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路渐渐变得窄小起来，就像他记忆之中的那条车道。那儿有一所驾驶训练学校，昂贵的郊外的房子，接着他就朝着一扇高大的绿色大门走去。门的后面是一百英尺宽的粗糙不平的地面。再过去，就是以前的那座仓库所留下来的废墟。它依然被双重栏栅围着。他寂然不动地站了一会。他发现，所有的建筑全都夷为平地了，那个白色的岗亭在里面的那扇门里倾侧着，那扇门大敞着。他面前的那扇绿色的门上有块牌子，上面的文字指出，这块地皮属于一家农业公司所有，并且警告做父母的别让他们的小孩进来。在它的一侧是一个很厚的木制的十字架，为的是纪念分别于一九六二年和一九六三年想要爬过柏林墙的两个青年（被边界的士兵所枪杀）。在离仓库较远的那一侧，它的外层围栏的外面，是那堵苍白的水泥墙，挡住了舍讷费尔德大街那儿的景色。他觉得很奇怪，自己竟然会在这儿首次看见这座闻名遐迩的柏林墙。
一九八七年六月，伦纳德·马汉姆，一家专门供应助听器元件的小公司的老板，回到了柏林。他从特格尔机场乘坐出租车去到旅馆的路上，就使他对于当地毫无废墟的情景感到习以为常了。路上的人比较多。树木草坪也比别的城市多些。没有电车。接着这些不同之处逐渐淡化而消失，它就和一个生意人在任何地方见到的一个欧洲城市没有什么不同。它的主要的特征为交通繁忙。
鲍勃在一九五八年离职后，我们就在这儿定居。他做零售农业机械的买卖。他的事业很发达，足以让我们过得很舒适。我去教书，因为我以前一直干惯了活，不愿闲在家里。我写信给你，主要是想对你谈谈鲍勃——也许他是我想和你谈的话题之一。在这些岁月里，我知道你一直在责怪我们，而你该知道，你的责怪是毫无根据的。这是一件我非常想要澄清的事情。我希望有一天上帝会让这封信送到你的手里。
伦纳德刚想谢了他就穿过门厅出去，那年轻人却又对他说，“你得赶快去。”
爱荷华州，塞达拉皮兹
伦纳德刚才双手紧握着那个栏栅。现在他松开了手，沿着那条很宽的壕沟的边缘走回去。他出了边界栏栅的两扇门，穿过那片野草地，来到了那垛白色的矮墙边上。他翻过矮墙，就脱下上衣，把它折起来放在手臂上。他走得很快，以致他的脸上感觉到了一阵阵微风。他按照头脑里的思想的拍子迈着步子。如果他还年轻一些的话，也许他早就沿着勒特勃格街一路飞奔而去了。他认为他还记得他以前替他的公司出差到美国去的情景。也许他得搭乘飞机到芝加哥的奥黑尔机场，在那儿换乘当地交通。他不愿先行通知。他已经对失败有所准备。他会从信上提到的那些橡树林里悄然出现，他会走过那个矗立着的白色旗杆，穿过那阳光铺地的草坪，来到她家前门。以后他会把那个在电台上工作的人的名字告诉她，他还会提醒她，那天晚上鲍勃·葛拉斯确确实实发表了一篇演说，而且他所发表的还是一篇非常精彩的演说，说的是关于建设一个崭新的欧洲的事情。而且他还会回答她提出来的那个问题：俄国人之所以会在那一天突然冲进隧道里去，是因为布莱克先生向他的俄国上司汇报说，有个英国的技术人员会在那天把一台破译密码的机器放在隧道里——可是它将在隧道里面只放这一天。而她则会对他讲讲那次爵士乐曲跳舞比赛的事情，因为他已经一点都不记得了，而且他们俩要一起到阁楼上去把那台马车形的台钟拿下来，旋紧它的发条，让它继续走起来。
几个土耳其孩子——女孩带着她们的弟弟妹妹——在天井里玩耍。他们一看见他，就都不再奔跑，全都默默地望着他穿过天井，走到后面的那扇门里面去。他们对他的微笑毫无反应。这个脸色苍白，个子高大，年纪很大的男人，在这热天里穿着一套不合时宜的黑色西装，他不属于这里。一个女人从楼上往下喊了一声——听来像是一声严厉的命令——可是没有人动弹。也许他们以为他和政府有关吧。他原来打算一直朝上面走去，直到顶层，而且，如果他觉得合适的话，就走上前去敲门。可是这座楼梯比他记忆中的那一座更加黑暗，也更狭窄。这里的气味也不对——充满了他并不熟悉的煮菜的味道。他后退一步，又掉头朝后一看。孩子们仍还瞪大了眼睛望着他。一个大一点的女孩抱起了她的妹妹。他看看这一对褐色的眼睛，又看看那一对，从她们身边走过，回到街上。他虽来到此地，可是这并没有使他和过去的那些日日夜夜更为接近。所有这一切明显的现象，似乎都表现出往事多么遥远。
他面前是个巨大的窟窿，一条围着墙的壕沟，一百英尺长，三十英尺宽，也许七英尺深。他现在正在注视着以前的那个地下室——它现在已经见到天日了。成堆的隧道工程的遗留物全都还在，只是盖满了野草。地下室的地板一定还在地底下的五英尺处，可是在那一堆堆剩余物之间的通道还是十分明显的。在东头的那个主要的竖井已经被瓦砾掩埋得看不见了。它比他记忆中的那个地下室小多了。他爬下去的时候，他发现边界那一边瞭望塔上的两个士兵正在用双眼望远镜对他进行观察。他在那一堆堆东西之间的通道里行走。有只云雀在他头顶上高高的天空中啁啾。炎热难耐之中，它使他感到恼火起来。供那辆叉车行驶的那个斜坡还在，那竖井就是从这儿开始的。他捡起了一段电缆，它是老式的那种三芯电缆——裹着的是很粗的、不易弯曲的黄铜电线。他用鞋尖拨弄着地上的泥块和石子。他想要寻找的是什么呢？他自己在这儿生活过的证据？
当你在一九五六年五月十五日在滕珀尔霍夫机场最后一次见到我的时候，我是个英语说得很好的年轻的德国女人。而现在，你会认为我是个住在郊外的美国妇女，即将退休的中学教师，而且我的塞达拉皮兹的那些好邻居们都说我在说话的时候一点听不出德国口音。不过，我想他们这么说，无非想让我听了高兴罢了。这么些年里发生了一些什么事了？我知道，大家都在问这个问题。我们都得为过去作出自己的安排。我有三个女儿，最小的那个去年大学毕业了。她们都是在这幢屋子里长大的。我们在这儿住了二十四年。过去十六年里，我在本地的一所中学里教德语和法语。过去的五年以来，我是我们的“教堂里的女性”这个社团的主席。我的那些岁月就是这么过去的。
这就是他在那天早晨对我说的话。而且他还叫我赌咒要保守秘密。我不能把他对我说的话告诉任何人，甚至也不能告诉你。他不愿让人知道，由于他的干预，使正义的伸张受到了人为的影响和阻挡。他也不愿你知道他已经把你和隧道工程有关的事情告诉了我。你应该还能记得，他对他的工作多么谨慎小心，毫不马虎。所以那天早晨发生了那么些事情，而你又偏偏在这时候来到了那儿，一副疑神疑鬼的样子，看上去又那么可怕。我想要对你说，我们两个没事了。可是，不知道什么缘故，我又不愿意违背我对鲍勃所作的誓言。如果我当时说了出来的话，就不会发生这么许多让人伤心的事情了。
这封信能够送到你手里的机会很小很小。我甚至不知道你是否还活着——可我的感觉告诉我，你仍还活着。我把它寄到你的父母的老地址那里去，可是谁知道它以后会遇到什么样的命运。我在我的心里把它写了一遍又一遍，所以我还不如动手把它真的写出来吧。如果它不能让人送到你的手里，那么把它写了出来，至少也会使我感到好受一些。
他把信拆开，重新又把它读了一遍。
从接待处里面的那间办公室里传来了一声意在向他警告的嘀咕。年轻人微微一笑，耸了耸肩膀。伦纳德谢过了他，走出门去上了街。
他回到戈特布斯门。他经过那儿时，给了那女子一张十马克的钞票。他乘坐地铁到了赫尔曼广场，在那儿换车到了鲁道。现在坐地铁可以直接到达格伦大道了。当他到了那儿，发现一条六车道的马路穿过他印象中要去的那个方向。他回过头去张望这座城市的中心，他看见一簇簇的高楼拔地而起。他在行人交通灯前面等了一会，然后穿过马路。他前面出现了一些低矮的公寓房子，一条粉红色的环形车道，整齐的一排排街灯，人行道旁停着一排汽车。除此以外，这儿又能变得怎么样呢？他所期待的，他所希望看到的，究竟又是什么？和以前一模一样的平整的农田？他走过了那个小湖。那些铁丝网围栏唤醒了他记忆中的一个关于农村的印象。
他得看了地图才能找到那个拐弯。到处都是那么整齐，那么拥挤。他想找的那条路叫做勒特勃格街。它的边缘都新栽了许多美国梧桐树。他的左边是一排新的公寓——从外边看来，建造仅两三年。在他右面，以前难民住的那些棚屋都不见了。原来的地方建起了许多式样古怪的单层度假别墅，外面的花园种植了许多植物。只见一户户人家都在户外那些观赏木的浓密的树荫下用餐。一块点尘不染的草坪上摆着一张绿色的乒乓桌。他走过悬挂在两棵苹果树之间的一张吊床。灌木丛里袅袅升起了由于野外聚餐烤肉引起的炊烟。喷水的龙头开着，淋透了一片片人行道。每一块小小的土地都收拾得井井有条，成了个人实现自己的幻想而耕耘出来的骄傲，也是一家人在家庭生活上取得成功的具体表现。尽管数十户人家挤在一块，可是你能感觉得到，这里有着一种踌躇满志、发自内心的闲静。它正在和下午的那股热气，一起冉冉地蒸腾而上。
这扇门太高，像他这个年龄的人爬不过去。他就擅自闯进别人的一条车道，翻过了一垛矮墙。他穿过外栏，停在第二道栏栅那儿。岗哨的栏杆当然已经不见，可是它的那根柱子却依然竖立在原地，没有给野草遮没。他向倾侧着的那个岗亭里窥探，只见里面到处是木板。旧的电器装置依然完好如初，牢牢地附着在它的内壁。还有一根电话线的毛绒绒的末端也安然无事。他继续向前走去，来到仓库边上。原来的房子如今只剩一些零零落落、野草丛生的水泥地板。瓦砾成堆，被推土机推送到一边去构成了一个面对着那堵柏林墙的屏障——它成为最后一个逗弄东德民警、吊他们胃口的景象。
这接待员在滔滔不绝地说下去。这似乎是他最爱讲的话题。伦纳德认为他大概二十五岁左右。
他知道自己打算做些什么。他解开了领带，用一块手帕按了按额头。他朝后面望了望。在那个倾侧了的岗亭旁边有一个消防龙头。他也多么想念葛拉斯，想念搁在他的胳膊肘上的那只手，想念犹在他耳畔回响的那一声“你听我说，伦纳德！”葛拉斯做了父亲而变得温柔可亲了——他但愿他能亲自看看葛拉斯这位慈父宠爱他的女儿的模样。伦纳德知道自己会做些什么。他知道他即将离开，可是还不至于如此紧迫。热气在往下压过来。收音机里又在播放着德国的流行音乐——曲子里用的全是四二拍子的进行曲的节奏。音量似乎在渐渐变大。瞭望塔里的一个守卫用双眼望远镜，没精打采地朝着这位身穿黑色西服在栏栅边上荡来荡去的绅士瞟了一眼，然后就转过头去，和他的一个同伴说起话来。
“不久前学生在东柏林示威。你知道他们喊的是什么？苏联领导人的名字。可警察却在揍他们，用高压水枪驱赶他们。”
他幸亏碰巧找到了他的旅馆。他在房间里坐了半个小时，啜着从小酒吧里买来的橙子汁。他竭力不去回想那些令人恼恨的往事。在我年轻的时候。如果他要沿着阿达尔勃特街去走走的话，他也得保持平静的心境。他从公文包里取出了一封航空信。他把它放进口袋。他还不知道，他想从这里面得到些什么。他瞥视着那张床。他在选帝侯堤道的经历耗尽了他的精力。他很想躺在床上把整个下午都睡过去。可是他强自振奋精神，又走出了旅馆。
他已经来到了栏栅边上，穿过它望着圆丘累累的那块荒地尽头的那堵柏林墙。远处的坟地上长着一些枝叶婆娑的树木。他和她的时间，就像这片荒地，未经开发利用，以致白白虚度而毫无建树。沿着柏林墙的这一侧，紧靠在墙脚的边缘，有一条自行车道。一群孩子边踩着自行车向前飞驶，边喊着彼此的名字相互招呼。天可真热。他已经把柏林的溽热给忘怀了。他的决心下得不错。他一定得亲自到这里来，才能够懂得她写在信里的那些话语。可不是到阿达尔勃特街去，而是到这里来，来到这些废墟之间。他在英国萨里郡家里的早餐桌上揣摩不到的事情，一到这儿就都变得豁然开朗了。
他一提到你，总是非常喜欢你。他以前常说，我们总有一天会到英国去找你。可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有这个勇气。鲍勃在前年出外去钓鱼旅行时，因心脏病猝发而去世。他的死使我们的女儿们非常悲伤，它使我们都很悲伤。它尤其使我们的最小的那个女儿露西很伤心。他是一个很好的父亲。他做了父亲，就变得温柔起来。做个父亲对他很合适。他一直保持着他那美妙的生气勃勃的精神。他一直喜欢和人逗趣戏耍。当那些姑娘还很小的时候，他的样子才叫人快活哩。他在这儿人缘很好。他的葬礼成了镇上的一件大事。我也为了他是我的丈夫而感到自豪。
可是那幢主要的建筑与此不同。他走过去，在它的废墟边上站立了很久。在它的三面，就在那片粗糙的地面和栏栅外面，度假别墅已在步步进逼，逐渐把它们的地盘扩展到这里来了。另外一面则是柏林墙。什么地方的花园里的一架收音机在播放音乐。德国人的通俗音乐里，你依然可以发现军乐节奏的韵味。周围弥漫着一片周末所特有的慵倦与懒散。
他从地下室里爬出来。塔上还有人在观察他。他把砖头上的泥土抹掉一些，坐了下来，就让双腿垂落到地下室里。对他来说，这块地方要比阿达尔勃特街更有意义得多了。他早已决定不到梧桐林荫道那里去重访他以前的寓所。使他充分意识到时间的重负的，就是这里的这些废墟。他也就是在这儿，才能够把往事一一重新挖掘出来。他从他的衣袋里取出了那封航空信。有着那个被人划掉了的地址的这个信封本身，就足以令他为之低回良久的了。它是一本传记，里面的每一章都是一个结束。它是从美国爱荷华州的塞达拉皮兹寄出的，而且它是在七个星期以前离开美国的。寄信的人把它寄迟了三十年。它是让他的父母转交的——寄往他那位于托特纳姆的那幢有着平台的家。他们在那儿一直住到他的父亲于一九五七年的圣诞节去世。它又从那儿被转到了一所养老院，他的母亲在那儿度过了她的晚年。它又从那所养老院被转到位于七棵橡树园的那幢大房子里。他的子女在那儿长大成人，他和他的妻子一直一起住在那儿，直到他的妻子在五年前离世。那幢房子的现在的主人把这封信保存了好几个星期。最后他才把它和一批广告和许多无聊的邮件一起收到。
他站起身来，在他的西服上面从上到下地拍着灰尘。他折好了信，在废墟的周围慢慢地踱了起来。他踩着野草，来到一度曾是他的房间的那个地方。现在它成了一块油腻腻的沙地。他继续走过去，去看那地下室里的锅炉房里的那些扭曲的管道和碎裂了的仪表。他的脚下面是粉红和白色的瓷砖的碎片——他记得那些瓷砖原来是铺设在淋浴室里的。他回头望去，在那座塔里守卫边界的卫兵已经对他失去兴趣。从周末度假别墅的收音机里播放的音乐已经改为老式的摇滚舞曲。他对它还很喜欢，而且他还记得这一首《大伙摇个不停》。它不是他所最喜欢的一首，可是她却喜欢它。他漫步走回去，经过那个张开着的壕沟，朝着里面的那座边界栏栅走去。两根钢梁被矗立了起来，警告闯入者说，这儿有一个水泥围栏的洞里装满了黑色的水。这就是那座老粪坑。当初那些挖隧道的中士们把隧道挖过了它的下水道。花费了这么些毫无成效的劳动。
他在付车费给司机的时候他就知道，他选择选帝侯堤道作为他下榻之处，实为不智之举。他在秘书面前曾经夸下海口，说他对柏林了如指掌。其实他叫得出名字来的地方，也只有动物园大旅馆而已。现在这旅馆里有一个透明的建筑物倾斜着延伸到它那面街的门面那儿。里面则有一座玻璃电梯在一幅壁画前面升降。他打开了行李，用一杯水吞下了治心脏病的药，就踱到外面去散散步。
他拐进一条小路。想要绕过动物园车站外面和入口，去到公园里，可是他很快就迷路了。有些主要街道的汇合中心他不记得了。他决心要在一家大一点的咖啡馆外面坐下来。他走过了三家咖啡馆，可是每个光亮耀眼的塑料椅子都有人坐着。人群毫无目的地来来往往。在人行道被咖啡桌占去过多的地方，他们就只好彼此紧挨着擦肩而过。有一群法国少年招摇过市，他们每个人都身穿一件粉红色的T恤衫，它的前胸和后背都印着三个大字：“滚你的！”他为自己迷了路而深感惊讶。当他朝着周围张望，想要找个人问问路，可是他看来看去，似乎他见到的每一个人都是外国人。最后他走近在街角买薄荷馅薄饼的一对年轻男女。他们是荷兰人，挺和善的，可是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动物园大旅馆。至于选帝侯堤道，他们也不很清楚。
“我在报上读到过这个，”伦纳德说道。
他有一次在公寓下面走过。这时的街道似乎使他觉得有点熟悉。被炸毁了的房子留下的塌陷了的地方，都已经被新建的屋宇填补了起来。那些店铺——一家杂货店，一家咖啡馆，一家旅行社——现在都起了个土耳其的名字。站在奥拉宁街的街角的是一些土耳其人。南欧的那种温文尔雅的空白感在这儿看上去令人难以信服。没有被炸毁的房子上还留着弹痕。八十四号底楼以上的屋子被机枪扫射过的弹痕仍然历历在目。那扇巨大的大门在许多年前被人重新漆成蓝色。在天井里，他看到的第一件东西就是那些垃圾筒。它们的体积庞大，下面装有橡皮轮子。
他在门厅里把他的房门钥匙交出去时，不禁有点犹豫。那个接待员是个身穿一身黑色西服的年轻人，他看上去倒像个学生似的。他想在这个年轻人身上试试他的德语。自从伦纳德离开这里以后，柏林的那堵墙已经矗立了五年了。他既然来到了这儿，他很想趁机看看。他该到哪儿去呢？最好到哪里去看呢？他意识到，他说的德语不免有些严重的错误。可是他听德语的能力还是相当好的。那年轻人在一张地图上标明给他看。波茨坦广场最好，那儿有一个很好的观察台，还有一些出售明信片和纪念品的商店。
可是在过去的这些岁月里，我一直在想念你。没有一个星期我不会重新回顾往事，想想我们可以做的或者应该做的事情。还想想本来可以让我们的事情变得不是这个样子的方法。我从没能对别人提起这些事情。我担心鲍勃会猜到我的感情究竟多么强烈，也许他毕竟还是知道的。我不能和这里的我的任何一个朋友说说这些事情。尽管这儿是个很闭塞的地方，而且这儿也有几个我所信任的好人。要说的话，就得费我不少唇舌去对他们解释。这件事情太古怪、太可怕了，要任何人理解实在太难太难。我以前一直在想，等我的大女儿长大了，我可以告诉她。可是那段岁月，我们在一起的那些时光，离开现在太远了。我想我无法让萝拉真正懂得的。所以我就独自思念着我们的这段岁月。我不知道你是否也是如此。
“谁想得到，叫喊苏联的总书记的姓名，竟然在东柏林会被看做一种挑衅行为。真是件怪事！”
“在一两个星期以前，他来到柏林这儿。你大概也在报上看到过这则新闻了。在他到这儿以前，大家都在说，他会叫他们把那堵墙拆掉的。可我知道他不会。他事实上也没有让他们这么干。可是下一次，或者在——五年，十年以后。什么都会发生变化。”
其实要散步可不太容易——行人太拥挤了。他把纪念教堂和它旁边的那幢难看无比的建筑物当作辨别方位的标志。他走过了一些闻名的娱乐餐饮场所，比如，汉堡王、游艺中心、录像厅、牛排餐厅，还有销售中性牛仔裤的商店。商店的橱窗里摆满了婴儿似的粉红和蓝、黄色的衣服。他走进了一群戴着硬纸板的麦当劳叔叔面具的斯堪的纳维亚孩子们当中。他们正在往前面挤着想要到街上的一个小贩那儿去买巨大的银色气球。天气很热，路上车来车往，喧声不断。到处都是迪斯科音乐和烧肥肉的气味。
我对你说这些，是因为我想让你知道，我并不为了我和鲍勃·葛拉斯结了婚而感到后悔。不，我并不后悔。我也并不假装我们之间从未有过一些很不愉快的时候。十年前，我们两个都喝酒喝得很多。还有一些别的事情。可是我们的这些困难都已过去了。我怕我的这封信写得太乱了。我要对你讲的事情实在太多。有时候我想到了住在我们楼下、来参加我们订婚晚会的那个布莱克先生。当乔治·布莱克在好些年前——在一九六〇年或者一九六一年——被提起公诉的时候，我大吃一惊。后来他又从监狱里逃跑了。于是鲍勃又发现，他所出卖的秘密之一就是你们的那条隧道。从这个工程一开始，他就参与其事——他事实上是这项工程的设计者之一。因此，俄国人没等你们为了进行这个工程而挖掘出第一锹土来以前，他们就早已经知道了它的详情。白费了多少力气！鲍勃常说，他知道这件事以后，常感到自己幸亏已经不再继续干他的老本行了。他说俄国人一定早有防备，把他们的那些重要的电讯都用别的方法传送出去了。他们故意让那条隧道维持下去，以便保护布莱克，使他不至于过早地暴露，同时借此机会让美国的中央情报局浪费时间和人力。可是，正当我们遇到了麻烦，为什么他们偏偏就选择这个关键时刻动起手来了呢？
我又岔开去了。时间也不早了。我的意思是说，这些日子里，我在傍晚时分就觉得累了。而且我也并不觉得我应该为了这个而感到抱歉。可是我实在不愿结束我和你的这场单方面的谈话——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也不管你成了个什么样的人。我不想把这封信付诸东流。在我写给你的信里面，它不会是第一封没有收到你的回信的信。我知道我得碰碰运气。如果你觉得我在这里说的一切现在对你没有什么意思，而且你也不想给我写回信的话，或者，如果这些回忆对你不甚方便的话，至少请那个二十五岁时的你接受一个老朋友的问候。而且，如果这封信没有让你收到，没有让你把它拆开，没有让你读到它的话，那么，我在此请求上帝，请他饶恕我们两个所做的那件可怕的事情，而且，我也请他作我们的往日爱情的见证，并且为我们的往日爱情祝福吧。
有时候我生你的气，你真不该心怀气愤而默默地退出。你真是英国人的派头！真是个大男人的派头。如果你认为有人背叛了你，你就应该坚守阵地，为了属于你的东西而战斗。你应该责备我，你应该责备鲍勃。应该打上一架，我们就会把事情弄弄清楚。可是我知道，使你不战而退的是你的骄傲。使我没有到伦敦去找你结婚的，也正是同样的骄傲。我没法面对我那可能会遇到的失败。
“这是为什么？”
亲爱的伦纳德：
夏天车道一七〇六号
他在第二天早晨带着一张报纸又来了。报上登载的都是关于你们的那条隧道的消息。我从来没有听人说起过这件事情。这时鲍勃告诉我，你也是从事这个隧道工程的人员之一。他还说，事实上，就在东德民警冲到隧道里去以前几个小时，你把那两个盒子放在隧道里面去了。我不知道你怎么会干出这种事来。也许你在那一两天里面变得精神有点失常了。遇到了这种事情，谁还能不失常呢？东柏林的人把这两个盒子交给了西柏林的警方。显然当时已经开始进行调查了。再过几个小时，他们就会知道你的姓名了。据鲍勃说，他和别的几个人曾经亲眼看见你把那两个盒子拿进去的。如果鲍勃没有说服他的上司，让他相信，对这件案子进行侦察的话，就会有损于西方情报部门的形象，我们就会遇到很大很大的麻烦了。鲍勃的人让警方不予追究这件案子。我猜想，当时的柏林是个被人占领了的城市，而德国人只好听命于美国人。他就这样把这件事情掩盖了起来，调查也就中止了。
“我想是的，”伦纳德说道。
一九八七年三月三十日
很奇怪，这幢熟悉的吱吱嘎嘎的屋子竟然并不为你所知道。它那白色的护墙板，在它周围的那些橡树，院子里有一根为鲍勃亲手竖起来的旗杆。我永远不会再离开这儿了，尽管它实在太大了。我的女儿们把她们小时候的东西全都留在这儿了。明天狄安妮，我们的第二个女儿，会带了她的婴儿到这儿来看我。她是我的女儿里面第一个生育的孩子。萝拉去年流产了。狄安妮的丈夫是个数学家。他长得很高，有时候他用手指把眼镜推到鼻子上面去的样子使我想起了你。你还记得那次我为了想让你留下来，所以把你的眼镜藏了起来？他还是一个出色的网球运动员——可是这个却完全没能让我想起你来。
现在我当然知道，你和鲍勃一起为柏林的那条隧道工作。俄国人发现了它以后的第二天，鲍勃来到了阿达尔勃特街。他说他要问我一些问题。这些都是和安全措施有关的例行公事。你一定得一点不差地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当时，你在两天前提着那两个盒子走了以后，我丝毫得不到关于你的消息。我也没有睡觉，我花了好几个钟头擦洗那套房间，我把我们的衣服拿到公众丢弃垃圾的地方去丢掉。我直接到我爹妈住的那个位于潘考夫区的地方去卖掉了那些工具。我把那条地毯拖过三个街区，拖到一个建筑工地上，那儿有人生了一大堆火在烧毁东西。我让一个人帮我一起把它扔进了那堆火里。我刚把浴室清扫干净，鲍勃就正好来到了门口，说要进来问我几个问题。他看得出来，那儿一定出过什么事。我假装身体不适，他说他不会待很久。就因为他那么客气，那么关心，我终于忍不住了，哭了起来。没等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就已经把这件事情全都告诉他了。我一定得把这件事情对什么人说说，这个愿望太强烈了，我要让人相信我们不是罪犯。我把什么都说了，他就一直静静地坐在那儿听着。我对他说，你在两天前提着那两个盒子离开这儿以后，我一直没有得到你的任何消息，他听了就坐在那儿一味摇着头，一遍又一遍说道，“上帝，啊，我的上帝！”然后他说，他去想想法子，就走了。
他乘坐地铁，到了戈特布斯门。当他从地下来到人行道上，却迎面吹来了一股挟着垃圾、裹着沙砾的热风。等待着他的是一个瘦骨嶙峋的女子。她穿着一件皮夹克和印有月亮和星星的紧身短裤。当他走过她身边时，她喃喃地说了声，“你有马克吗？”她的脸美丽而憔悴。他在她身边走过了十码远，不得不停了下来。难道他下车得太快了？或者太晚了。可是，有街道的名牌为证。他前面是一个大得惊人的公寓区，杂乱无章地一直延伸到阿达尔勃特街。在它的底座的水泥柱子上，到处是用喷漆喷出来的涂鸦。他的脚边有许多空啤酒罐、快餐盒子，和一张张报纸。一群少年——他想他们是一伙小阿飞——用胳膊肘撑着头，躺在人行道边上。他们的头发都梳理成莫希干人的橘黄发式。头皮上许多地方被剃得光光的，只留下中央的一条，以致他们耳朵和喉结就显得格外突出，叫人看了觉得难受。他们的头颅呈蓝白色。有一个男孩从一个塑料袋里吸着什么，伦纳德从他们旁边绕过去的时候，他们一个个都对他龇牙咧嘴地狞笑起来。
过了不多几天，我就去滕珀尔霍夫机场送你回英国。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些什么。可你当时完全想错了。现在，当我把这一切都写下来，我知道我多么希望你听到我这么说，相信我说的话。我要你收到这封信。事实的真相是：那天鲍勃为了执行他的安全侦察方面的任务，在全市到处跑了一天。他要和你说声再见，可是他没能及时赶到机场上来。当我在跑到屋顶上去对你挥手道别的时候，我正好碰到了他。就是这么回事。我给你写信，想把真相告诉你，同时又不至于违背我对鲍勃所作的诺言。可是你从来就不肯好好地写一封回信给我。我想到伦敦去找你，可是我又知道，如果你把我赶走的话，我会难过得受不了的。几个月以后，你就不给我写回信了。我就对自己说，我们两个共同经历的那件事情使我们不能结合为夫妇了。我于是就和鲍勃成了朋友——就我来说，我是出于对他的感激。慢慢地，我们的友谊发展成为爱情。时间也起了作用，而且我很寂寞。在你离开了柏林九个月以后，我和鲍勃发生了关系。我把我对你的感情尽量深深地埋在我的心底里。第二年，在一九五七年七月里，我们在纽约结了婚。
你的，玛丽亚·葛拉斯
他在新层街的街角上不得不稍事停留，在一棵美国梧桐的阴荫里伫立片刻。他们俩会一起回到柏林来——唯有这样，他们才能了却前缘。热气逼人。去到鲁道的地铁站还有半英里的路程。他闭上眼睛，背靠那株年幼的树干，它能够支持得住他的重量。他们将会一起去旧地重游，将会目睹沧桑之变而为之感慨，而为之惊叹。不错，他们有一天还会到波茨坦广场去，去爬上那个木头的高台，一起去朝着那堵柏林墙久久地、好好地看上一眼——在它终于被人拆毁以前。
我在傍晚开始写这封信，现在窗外天已经黑了。我在写的时候曾停过几次，为了想念鲍勃，也为了想我的小女儿露西，她现在还舍不得让他走，也为了想你和我，想那些已经失去了的时光，想那些误会。把这些都写出来给几千英里以外的一个陌生人看，真是一件古怪可笑的事情。我不知道你遇到了些什么事情。当我想念你的时候，我不但想到了关于奥托的那件可怕的事情，我还想到了我的那个心地善良、待人宽厚的英国人。他对女人知道得这么少，可是他学得那么快！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相处得那么和谐而甜蜜。有时候，我觉得我在回忆的好像是我的童年。我要问问你，你记得这个吗？你记得那个吗？当我们在周末骑着自行车到湖边去游泳，当我们从那个大个子阿拉伯人那儿买到了我的那只订婚戒指（我至今还保存着它），还有当我们到蕾西去跳舞的那些时候？我们又如何赢得了爵士乐曲舞蹈赛的冠军，得到了一个奖品：那个马车形的台钟——它现在还放在我们家的那个阁楼里。当我第一次看见你在耳朵后面插着一朵玫瑰花，我从气压管道里送了一封短信给你。当你在我们举行的那次酒会上发表了那个精彩的演说，还有简妮——你还记得简妮吗？——她和那个在电台上工作的人（我记不起他的名字了）跑掉了。那天晚上鲍勃是不是也要发表演说？我很爱你，我从来没有和别人像和你那么亲热过。我说这话并不意味着我对鲍勃有何不忠。在我的亲身经验里，男人和女人从来不会真正地彼此了解。我们的那段生活真是非常特殊的经历。这是真的，在我的一生结束以前，我一定得把这句话说出来，一定得把它写出来。如果你真是我记忆中那样的话，你看到这儿一定会皱眉，说，她太感情用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