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老板是上校，我们那个单位的编制是少将编阶，这叫“上校占少将缺”，凡是发到少将层级的公文，我们也有一份。上级常寄来一些与补给业务无关的讯息，既奇怪又复杂，老板对这一类公文置之不理，我却读来津津有味。我还记得，某单位来一公文，转述什么团体的意见：依宪法规定，“中华民国国旗为红地，左上角青天白日。”该团体认为“左上角”不妥，应该改为“另一意识形态”，转知我们参考。还有某单位来文说，国军的帽徽本是国民党党徽，现在实行宪政，党国有别，新帽徽在党徽四周围一个红边，以国徽代替党徽。这太可笑了，抗战发生后，我在沦陷区生活了四年，看见汪精卫政权统率的军队，他们用青天白日帽徽，表示遵奉正统，却又在周围加上红边，表示和重庆有分别，国军如果要换帽徽，自己应该有创造力，怎么照抄“汉奸”的构想？
父亲十分穷苦，但他从没有主动催我汇钱。母亲已经去世了，父亲也瞒着。他每一封都传达母亲一句话：“你娘说，你每天早晨起床以后，要先喝一杯热水。”“你娘说，你夜晚要把棉被盖好。”“要读马太福音，你娘说的。”“你娘交代，洗衣服之前，要把每一个口袋掏干净。”他老人家不肯一次全说，好像有意制造错觉，后来知道，他在传达母亲的遗言，他尽可能维护我，估量我能承受的程度。
依照规定，收发公文的人只能读公文前面的“摘由”，按照摘由所说的业务，送交主管人员办理，不可以阅读全文，没人告诉我有这样的规定，我总是把每一件公文从头到底读完。那时国防部已完成军中的公文改革，废除传统的框架、腔调和“套语”，采用白话一条一条写出来，倘有图表或大量叙述，列为附件。国防部把公文分成几个等级，某一级公文遍发给某一个层级的单位，不再一层一层转下去，我们可以直接收到国防部或联勤总部的宣示，铅印精美，套着红色大印，上下距离骤然拉近了许多。
仰赖“上校爷爷”的安排，我向秦皇岛的一个补给单位报到。那时该单位上尉军需王鹤霄辞职离任，由我来顶替他的名字，我必须记住：官兵薪饷名册里的那个王鹤霄，就是我。那时“冒名顶替”的现象普遍，我看到一份资料说，抗战八年死亡官兵三百二十万人，发出恤金三万一千人，其中又有若干恤金无人具领，这个数字有争议，但是足以说明问题：许多阵亡的士兵其实还活着，不敢出头，这种怪现象正是“冒名顶替”造成。
那时一同出关的同学纷纷设法离开六团。跟我一同协助郭班长办案的李蕴玉，精细深沉，千方百计找到东北宿将万福麟写信，他一个初中毕业生进了杜聿明创办的中正大学。调到团部跟张志华排长一同工作的梁肇钦、陈百融，考进中央军官学校（黄埔军校），前往四川成都受训。还有几个人考进长白师范学院……皇姑屯宪兵队，那位入赘当地富翁之家为婿的班长，作了最后的选择，老老实实当一名老百姓，几个受过军官养成教育的人都进五十三军，各就各位，回归本行。还有那位马连长，一路循规蹈矩演好二等兵的角色，功德圆满，恭恭敬敬跟班长排长握手道别。我们初到沈阳的时候，有位上尉军官到二连来找上等兵黄岳忠，黄的哥哥当师长，也调到东北，驻守沈阳。以后，我没再看见黄岳忠。
他是一个胖子，没有高级军官的英武，却有家族尊长的和蔼。他说他认识我的父亲，也认识我的五叔，他和五叔是黄埔军校炮科的同学。他的工作忙碌，经常关内关外飞来飞去，为了住宿方便，所以在沈阳买下这栋日式房子，交给一个副官留守。他问我工作情形如何，可有什么困难，我说我需要一颗子弹，自来得手枪的子弹。他莞尔一笑，话到此处，来了客人，他不再细问，教我“下星期你来找赵副官”。
我需要一颗子弹，“自来得手枪”的子弹。你看，天天看报有好处，报上说，联勤嘉奖办理东北补给有功的军官，其中有一位上校，名叫王润和，山东临沂人。临沂是我的故乡，“王润和”这个名字，很像是我族的长辈。那时全国划分了好几个补给区，东北排名第六，我到补给区司令部去找他。如果我没猜错，我从他那里不但可以得到一颗子弹，还可能得到父母家人的消息。
那时部队调动频繁，由秦皇岛过境的部队，也由我们这个单位补给。依照规定，部队未到之前，联勤总部先从南京发电报通知我们，部队既到，军需人员拿着收据来领粮领弹，经理室根据电令核实。起初我大吃一惊，这教军队调动如何保密？既而一想，也只能这样办，否则，我们这些人视线不出办公室的四壁，可能把军品发给叛军，也可能发给敌军。史学教授黎东方，名记者陆铿，都曾在他们的著作里责怪补给单位，军队转战千里，竟然不发给他们子弹和棉衣，他们对联勤的补给作业太隔膜了。过境部队倘若缺粮，还可以发一天两天主食，再拍电报向南京请示，倘若要子弹棉衣，那是任他怎样吵闹辱骂也不能答应，必须等联勤总部回电，一点也怪他不得。
一九四五年对日抗战结束，共军抢先进入东北，国军由秦皇岛登陆攻打山海关，取锦州沈阳，再北上长春。联勤的运输补给使用辽宁省的葫芦岛，葫芦岛离沈阳近一些，港口冬季结冰，因此又使用秦皇岛，路程远一些，冬天不结冰，有时结一层薄冰，也很容易用破冰船冲开。国军补给东北，以秦皇岛为冬港，以葫芦岛为夏港，特别成立秦葫港口司令部，由何世礼中将担任司令，统一指挥，经由这两个港口，满足东北四十万国军的需求，当地联勤的运补单位，可以说责任重大。论补给系统，秦皇岛属于关外，论地域区分，秦皇岛属于关内，这是我当时能够得到的因缘。
我有一份新工作，地点：秦皇岛，机构：联勤补给的一个单位。
直到五姨母来了一封信，她说，母亲重病时，姨母曾到兰陵探望，母亲有话托姨母设法转告：第一，帮助妹妹弟弟长大成人。第二，读《圣经》。第三，每天早晨起床以后要先喝一杯热水。第四，夜晚要把棉被盖好。姨母说，母亲去世时神态安详，弥留之际，兰陵教会的长老宗茂山，传道人张继圣，带领许多信友来到我家，整夜唱诗祈祷。老天爷！我早就有些怀疑了，我跟父亲中间隔着一层窗户纸，谁也没有勇气戳破。姨母还说，……我的天！她说的和父亲来信所说的一样，可是父亲省略了“帮助妹妹弟弟长大成人”一条。也许父亲知道我没有能力做到，也许父亲认为抚养子女毕竟是他的责任，也许他知道即使不说，我也会竭尽所能。
五姨以后不再来信，天下已乱，人人学习无情，母亲去世，她好像认为和我家尘缘已了。她这封信不带感情，简洁客观。我读了她的信热血上涌，夺门而出，必须找一个地方去痛哭，我在马路上乱闯，哭不出来。我闯到地藏庵，小师父照例送来一杯茶，一部经，封面上写着《父母恩深难报经》。我推案而起，我来不及哭，我暗想，我离开宪兵的时候到了！整饬军纪根本没希望，我得另找生存的意义，通货膨胀太快，宪兵待遇太低，稿费收入又不稳定，我得变个法儿活。日本企业家松下说，倘若第一颗纽扣扣错了，以后会一直错下去，我的第一个纽扣已经扣错，现在得扣第二个。我浑身发烧，脑子像一块布幕，左右两股力量拉扯，越拉越紧，中间忽然裂开，露出后面一团漆黑。我悚然一惊，知道不能再想下去。
总算能够和父亲通信了，我赶紧把所有的钱寄给他，可恨通货膨胀，我手中的钱已严重缩水。能够和父亲通信，我应该兴奋，但是我十分胆怯，他的颠沛流离，我能想象，写出来，他痛苦，读一遍，我痛苦，我没问，他也没说。我“慌不择路，饥不择食”，他也能想象，写一遍，我痛苦，读一遍，他痛苦，他没问，我也没说。我们的通信简单扼要，毫不流露感情。
我从未遇见名册里的王鹤霄，却忽然和我照片上的妻子重逢。我穿过台北市新公园的时候遇见那位许小姐，她手里牵着一个小孩，好像想跟我说话，我低下头来躲开。事后自问为什么要躲？应该问一问她是怎么来台湾的，她的机缘也许比我更曲折艰难，我相信任何一个有故事癖的人都不会斩断这条线索，而我那时正在学写小说。比起真正的小说作家，我显然缺乏好奇心，也没有勇气正视人生。
我勉强照办，心里觉得十分别扭，忽而有得救的感觉，忽而充满了罪恶感。我又能怎样呢，以前政府骗我，我无法选择，现在我们集体欺骗政府，政府也无法选择。为了防备点名检查，我时时默念我叫王鹤霄，河北徐水人，徐水在保定之北，北京之南，东面天津，南面石家庄。太行山有一条河自西北流向东南，经过县城，徐水因此得名。徐水的特产是黄瓜和老醋。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得知徐水的新产品是好酒，假故乡和真故乡毕竟有共同之处，两者都是酒乡。我也时常提醒自己，我的妻子姓许，两个孩子叫大宝二宝。
我一直找到人事处的李处长，寻找“失散多年的爷爷”。他很疑惑：“你今年几岁？”我解释，我们是大家族，有“三岁的祖父，八十岁的孙子”。他教我留下姓名、职业、住址和父亲的名字，回去等消息。两个月后，这位王润和先生来一便条，约我到秋町十三号一谈。“秋町”是日本人留下的名称，国府更始以后，地方还在沿用。
我马上学会了中文打字。当年中文打字机有一个字盘，还保留着“活字版”的模样，字盘中间排列常用字，两旁排列“间用字”，另外有个备用的字盘叫“罕用字”，一般公文语言简单，用字重复，打字速度很快。我们的单身寝室和办公室相连，我除了理发、洗澡、寄信，轻易不出大门，出门一步就要花钱。那时“压力”这个名字还未流行，我只觉得紧张疲倦，可是夜晚又要失眠，我拿林肯说过的一句话做药方：“只有工作是抵抗烦恼的工具。”我每天把所有的公文打好才上床，常常自动工作到深夜，秦皇岛附近有很多名胜，我从小就向往山海关上的那块匾，爱听孟姜女哭倒长城的故事，而今兴味索然。听说有个地方叫“无颜城”，据说吴三桂在那里跪迎清兵，我是个无地自容的人，看到这个地名动了心，想去看看，可是也没有实行。
老板发现我没有娱乐嗜好，没有交际应酬，沉默寡言，没有口舌是非，认为我可以进一步吸收使用，这是严重的误会。他想把我调到会计室，学习记账、打算盘、处理单据报销， 把我训练成一个亲信，我断然拒绝。老板大出意料之外，他的会计主任也不愿意增加新手，趁机向老板进言：“流亡学生多半有精神病。”我虽然是个边缘人，终于也发现这里每一种业务都在营私舞弊，依法办事乃是为了违法图利。我的心里有斗争，我不能在这样的机构里寻尺寸前程，早晚总得走出去。
运补东北越来越艰难，尤其是粮食。国军以大米为主食，米由上海装船启运，上海到秦皇岛六五七公里（一二一七海里），秦皇岛出山海关经锦州到沈阳，三八九公里，沈阳到长春三○五公里，全程一三九九公里，补给线太长。由山海关到长春这六九四公里，地形狭长，易入难出，正是《孙子兵法》所说的“挂形阵地”，国军的形势不利。
重到秋町，没见到上校爷爷，赵副官拉开抽屉给我看，里面手枪子弹成堆，我一颗在手，如释重负。赵副官劝我多拿几颗，我摇头，这玩意儿短少了是麻烦，多出来也是“湿手抓面”。第三次到秋町见这位爷爷，专诚探问家乡的变化，他拿出厚厚一叠信来，异乡的族人纷纷写信给他，其中有五叔，也有我的父亲。一眼看到信封上父亲留下的通信处，悲喜如劫后重逢。
我到差时，书记室仅有我一个“司书”，各室拟办的公文都送到我那里缮正，这就给我机会大致了解全部业务。各单位为了争权利、推责任，公文往返，钩心斗角，或者报销遗失短缺的军品，巧用法规缝隙，我觉得妙趣横生。例如某一军品是由四个小件合成，遗失了一百“套”，要追究责任，遗失了四百“个”，可以注销。
做了军官还可以领到眷粮，依规定，每人最多不得超过四口，于是一律按四口申报。我在名册上立刻有了一个老婆和两个孩子，实际有眷的人领实物，实际无眷的人领代金，代金的价格低于实物，中间的差额也归老板。为防虚报冒领，要附全家照片，主办人替我找来三个“演员”，我付给演出酬劳法币一百五十元。
我在秦皇岛服务的这个单位分设好几个部门，经理室、会计室、参谋室、押运室、译电室、书记室、副官室、军医室。经理室是“心腹”，掌理金钱物资的机要作业，押运室是“股肱”，负责把军用物资收进来、运出去，其他各室聊备一格，像参谋室，仅有参谋一人，副官室，仅有副官一人。书记室负责收文、发文，缮写文件表册，管理一般档案，书生无用，受人轻视。医官是个四川人，非常健谈，他本来学兽医，战时应付紧急需要，把他改造成一般医生，大家爱听他谈笑，不找他看病。
押运员送粮送弹，不分昼夜，不论雨雪，人人满脸风霜。和谈期间，沿途常遭共军射击，和谈破裂，共军改为袭击，押运员受伤、被俘不是新闻。联勤总部因应时局，派人到许多小据点设立堆积所，就地储存粮弹，供国军固守，用小据点拱卫大城。这些小据点一个一个失守，兵站派出去的库员纷纷下落不明，妻子儿女流离失所。
秦皇岛在河北省东北部，紧靠渤海湾，离山海关只有十七公里。实际上它是一个小小的半岛，据说秦始皇曾经来到这里“鞭石入海”，所以有这样一个伟大的名字。
为什么不办任免手续呢？其一，如果办公文报上去，说王鹤霄辞职了，上尉军需出缺了，上级机构可能不容分说“空降”一个人下来，老板的眼睛里无异渗进一粒沙子。其二，即使老板可以照自己的意思用人，他要用的人，譬如我，资历不合，上级也是不准。一个风调雨顺的单位，往往多年不任、不免、不奖、不惩，主办人事业务的官员是最清闲的人。
一九四九年五月，我跟随联勤单位以王鹤霄的名字入境台湾，离营后申报户籍，恢复为王鼎钧。不久，台湾保安司令部看到我写的一篇故事新编，传去问话，教我当面写一篇自传，我立即把两件事交代清楚：其一，我在联勤补给单位冒名顶替王鹤霄，其二，天津失守，我成为中共的俘虏。自此以后，我为这两件事填过各机关寄来的调查表，我实在怕人见到王鹤霄三个字，好像找到这三个字就找到我的真赃实犯。多年以后，我又常常挂念真正的王鹤霄那个人，好像他真的成了我的一部分，或者我成了他的一部分，我用它做笔名写文章。我奉他的名活下来，不知他奉谁的名活着、活了多久。
这就给老板留下深刻的印象。既然我那么喜欢留守在办公室里，他们就物尽其用，派我做“收发”。公文的来源很多，远方的机构从邮局寄来，当地的机构派专差送来，异地的押运员随身带来，必须随到随收，十分烦琐，他们发现了我，问题立刻解决。上海来的押运员，常在中午休息时间或傍晚下班以后匆匆赶到，他们阶级比我高，见了我又鞠躬又作揖，感谢我为他们加班，朝我抽屉里一包又一包塞前门牌香烟。我不抽烟，常有本单位的同事拉开我的抽屉顺手拿去。
国民党退到台湾以后整军经武，每一个军人都有“军籍”，根绝冒名顶替，有人像演戏一样从大陆演到台湾，无法下台卸妆。三十年后两岸恢复交通，大陆上的父母到台湾找儿子，找到一个假儿子。或者真丈夫有个假身份，没法接妻子到台湾见面。这人得向法院自首，承认犯了伪造文书罪，法官认为情有可原，判个缓刑，当事人拿着判决书去更改户籍，再去做儿子、做丈夫。
后来东北的国军全面崩溃，第六补给区司令刘云翼告诉人家，东北国军从未因弹药缺乏而失一城一地。他的话大概可靠，今天读中共出版的战史，他们在攻占名城之后，记述俘虏了多少官兵，缴获了多少武器弹药，数量都很可观。据赵勤轩《沈阳，一九四八》一书记载，国军在沈阳遗留的弹药，可以装六百节火车车皮。张骏主编的《山东重要战役资料丛书》说，共军解放济南，缴获炮弹二十二万多发，子弹一千一百多万发。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读到新闻报道，一九四九年国军撤出上海，遗留子弹将近一亿发，国军还把大量军火埋藏地下，现在一处一处都被上海民众挖掘出来。
我在秦皇岛的日子，每天胸口郁闷，左胸疼痛，常常呼吸困难，只要辛苦工作，症状就会减轻或者暂时消失。我想劳累只能增加病痛，如果真有肺病或心脏病，情况应该相反，我决定不去看医生。后来，长时间持续不断的工作，会产生紧张饱满，一步步造成高潮，这时候非常快乐，跟性经验相同（那时我还没有性生活，我又“把后来发生的事情提前写在这里”了）。我一度怀疑，许多快乐（赛球、登山、看电影、赌博）都是性经验的模拟。
许多年后，二十世纪已经结束了，我在纽约《世界日报》读到一则掌故，作者说，中华民国行宪以后，军队国家化，国军的帽徽不再用国民党的党徽，而是在党徽四周围个红圈，算是国徽。这是一个不幸的预兆，以后国共激战，国军的据点一一陷入共军的重重包围，成为死城，最后全部失守。可是我只记得有过这样一份公文，没领到这样的帽徽，联勤制发的军服并未更换帽徽，海军一向以国民党党旗为军旗，也始终一仍其旧。当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费人疑猜。
现在轮到我了，蜻蜓要在吃完自己的尾巴之前找到食物。我决意另找职业。我去见上校爷爷，他毫不惊讶，毫不推诿，“好，我来想办法。”他了解我家的困境，似乎正等我找他，他的态度使我非常感激。
同事说我运气好，改了名字没改姓氏。真王鹤霄虽然是个上尉，假王鹤霄却只能领少尉的薪饷，两者的差额由会计部门存进老板的账。我完全没有意见，我知道，我若不来乞食，这份上尉的薪饷全部归他所得，现在他分一大部分给我，并非我分一小部分给他。我还记得我是月半到差，第一次领到饷袋时，里面装着法币一千多元，据此推算，全月饷金约两千多元，折合东北流通券，收入增加了五倍多，尽管通货膨胀厉害，数字本身给我很大的满足。我应该感激他，山重水复，好歹找到一条路，总得纪念修路的人。
联勤运补用火车，后来火车不通，改用汽车。共军的确是打游击的天才，他们征集农家耕种用的“耙”摆在公路上，“耙”的形状像梯子，钉满了钢打的长钉，它本来的功用是划破土块以便播种，几百个“耙”翻过来，钉尖向上，公路就变成刀山，军用卡车不能前进，几十辆卡车编成的车队，一时又怎么后退？只有任凭他们把粮弹搬运一空。这个“钉板阵”，小说家莫言有生动的描写，他把背景放在山东对日抗战的时候，据我所知，抗战时期，至少在山东，共军从未使用这个奇特的战术。
一夕之间，我由宠儿变成弃婴，老板不再理我，宦海多风涛，几个月后，他也翻了船。他是读书人，走得很潇洒。新老板来自上海，侩气僚气流气都有几分，都不十足，他带来几个人，当天更换粮仓的管理员，显示他是一个内行，不问江山问钱包。到了这个时候，一切都无所谓，一转眼国军丧失了全部东北，放弃了秦葫两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