚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要修改。我只遇上两位不念稿子的人，除了赵家骥，还有陈诚，陈氏中气不足，浙江乡音极重，音质粗糙刺耳，我要第二天看报才知道他究竟讲了什么。赵将军便不同了，那时听演讲不兴鼓掌，每次听他讲话我都有鼓掌的冲动。
提到当年结伴出关的同学，我也得为他们写上一笔。我还在沈阳的时候，同学之间忽然兴起互相题字之风，为什么要题字呢？“说不出原因来，好像觉得我们随时可能分手。”我给他们写：“时代如酒，健儿易醉。”或者是：“墨比血浓，写不成一个归字。”有人一直保存着他的纪念册，经过多次政治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拿出来影印给我看。袁自立同学也到了台北，也到了美国，他多次念给我听。八十年代，他到山东老家探亲，回美后对我说：“归字到底写成了，不过是个简体字。”
杨老接到我的信当然很激动，但是他在第一封信里写了一段他跟统战部官员的对话，他对官员说明跟我的关系，声明决不为任何搜集情报的人服务。虽然改革开放了，革命政党还是革命政党，我跟杨老张老通信得十分小心。后来我从《新新闻》杂志上读到一篇报道，一九四九年国军撤出大陆时，情报机构曾在各地布置人员，继续敌后工作。一九八○年中国大陆对外开放，台湾的情报机构确曾派出人员，寻找当年的“布建”，看他们是否健在，还能否为台湾做什么，据报道，这个方案叫“踩雷计划”。这就难怪了！人生在世，你总是知道得越多，抱怨越少。
思念沈阳，有几个人物，我得为他们记上一段。
宪六团派宪兵秦毓庆做熊式辉的随身保安人员。秦毓庆告诉我们，熊氏的工作很辛苦，白天要接见许多人，要开会，半夜还在办公室批公文，熊氏没有下班回家，他也得全副武装伺候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