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代精装稀罕，家中只有《圣经》和《辞源》，我从邮购买过一部精装的《全国青年代表作》，视同珍品。文艺书平装钉装，连穿线装都很少。一本书祖传父，父传子，哥哥姊姊传给妹妹弟弟，封面破了、用牛皮纸糊起来，书页散了、用针线缝起来。那年月做母亲的除了补褂子、补袜子，还会修补破损的书。人在翻书的时候手指不离书口，书口是一本书最容易弄脏的地方，那年月有人出版毛边的书，书口没有切过，等书翻旧了、弄脏了，爱书人自己动手切齐，书口清洁如新，旧书好像恢复青春。我一下子弄到六册精装书，觉得发了接收财。
“你这些书是什么书？”
我也不喜欢巴金、茅盾、郭沫若，他们都是高大的文学偶像，我对他们的成就总有几分怀疑。香港作家林以亮为乔志高译的《大亨小传》作序，文中有一段插话，他说，昔人那样推崇史坦培克，后人看来未免有些不好意思。我想史坦培克的名字也可以换成别人，例如巴金……那时我觉得他们的作品冷酷，不能陶情怡性。后来到台湾，我进文宣单位做事，知道文学作品可以先定方向，然后朝着方向设计。苏东坡设计“危险”，写出“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他拼贴足以产生危险的四项因素，事实上四项因素并未同时存在。巴金、茅盾、郭沫若都是设计大师，他们根据共产主义革命的需要拼贴情境，构成“语文的世界”，但评论家却以“写实主义”之名推广，代换人生的现在和未来。
即使是你反对的事情，你也会受它影响。这些大作家以及他们的诠释者、鼓吹者，满口不离“压迫”、“剥削”、“受侮辱和受损害的”，他们咒诅权力财富，制造困局，显示改进无望，引起“绝望的积极”和毁灭的快感。那时如果我听几句佛法，也许可以得些调剂，然而我心中只有一部《圣经》，有时候，我觉得基督徒也多半是“恨世者”，革命理论和基督教义的纠结，常使我头脑混乱。
“都是文学。”
我疏离上帝以后，我的心灵并未从文学中找到依傍，这些文豪，我在没有读到他们的作品之前，早已憧憬怀想了很久，可是读了他们的代表作，我这个文学小青年仿佛是一叶扁舟，在许多码头旁边漂来漂去，不能驶入，即使是我喜欢的作家，我也觉得找不到船坞、防波堤或是领航员。我曾经喜欢唐诗宋词，可是那时对我而言，唐诗宋词是废弃的码头，是仅供凭吊的古迹风景。
我重温郁达夫和冰心。我在读小学的时候，一度亲近郁达夫的作品，他写漂泊的经验很吸引我，他使我觉得漂泊有一种无形的美感。他的作品常常写人在流离不安中同情受苦的老百姓，漂泊的人因此减轻了自己的痛苦。我们那一伙文艺青年，得意的时候读老舍，老舍教我们冷讽热嘲、幸灾乐祸；失意的时候读鲁迅，鲁迅替我们骂人；在家读巴金，巴金教我们怎样讨厌家庭；离家读郁达夫，他教我们怎样流亡，怎样在流亡中保持小资产阶级的忧郁，无产阶级的坚忍，资产阶级的诗情画意。
我凭六册文选初步认识中国的新文学，知道山东出了王统照、李广田，台湾出了许地山。我喜欢曹聚仁、萧乾，他俩和报馆渊源深，作品带报道文学风格，也许暗示我和新闻有缘。我喜欢丽尼，也许伏下我对“现代文学”的欣赏能力。我喜欢沈从文，他的名作《边城》，写一个老人和一个孙女相依为命，使我想起老父正带着幼女流亡，难以终卷，那时我很难从纯粹审美的角度接受文学。我也喜欢朱自清、周作人、赵景深，还有丁玲，他们展示广阔的生活经验。
常有军官来买药。有一天，我忽然想起一个问题：军医院专为军人治病，一切免费，怎会有这些人依赖中医？而且这些人也不像生病的样子。老板说，他有祖传秘方配制的壮阳补品，远近驰名，军政人员接收东北，无非酒色财气。我听了大吃一惊，若是我的长官也来买药，我看见了他，他也看见了我，他恼羞成怒，忌恨在心，我还有好日子可过？我马上用帆布袋背起六册文选，另找地方。
地藏庵是女尼修行的地方，我们有个同学，自幼随母亲信佛，常随母亲到地藏庵上香。他到沈阳，发现沈阳也有地藏庵，非常高兴，常常去拜菩萨，吃素斋，也带我们不信佛的人去游玩。庵中三位女师父，一位年纪最长，接近六十岁，想是当家的住持，另外两位都是二十多岁的少女，一位法号“本参”，一位法号“本寅”，凭法号班辈，也许有人能知道她们的门派源流。两位说话都是沈阳本地口音，都是相貌清秀，体型适中，为什么会出家，想必背后都有曲折的故事。三位比丘尼对我们这一票人印象挺好，我打算到她们那里看书。
这要从初到沈阳说起。我们进行学科训练，使用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的宿舍做教室，日本在东北经营的铁路以“满铁”为总管，财产庞大，房屋很多，我们奉命在某个范围内自己挑选。砖墙平顶的三层楼房，式样整齐划一，全是空屋，经年无人打扫，有些房屋的地板被人撬起来（据说是搜寻隐藏的浮财），未曾修复。后来找到一栋，不但完整可用，三楼还摆着许多图书。那时接收人员不要档案文卷，只要物资，《大公报》曾以社论责问《谁是今日之萧何》（刘邦破秦，先入咸阳，萧何不取财宝，一心搜集图籍记录）。日军侵入中国，大量掠夺，并未放过中国图书，上海复旦大学教授赵建民，台北“中央研究院”研究员王聿均，都写下专门论文。
“基督徒应该读《圣经》，为什么读这些东西？你到教堂只能读《圣经》。”
翻看目录，六册文选收的是小说和散文，普通文选只收短篇，它这里长篇也收。文章取舍反映了当时的思潮，几乎全是左翼作家。那时连队生活没有私人的空间，这么厚一叠书无处存放，最好也别让连队长官知道我看鲁迅巴金的东西。队部附近有一家中药铺，房屋宽敞，老板善与人交，我借用他的店号对外通信，逃避指导员检查。我把六册文选寄放在他那儿，抽空到他店里看书，中药铺里读到鲁迅的小说《药》，感受特别深刻，我觉得“人血馒头”如能治病，烈士在天之灵也会赞成，可惜它只会传染疾病。读到祥子夜半求医，没有钱预付诊费，遭医生拒绝，恻然久之。多年后我写了一篇《骆驼祥子后事》，收进《活到老，真好》一书，我能理解那医生，大作家老舍不能。
我不喜欢鲁迅，那时我从未说出口来，即使是今天，说这句话还有些胆怯。我知道陈西滢、梁实秋、胡秋原、苏雪林也不喜欢鲁迅，但是我那时并未读到他们的评论，我的耳目所及尽是高度称颂。我不喜欢他大概是气性使然，我欣赏文学固然有局限，鲁迅恐怕也未能把他的气性完全升华转化。现代诗人杨泽说，鲁迅是“恨世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王德威说，鲁迅刻薄寡恩，他们展示多元的看法，先获我心。瞿秋白和鲁迅同世为人，他说鲁迅是狼族，有狼性。罗马神话：莱漠斯出生后吃狼奶长大，不离狼群。这话我到八十年代才读到，相见不恨晚。如果说读书变化气质，我拒绝变成这样的人，我也不能欣赏、不敢亲近这样的人。我在说我学习的过程，并非搞文学评论。
我当然也有收获，六册文选读完，我眼界大开，立刻觉得长大了，比起同侪，我算是见多识广。白话文学在我血管里流来流去，所有的方块字都有新的生命，我觉得我可以把我的世界装进一个口袋里，背起来万里长走。每一篇作品后面都有附录，介绍作品背景，作家生平，虽然用日文撰写，其中夹用的中文名词，像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语丝社、太阳社、小说月报、晨报副刊，还有每个作家重要作品的名称，都对我传递大量的讯息。我想，写文章除了赚稿费以外，还有一个目标，就是在大部头的选集里挤进一个名字。
都说佛门清静，难得她们容纳我这个俗人。厢房有桌子，有座位，小师父给我倒一杯茶，老师父在我右手边摆一部佛经，她并未劝我读佛经，她什么话也没说，她把佛经放在特制的小小的架子上，防茶水打翻污毁经页。佛经采折叠式，经上放一支竹签，小师父介绍读经的方法，手持竹签一页一页翻开，避免手指触摸。我每个星期天都去读书，放在我手边的经书常常更换，依靠联想作用，我还记得几部经的名称：《金刚经》联想到金刚钻，《八大人觉经》想到八大山人，《无量寿经》想到成语功德无量，还有《地藏王菩萨本愿经》，联想到地藏庵。这些经我一页未读，我只读鲁迅的《狂人日记》，茅盾的《子夜》，老舍的《牛天赐传》。
这些书苟全一时，虽是精装，尽是日文。连部找来一辆大卡车，停在窗下，书从三楼窗口掷下来，灰飞烟灭之前，先堕指裂肤。我发现其中有一套中国当代文学的选集，也许有十大本，收录的作品全依中文原典排印，导读、注解、作家小传才用日文。世界上竟然有这等事！我急忙抢救，保全了其中六本。
“你是基督徒吗？”
我也是小学时代亲近冰心，后来觉得她的语言夹生，节奏紊乱。我到台湾后一度主编《中国语文月刊》，该刊的主要读者是中学的国文教师和学生，我曾经想开辟专栏，选择“台湾能够容忍的三十年代作家”，刊出他们的旧文，加以注释分析，帮助学生提升写作水平，这时才发觉许多前贤修辞马虎，有时造句也不通顺，尽管留下“杰作”，却不能做学习的范本。我把这个发现告诉某一位教授，他“顺藤摸瓜”，寻找病人，罗列病例，写了一篇“无情”的论文，我确实吓了一跳。
我硬着头皮说是。
说得也是，可惜脸孔拉得太长，我想起“天堂的门是窄的”。我背起帆布袋，踯躅街头，还有什么地方可去？我想起坐落在城内北部的地藏庵。
感谢沈阳的地藏庵给我阅读、思考和空间，它是那样安静，我坐在那里，可以偶然想起唐人的诗句：“鸟鸣山更幽”，“潭影空人心”。很惭愧，我从未捐过香火钱，也不读她们预备的佛经，她们从未因此慢待我。我写这篇文章追记前事，屈指已在五十多年以后，其间天翻地覆，不知她们怎样适应，她们的来生当然没有问题，我忧虑的是今生，只要来生没有问题，今生也就不必太忧虑了吧？老师父应已圆寂，两位小师父呢？希望她们度一切苦厄，也许此刻尚在某处讲经说法。她们是否知道，我终于读了她们最后给我预备的一本经：《父母恩深难报经》，我决定离开沈阳，生命进入另一次大转折。她们是否料到，五十年后，我终于把她们放在我手边的佛经一一读完。
事出偶然，我开始大量阅读新文学作品。
左翼文学的主调指出，现实社会完全令人绝望，读书会则指出，共产主义革命是唯一的出路，左翼文学设计谜面，读书会揭露谜底，左翼文学公开而不违法，读书会违法而不公开，分工合作，密切配合，文学作家把足球盘到网口，读书会临门一脚。一九九○年代我在纽约，参加了一个小型的茶会，小说家于梨华在座。中国大陆来的一位作家问我，当年青年普遍左倾，我何以能脱离影响。我说这得从《阿 Q 正传》说起，赵家被人抢劫，阿 Q 蒙嫌受审，法官问作案始末，阿 Q 很委屈地说：“他们没来叫我！”一座皆笑，只有于梨华尖声说：“你万幸！”巴金晚年呼吁成立现代文学馆，说：“我们的现代文学好比是一所预备学校，把无数战士输送到革命战场，难道对新中国的诞生就没有丝毫的功劳？”可见他深晓葫芦里的春秋，我想鲁迅在这方面的功劳比他更大。
那时写实主义独霸中国文坛，主张写小人物，关注人间的穷苦、灾难、病患，揭露不公平的现象，他们强调生活经验，主张以调查、观察、访问搜集写作材料，反对泛滥的抒情和空疏的玄想。那时抒情是我所逃避的，想象力是我所缺乏的，他们给我创作的勇气，也可能强化了我的弱点。那时写实主义的诠释者和鼓吹者，只谈意识形态，不谈艺术技巧，作品有没有价值要看站在什么立场、为什么阶级说话，要看揭露的是什么、控诉的是什么。照原料打分数，不照成品打分数，对创作风气的影响是鼓励粗制滥造，助长傲慢自大，对我的影响是：几乎不知道有“形式美”。六十年代，台湾倡行“现代主义”，诠释者和鼓吹者纠正了我。
我爱好文学，但是没参加过他们的“读书会”，所以无从领会那些作品的价值。那时读书会是个很普遍的组织，左翼作品的内涵外延，靠它解说引申；左翼作品的正确伟大，靠它肯定建立；左翼作品前瞻方向，靠它指点导引。假如巴金的《家》是马太福音，读书会就是各地的教堂，没有教堂，马太福音只是一本小册子，有了教堂，马太福音就是《圣经》。有一位学者说，左翼文学并未发生多大影响，他举当年那些作品的销售数字为证，他忽略了：第一，当年一本书全家看、全校看，第二，读书会的组织和教化。正因为如此，国民党退守台湾以后，严厉取缔读书会和类似的结合，绝不手软。我如此说，只是指出前因后果。
我后来做事常常抗上，不能和强者合作，脾气急躁，反应每每过当，我猜想肇因这些作品灌输的意识。感谢那些老板包容我，但是也有人在我的安全资料中加添麻辣。有一次，我为了弱者的利益和强者争辩，那强者问我：“像你这样的人应该留在大陆做共产党，跑到台湾来做什么？”一语惊醒梦中人，我才发觉陷入很深的泥淖。此是后话，按下不表。
到哪里去呢？我想到教堂，教堂在哪里？跳上一辆马车，由它去找。那年代教堂的门整天敞开，使我想起“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见到一位执事，说明来意，我俩有一番对话，大略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