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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山夺路:回忆录四部曲之三 作者:王鼎钧 近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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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14 山东从洗衣板到绞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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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校长的上级也犯了错误。据说由莱芜、新泰南下是一条险路,胜算最小,南京参谋本部偏偏选了这一条路线。参谋本部认为北线没有共军主力,催促他急进,其实共军已布好口袋。他的部下也犯了错误,沿途乱丢辎重,明语喊话,听见枪响乱成一团。更不说第四十六军军长韩练成是中共的内应!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一度流行所谓“莫非定律”,其中有一条说,在一个历史悠久的机构里,“每一个人都升到他不能胜任的职位为止”。一个科员做得很好,于是升科长,他做科长也很好,于是升副处长,如果他做副处长很平庸,也只有继续让他当副处长,既不能升他处长,也不能把他降回科长。老校长李仙洲和他的上级,大概也都“升到他不能胜任的职位”了吧!老校长苦矣,老校长苦矣。

抗战胜利后,山东百分之九十的土地、百分之八十七的人口,俱在中共控制之下,国军锐意夺回,不断交战。往事如麻,我现在参考刘统著的《华东解放战争纪实》,还有丁永隆、孙宅巍合著的《南京政府崩溃始末》,加上族叔玉读的回忆,理出一个头绪来。

一九四二年,李仙洲以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名义率军入鲁,遭到共军的激烈抵抗,黯然折回,从此失去兵权。据说他常静静地站在山东省地图前面,设想如何攻守制敌,希望有一天统领十万之众,完成未竟之业。一九四七年二月,国军出徐州,由台儿庄、郯城北上;出济南,由明水、淄川南下,想和共军陈毅决战,他自动请缨。他只看山东地图,没看全国地图,更没看世界全图。王耀武给他两个军、一个师,再加一个旅,共五万多人,向共军老根据地莱芜、新泰进攻,计划与南路欧震兵团会师,十天以后兵败被俘。

一九四七年八月,国军五个整编师进入鲁西南,与共军鏖战。

那时张天佐、王洪九、张景月都是山东著名的游击领袖,他们想晋见一个团长都鹄候多时,官兵白眼相看,拿他当无知乡愚。共军围攻临沂外围王洪九的据点,有所谓“百日激战”,国军汤恩伯兵团入鲁北上,从临沂境外经过,先头部队陈大庆驻守百华里左右的滕县,山东省主席何思源一再发电向汤恩伯求救,只见飞机来了,空投一批宣传文件了事,听其溃散。陈毅围攻“鲁南反共军”王继美,国军在苏北运河沿线布防,坐观战事进行,王继美全军覆没,举枪自杀。黄伯韬以临沂地方武力为“死子”,掩护自己撤退,他自己到了苏北,过运河不派工兵架桥,难逃中共重击,依然损失惨重。国军的行止从来不通知乡公所,共军一再伪装国军占领乡公所,消灭各乡镇的反共力量。如果中央军嫡系部队消耗非嫡系,那么非嫡系也在消耗地方武力,山东精英肝脑涂地,只当做是脚底下的泥。

国共内战,由三大战役改朝换代,辽沈会战、平津会战和淮海会战(徐蚌会战)。不应忘记还有一个战场,交战时间久,战斗次数多,战祸损害大,关系国共力量的盈虚消长,那就是山东。

一九四六年六月,国军由济南东进,青岛西进,打通胶济路。九月,国军沿津浦路北进。双方激战两个月。

一九四六年一月,郝鹏举起义投共,由苏北入鲁南,经过兰陵。郝的部下还以为是和共军作战,把兰陵的中共干部抓起来。

一九四五年十月,国军由苏北沿运河布防,一度进入兰陵。

我还要提出另一张切片,从另一角度看内战。一九四六年十月,国军由徐州大举北上,次年二月初,整编廿六师师长马励武中将,下辖李良荣的快速纵队,一夜覆没,战场就在我的故乡。整编廿六师为美式装备,快速纵队是装甲战车,再加上炮五团,工兵总队,辎汽廿四团,共约五万之众,堪称精锐之师,先头部队由兰陵向北延伸,指挥部及后勤支援部队设在峄城。

莱芜之役,七十七师师长田君健战死,三十六师师长曹振铎逃回济南。据说王耀武对着他拍案大骂:“即使你们是五万多头猪,也不会在三天以内全给人家捉去!”狼奔豕突,的确很难对付,然而李仙洲率领的不是猪,是人,人为万物之灵,看风向,识时务,趋吉避凶。济南守军十万,王耀武也只守了八天,天津守军十三万,只撑了二十九个小时,辽沈战役最后决战,廖兵团一夜瓦解。人啊人!

一九四八年九月,济南失守,王耀武逃至中途被俘。

“对进战术”产生“拉锯战”,忽而国军来赶走共军,忽而共军来赶走国军,老百姓的身家性命化作木屑,纷纷飞扬坠地。故乡兰陵是个小地方,平时媒体不值一提,基于“战争使小人物成名,使小地方出名”的原理,竟也在当时的报纸和事后的专门著述里频频出现。兰陵苦矣,兰陵苦矣。

一九四七年一月,国军三十一万人,分南北两线进攻沂蒙山区。李仙洲败于此役(二月)。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国民政府划分二十个绥靖区,山东占了四个:第二绥靖区设在济南,第九绥靖区设在临沂,第十绥靖区兖州,第十一绥靖区青岛。

一九四八年三月,共军取兰陵(在此之前想必有一次失兰陵)。

九日晚间,共军围攻峄城,马励武把坦克摆在城墙上,当做防御炮使用,后来想突围,坦克没法从城墙上开下来,他真是“升到他不能胜任的位子上为止”了。十一日共军攻入城内,马励武投降,族叔毓白看见他高举双手,呼喊“不要打了”。

一九四七年十月,共军取兰陵。

美国总统华盛顿说过,美国革命成功,因为有千千万万个华盛顿。国民政府蒋主席引用这句话,他说中国抗战建国,要有千千万万个蒋中正。中共毛主席接着说,他只杀小蒋介石,不杀大蒋介石。国共内战究竟有多少“大蒋介石”落入中共手中,未见正式的统计数字,只知道中共关押国内战犯九二六人,军中系统者七三六人,包括中将七十二人,少将三百二十三人。一九五九年国庆,特赦三十三人。一九六○年又特赦五十人,李仙洲在内。一九七五年全部特赦完毕,未杀一人。老校长受任全国政协委员,山东省政协常务委员,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二日病逝济南,享年九十五岁,国立第二十二中学校友百余人,从各地赶来参加追悼会。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国军因徐蚌战役(淮海战役)放弃临沂,故乡“拉锯战”结束。

一九四七年一月,国军共军战于向城、卞庄、兰陵。

一九四六年十月,国军进攻鲁南,进展顺利。马励武败于此役。

《孙子兵法》说战争是“生死之地,存亡之道”,率军出师的人有两个选项,但是战地的民众只有一个选项,山东苦矣,山东苦矣。

一九四八年三月至七月,共军攻,先取胶济路中段,再取津浦路中段,济南、青岛、临沂成为孤城。

台北的《传记文学》出了一本专书,记述各个高级将帅的身边都有中共间谍,个个深受宠信。中共地下工作者渗透国军上下内部,潜伏了不知多少年,担任了多少重要的工作,情报部门始终没有发觉。参谋本部“一人之下”的运筹者竟是老共产党员,胡宗南挥军攻取延安,竟然找共产党人熊向晖草拟作战计划。每一战役的作战计划摆在蒋介石的办公桌上,同样也摆在周恩来的办公桌上。南京电讯局设置“军话专用台”,专门转接国民政府总统、国防部长,以及陆海空军总司令的电话,工作人员九人,其中七人是中共间谍。许多人把国民政府的军事情报首脑形容为神机妙算,未卜先知,可是“耳目所及尚如此”!国民党失去大陆,原因很多,我总觉得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军事失败,而军事失败主要的原因,由于情报失败,金鱼缸撞保险箱,即使战后不裁军,即使没有马歇尔调停,恐怕也是这个结局。

一九四六年秋,国军进攻山东峄县(峄城)、台儿庄,一八○旅旅部设在兰陵。

一九四八年十月,临沂弃守,菏泽、烟台全失。

那时国军从不结合民众,他们不读史,不知一个农夫关系战争胜负、大军安危。在他们看来,老百姓都是“匪”,或者都“通匪”,中央军好像不是跟共军作战,而是跟全体老百姓作战。杨正民教授的回忆录《大地儿女》记述,他的老家在山东定陶,抗战胜利,国军开到,竟把村民都集中看管才放心宿营,国军真的进入了“无人之境”,没有人真心向着他。

兰陵之北一片平原,适合装甲部队行动,但是那里有五公里左右的狭长地带,土质松软,晴天看上去没什么异样,天下雨立即成为烂泥塘,当地人称为“漏汁糊”。马励武枉为名将,趾高气扬,他上失天时,下失地利,中失人和,不知道有个“漏汁糊”,没人告诉他有个“漏汁糊”。据《苍山县志》和《临沂百年大事记》记载,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雨雪交加,廿六师官兵躲在装甲车旁的帐篷里忍受恶劣的天气,马励武接受官绅邀请,进城过年。共军自百华里之外的山区,强行军扑向峄城及兰陵以北地区,向马励武部队截击,国军所信任的地方民众,配合共军展开突袭行动,各地区指挥中心皆为共干控制,强大的精锐国军在一夜之间溃散不存。各路共军向快速纵队合围,装甲战车且战且走,大部分陷入“漏汁糊”中被共军炸毁,仅七辆坦克、九百步兵突围逃往峄城。

概括地说,抗战胜利到大陆撤守,为时四年,山东战场的形势是:第一年,共军采取攻势,第二年和第三年,国军采取攻势,最后一年,共军又采取攻势。那时山东境内有两条铁路,胶济铁路自东而西,津浦铁路由北到南,好比两根扇骨夹出一个扇面,中间一大片山地,好比画在扇面上的山水,大小战役无数,双方争夺的就是两条扇骨一幅画。

抗战胜利时,沦陷区民众“想中央,盼中央”,不在话下。“拉锯战”前期,地方上的乡镇干部有两套班底,一套接待共军,一套接待国军。小学里有两套教材,国军占领期间使用这一套,共军占领期间使用另一套。乡镇公所办公室预备蒋先生的玉照,也准备毛先生的玉照。听说有个乡公所,高悬蒋的肖像,同一相框的反面就是毛的肖像,若是忽然换了占领军,乡长可以立即把相框翻身。最后国军一败涂地,共产党“铁打的江山”,老百姓也只能有一套教材、一张肖像了,也只能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了。国民党似乎并非因失去人民而失去土地,乃是失去土地才失去人民。

一九四八年六月,台儿庄国军出动,收复兰陵,得而复失。

一九四六年春天,新四军副军长罗炳辉在兰陵病死,军长陈毅到兰陵主持后事,安葬在兰陵东北的凤草山上。

莱芜之败有代表性,它提供了一张切片,使我们看见为何共军能够一再得胜。李仙洲指挥两个军长作战,其中一个是中共间谍,这还了得!李仙洲召开会议决定撤退,会后这位军长不见了,他和躲在城里的解放军的高级干部一同开会去了,国军怎样做,人家全知道,人家做什么,国军全不知道。几乎各战场都是如此。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国军进攻占领峄、枣,兰陵收复,次年一月又失去。

老校长李仙洲,山东长清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山东“三李”之一,另外两位是李延年和李玉堂。山东还出了一位将领王耀武,黄埔三期毕业,年级比较低,但升迁比较快,军中常说“三李不如一王”,三李是纯粹军人,王耀武有政治手腕。他们的蒋校长把王耀武、李仙洲都派到山东,学历较低的人做一把手,学历较高的人做二把手。学历低的人如何指挥学历高的人,年纪大的人如何服从年纪轻的人,向来是个难题。据说,蒋校长故意如此配搭,利用矛盾是蒋氏一贯的统驭之术。

他怎会这么快就做了俘虏呢?山东父老爱护他,为他编造了传奇。据说他骑在马上进入莱芜县城,牵马的“马童”是共谍,马童带他进入一所宅子,共军早在宅子下面挖好地道,在他床底下留了个出口。半夜时分,李仙洲睡在床上,怎么也没想到床底下突然钻出敌人的敢死队来。这个故事编得好,符合李仙洲鲁直憨厚的性格,夸张解放军舍正用奇的战术,给老校长留下几分面子。

今天知道,老校长被俘并不在莱芜城内,而在莱芜城之北、吐丝口镇外的郊野,并不是马童出卖他,而是他指挥之下的一个军长出卖他。吐丝口吐丝不吐人,他且战且走,左腿中枪,跌下马来,失血昏倒。这一枪保全了老校长的颜面,与那个传说无关。

一九四七年六月,两军在苍山(卞庄)、峄县一带作战,共军退向滨海区。七月,国军进出沂蒙山区,兰陵再失再得。

徐州有百万山东“难民”,他们都坚决反共,国军出兵之时,山东难民推派代表到军部陈情,愿意担任向导,军部高官拒绝接见。国军进入鲁南,从共军手中夺回许多乡镇,各乡镇都没有倾向中央的居民,当地中共干部以民众身份出面欢迎,提供协助。徐州的反共难民返回乡里发觉不妥,大家又推派代表向当地的部队长反应实际情形,部队长认为这是地方派系贪功争宠,实际上他也没有办法分辨好坏,结果这些部队长全被中共的工作者蒙蔽包围。

一九四七年六月,国军以二十五个旅再攻沂蒙山区,南麻战斗即在此役(七月)。

当年国军心高气傲,瞧不起地方武力。所谓地方武力,概指抗战八年残留的游击队,所谓残留,因为这些游击队跟共军势不两立,双方经过无数战斗,大部分已被共军消灭,这些地方武力能顽强地生存下来,自有它的长处,他们身经百战,了解共军的战术,他们深入民间,情报灵通。国军把他们看成多余,实在是天下第一糊涂虫。

在台湾,李仙洲是“蜡像馆里溶掉的蜡像”,有时听到他的名字,心中难过,他不是一个灵活的人,如何适应中共的换魂改造?中共对地主、商人、教员、国民党工、中下级军官十分严厉,没想到对中将、上将、当朝一品、封疆大吏反而宽松,八十年代,沈醉的《战犯改造所见闻》问世,公布了许多秘辛,那些超级俘虏既未遭受公审清算,也未经过痛哭认罪,没有强迫劳动,也无须天天背诵八股教条,大家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闲来无事,相互夸耀过去腐化糜烂的生活。

莱芜兵败,南京国防部作了深刻的检讨,多年以后,参与此役的人也写了文章。国军沿公路向北突围,没有遵守战地行军安全六要:侦查、掩护、警戒、搜索、联络、通信。那时许多指挥官都不遵守“六要”,常为敌人所算,纸上谈兵的杨杰愤愤地说过,凡是被俘的、被袭击的、误入敌人陷阱的指挥官都该枪决!还有,莱芜之役大军撤退不能保密,难民和军队同时出城,拥挤混杂,以致大军行动迟缓,部队与部队间联系困难。老校长是山东人,无法用激烈手段排除难民造成的障碍,“鲁人治鲁”也有坏处。当年岳飞勒马敌前,等义民完全撤走才班师,因此费了秦桧的十二道金牌,老校长学岳飞,画虎不成。名布道家殷颖牧师参与此役,被俘脱险,他当时是政工小青年。

一九四七年二月,国军北攻沂蒙山区,沿途收临沂、峄县(峄城)、兰陵、枣庄、滕县、费县。

看了以上的记述可以知道,蒋介石总统并不想放弃山东,至少在军事上他把山东看得非常重要。国军也并非只知道固守据点,大规模的攻势也曾再接再厉。可以说,国军作战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攻击,第二个阶段是以攻为守,第三个阶段才是“以孤城为最后碉堡”,死守守死。

一九四九年六月,国军撤出山东最后一个据点,青岛。

国军困于共军的“卷边战术”,顾此失彼,得不偿失,始终没有办法破解。“卷边战术”一词费解,王健民教授在他所著的《中国共产党史稿》里称为“对进战术”,并加上注解:“你到我家里来,我到你家里去。”举例来说,一九四七年国军从各地调集重兵打通北宁铁路,共军乘虚攻吉林、新立屯、黑山,占领朝阳、农安、德惠。一九四七年八月,国军以十个整编师追击刘邓,豫西、陕西、陕南一带空虚,共军进占洛阳和潼关之间陇海铁路。一九四八年四月,国军从各地调集重兵,企图收复开封,汉水流域空虚,共军趁机袭取襄阳、樊城。山东战场也是如此,例如一九四七年六月,国军指向蒙阴、新泰、莱芜,共军趁机南下,攻入鲁西南。

沈醉提到李仙洲的名字,他说老校长沉默寡言,从不参加别人的吹牛聊天小组。中共动员超级俘虏对台湾广播,劝国军官兵起义归顺,别人都公事公办,李仙洲总是婉言推辞,他说我打了败仗,做了俘虏,有什么颜面劝以前的同事部下投降?中共倒也不勉强他。天下事因果难测,《战犯改造所见闻》传到台湾,起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作用,大家推想,如果有一天台湾解放了,中共算账,也是官做得越大罚得越轻,“特任官住的牢房比简任官舒服,简任官住的牢房又比委任官舒服。”今天赶快力争上游吧!于是“矢勤矢勇,必信必忠”,加强了党政团队的向心力。

那年月我并不在山东,但是我回忆过去,无法对故乡变故避而不谈。有人说,一九四二年国军撤出山东,负了山东,有人说,一九四六年国军攻入山东,害了山东,立场不同,见解不同,总而言之,古体诗人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新体诗人说,战争像洗衣板,反复揉搓一件旧衣服。最新的诗人没见过洗衣板,他说战争是绞肉机。两个比喻都有用,一个像八年抗战,一个像四年(?)内战。我落叶飘零,有负故乡,山东之痛,触及灵魂,我是山东的一部分,山东也是我的一部分。我始终不能用山东之痛代表中国之痛,象征人类之痛,我负了文学。

一九四七年九月至十二月,国军六个整编师攻入胶东。

一九四六年十月,国军撤出兰陵、峄县(峄城)、枣庄。

一九四七年三月,国军在华北各战区皆取守势,独向山东进攻,调动二十四个整编师,分三路指向沂蒙山区,同时企图打通山东境内之津浦铁路。张灵甫败于此役(五月)。

我要写下一段文字纪念李仙洲将军。抗战后期,他创办国立第二十二中学,我在那所学校里读到初中毕业,那是我的最高学历。那时政府对学生采行军事管理,严厉刻苦,李仙洲爱护学生,居各位“将军创校人”之首,我们至今感念。

莱芜既败,蒋介石总统亲自飞到济南,在绥靖区司令部召见王耀武,那时山东籍的名记者王潜石在济南采访新闻,据他得到的消息,蒋劈头就责备王耀武:“你把李大牛送出去……死特啦!”蒋氏称李仙洲为大牛,可见他对李的喜爱,也可见他知道李的局限。据说王耀武低声分辩了几句,蒋举起手杖就打。

今天回想,许多故事血迹未干。国军进入村庄,探问敌情,得到的答复是附近没有共军,话犹未了,共军忽来围攻,国军先把答话的人一枪射死。某将军召集村民训话:“我军的行动,你们马上告诉敌人,你们若不通风报信,敌人会活埋你;可是敌人的行动,你们从来不告诉我,你们料定我不会活埋你。今天我来告诉你们,我也会活埋人!”说到此处,将军向民众伸手一指,士兵跑过去,拖出来一个小伙子;将军再一指,士兵拖出来一个老头儿,地上早就挖好了两个坑,等人下土。一时哀声动天,妻子爷娘满地打滚。一九四九年我到台湾,有时听败军之将谈作战经验,提到老百姓就咬牙切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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