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纳德朝周围看看。他在暗淡的灯光里看见人们在他们的酒杯面前低着头。酒吧的服务员和那个侍者都站在卖酒的柜台那儿，掉转了头望着别处。两个乐师正在演奏一支节奏轻快的进行曲。这是他在那天晚上得到的最后一个清晰的印象。到了第二天，他就忘了他究竟怎样离开涅瓦旅馆的。
罗瑟尔回到他们的桌边来的时候，耸了耸肩。“她是这儿的常规菜肴。”接着他又用他那广播宣传员的声音说开了。他对他们讲了东柏林和西柏林居民的热量平均消耗量的对比。然后他突然停了下来，说了声“见他的鬼”，又叫了一瓶酒。
接着葛拉斯把它捡了起来，旋开了顶上的盖子。他从里面取出一张折叠了的纸，把它摊开了放在桌子上。“哦，上帝，”他喊道。“伦纳德，这是给你的一封信。”
“现在我们是在维滕堡广场，”罗瑟尔在前排的座位上说道。
罗瑟尔报得出具体的数字，每年逃出来的难民以数十万计。“而且这些人都是他们人才中的精英，其中有四分之三的人都在四十五岁以下。我认为三年就够了。到了那时东德就运转不动啦。”
“这情况就一直继续下去。他们从来不笑。他们从来不想让我们把事情办成。他们骗人，他们设置障碍，他们的心肠很狠。他们的措辞总是那么强烈，即使在一个协议书里的某项技术性的问题上，他们说起话来也是如此。我们为了这个一直在说，见鬼！他们打了一场糟糕的战争，所以他们办起事情来就和别人不一样了。我们让步了，我们成了头脑简单的笨蛋。我们在谈论联合国，在谈论一个崭新的世界秩序，而他们却在全柏林绑架并且殴打非共产党员的政治家。我们几乎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才了解他们。你猜怎么样？我们每次见到他们的时候，那些俄国军官都显得闷闷不乐。看上去他们好像知道，他们随时都会在背后挨到枪子儿似的。他们甚至不爱干那些混蛋干的勾当。这就是我之所以对他们恨不起来的原因。这都得怪上面的政策。毛病出在最高层。”
四周很黑，他们看见涅瓦旅馆门厅里的灯光从街道的尽头处斜照到人行道上。他们从车子里出来，这才发现另外还有一道光线——那就是旅馆对面的一间合作饭店“美食家总汇”的蓝色霓虹灯。窗户上凝结着的水珠是唯一能够表明里面还有生命迹象的证据。在涅瓦旅馆的旅客接待处，一个穿着褐色制服的男人静静地引导他们朝着一个刚好供三个人乘坐的电梯走去。电梯下降得很慢，而他们的脸孔则在一盏光线暗淡的灯下面挨得太近，以致无法交谈。
那两个美国人站起身来朝四周望着，寻找那张桌子。伦纳德一个人拿着那张纸片依然坐着。他把那些德国字重新读了一遍。这封信几乎并不使他感到惊奇。现在它就在他的面前，它更加意味着这是一件他应该认得出什么来的事情，意味着他应该接受一件无法避免的事情。事情总是这样开始的。如果他对自己诚实的话，他一定得承认，在某些方面来说，他其实一直都已经知道它会发生了。
这时乐队开始演奏一首又快又响的曲子。葛拉斯无奈，只好大声喊叫着把他的结论说出口来。“我们人类之所以能够有今天，全靠了我们懂得保持秘密。”罗瑟尔听了就举起酒杯来，向他的这个理论致敬。
罗瑟尔伸出手去安慰他。“鲍勃，你别激动。”
“我们觉得那些俄国人都是一些很规矩的家伙。他们死了好几百万人，他们都是一些英勇善战，高大魁梧，办起事来兴致勃勃，喝伏特加像喝水似的家伙。我们在那场战争里面一直送给他们许许多多装备，所以他们当然是我们的盟友。这些都是我们在和他们见面以前的感觉。后来他们打了过来，在柏林西面六十英里的地方拦住了我们的去路。我们从卡车里下来，张开了双臂迎接他们。我们准备好了礼物，对彼此间的相会怀着无比美好的遐想。”罗瑟尔抓紧了伦纳德的手臂。“可是他们却对我们非常冷淡！冷淡，伦纳德！我们准备了香槟——来自法国的香槟——可是他们连碰都不碰。我们能够做到的，只是使他们和我们握了握手。他们不让我们从那里过去，除非我们把队伍减少到五十辆军车的规模。他们逼得我们只好在离柏林十英里的地方扎营。第二天早晨，他们让我们在他们严密的护送下进城。他们不信任我们，不喜欢我们。从第一天起，他们就把我们当作敌人来对待。他们想要阻止我们把占领区建立起来。”
罗瑟尔想要恢复他的导游介绍。“她是在为尚未回国的人募捐，为成千上万仍被俄国人扣留着的德国军人。……”
罗瑟尔好像认为他自己有此责任，要尽量为伦纳德提供各种信息。他的声音由于职业上的习惯而听上去轻松随便。他说起话来口齿清晰，从不重复，也从不在句子和句子的当中稍作停顿。他在卖力地执行任务：随时说出他们正在经过的街道的名字，指点炸弹造成的破坏的程度或者一幢正在拔地而起的新办公大楼。“我们现在正在驶过动物园。你得在白天经过这里来看看。简直连一棵树也没有。没有给炸弹炸掉的东西，都给柏林的市民在空运时期用来取暖了。希特勒以前常把这里叫做‘东—西轴心’。现在它被叫作‘六月十七日街’，为的是纪念前年爆发的那次起义。前面是俄军攻占这个城市的阵亡将士纪念碑。我相信你一定知道这座有名的建筑的名字……”
他们三个都在这封信的上方倾侧着身子，他们的脑袋却把光线挡住了。罗瑟尔大声读起来，“给头发里插着花的那个年轻人。我那漂亮的小伙，我一直从我的桌子这儿望着你。如果你能够过来邀请我跳舞，我会觉得很高兴的。可是，如果你不能这么做，如果你转过头来朝着我的方向微笑一下，我就会感到非常幸福。你的，第八十九桌。”
可是这儿太喧闹，没法让人展开一场关于西区的优越性的讨论。彩色的水柱在乐队前面喷射出来，忽升忽降，忽左忽右，闪烁不定。伦纳德尽力不去看它。他们很谨慎，只喝啤酒。侍者刚走开，就出现了一个提着一篮花的女孩。罗瑟尔买了一朵玫瑰，把它献给了伦纳德，而伦纳德就扭断了花梗把它插在他的耳朵后面。在旁边的那个桌子上，气压管道里嘎嘎作响地落出了什么东西。两个穿着巴伐利亚式的夹克衫的德国人凑近去检查，管道里传过来的那只筒里装的是什么东西。一个穿着饰有圆形的小金属片拼缀而成的美人鱼衣装的女人在亲吻乐队的领班。四处传来了色鬼为了调情而发出来的口哨和喝彩。乐队演奏了起来，有人把一个话筒递给了那个女人。她摘下了眼镜，带着很重的外国口音开始唱起了《实在太热》。那些德国人看上去都很失望。他们朝着大约五十英尺以外的一张桌子望着，那儿有两个咯咯地笑个不停的姑娘瘫倒在彼此的怀里。她们两个后面就是那个挤满了人的舞池。那个女人又唱了《日日夜夜》、《什么都行》、《只是其中的一桩事儿》，最后她唱了《奥蒂斯小姐后悔了》。然后每个人都站起身来喝彩，跺着脚叫道，“再来一个！”
“法国人可不会答应的，”罗瑟尔说道。他转过身来向伦纳德寻求支持。这时香槟端了上来。
乐队在演奏《你将怎么让他们留在农场上？》。香槟甜得发腻，没法多喝。当侍者送来了三杯清水和一瓶放在冰箱里冰过的伏特加时，他们这才如释重负。
他们遇到的下一件事情发生在一个巨大而吵闹的场地上，和几十张别的桌子放在一起的一张桌子。还有舞台上的一个乐队正在演奏被改编得像爵士音乐的《在那边》这个曲子。演奏的声音响得几乎把那些喧闹的说话声都淹没了。菜单上附有一张印着德语和英语两种文字写就的通告——印得很差劲，字迹歪歪扭扭，跳上跳下的。“欢迎您到创造出技术上的奇迹的舞厅里来。这儿是娱乐场所中的娱乐之王。数以十万计的机遇可以向您保证……”伦纳德记不起来，他在什么地方见到过德语里的“保证”这个字眼。“可以保证你会享受到现代化的、由两百五十台桌面电话组成的桌子电话系统的功能。还有气动管道传送邮件的服务，每天晚上把成千上万封信件或者小礼物从一个顾客的桌子送到另外一个顾客的桌子上去——对每一个人都是一件独特而且有趣的事情。著名的蕾西舞厅的水珠表演美丽无比。一分钟里面会有八千升水从九千个水柱喷嘴里喷射出来。为了表演这些正在不断变化之中的灯光效果，就须使用彩灯十万之多。”
酒吧间里有三四十个人，默默地喝着酒。在酒吧一角的一张台上，有个乐手在吹奏单簧管，还有一位拉手风琴的乐师正在翻阅几张乐谱。酒吧间里到处张挂着饰有金属扣子和流苏的、已经让人触摸过多而变色的粉红色的被褥，一直延伸到柜台。屋里有几盏颇有气派的枝形大吊灯，可是都没有点亮。还有一些裂缝斑斑、配着镀金架子的镜子。伦纳德正在朝柜台走去，打算作个东，去给大伙买第一杯酒，可是葛拉斯却把他拦住，领他到那个镶嵌木地板的小小的舞池边上的一张桌旁坐了下来。
罗瑟尔耸了耸肩。“是上帝的那只神奇的手起了作用？”
他们驶过坐在一支巨大的蜡烛下面的一个红十字会的护士，那支蜡烛的顶端真的点燃了火。
罗瑟尔认为这是一个错误。“这就好像从火焰里钻出了一头混蛋的凤凰。”
葛拉斯表示同意。“总有个把傻丫头想和俄国人睡觉。”
伦纳德把酒杯斟满。这时那个身材瘦削的女人和她的一个女朋友从他们身边走过，于是他们就换了个话题。罗瑟尔说柏林的女人是世界上最富于朝气、性格最为坚强的女人。
他正朝着她晃晃悠悠地移动，而她也在望着他逐渐过来。她把她的胳臂肘搁在桌上，一只手掌托住了下巴。那美人鱼在唱歌，“除了你和我，不要和任何人坐在苹果树下。”他想他的生活从此将会发生变化——事实证明，他猜得很对。当他还离开她十英尺的时候，她微笑了。他到了那里的时候，那首歌刚唱完。他站在那儿，微微摇晃。他的手按在一张椅子背上，等待喝彩的声音静止。当它终于静了下来，玛丽亚·艾克道夫以美妙而甜蜜的外国口音说道，“我们要去跳舞吗？”伦纳德用他的手指轻轻地按了按他的胃部，表示了他的歉意。那里面有三种完全不同的饮料正在作怪。
罗瑟尔一听到这个就又来了劲。“它以前叫‘诺兰旅馆’。它只是一个二级旅馆。现在它的境况更加不如以前了。尽管如此，它在东柏林算是最好的一家了。”
当他们的汽车驶过西柏林的警局和海关时就慢了下来。在这些机构的另一侧有五六个东德民警，其中有一个用手电筒对车上的车牌照了照，就挥了挥手把它赶进俄国占领区里。葛拉斯让汽车在勃兰登堡纪念门过去。现在光线更暗了。没有别的汽车在这里行驶。可是这并没有使伦纳德感到高兴，因为罗瑟尔的口头旅途指南还在不快不慢地继续进行。即使当这辆甲壳虫在地面的一个凹窝里哗哗地响着冲过去的时候，这位义务讲解员依然毫不动摇地在为伦纳德效劳。
葛拉斯在微笑。“不要紧，我还不至于不知检点。”
“去你的‘上帝的手’。我来对你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在那个时候，我们都整天在外面干着同样的事情。我们一伙一伙地在一起生活。所以没有必要使用语言。如果有一头豹子来了，没有必要说什么‘喂，老兄，从那儿跑下来的是个什么玩意？一头豹子！’因为这伙人里面的每一个人都能够看得见它是个什么东西——大家都在跳上跳下，大声尖叫，想要把它吓跑。可是，当有个人独自为了什么事走开一会，那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他在这时看见了一头豹子的话，他这就发现了一件别人都不知道的事情。而且他知道，他们都不知道这件事情。他就具备了一件他们所没有的东西——他有了一个秘密。这也就是他的个人素质的开端，他的个人意识的开端。如果他想要让别人知道这个秘密，并且跑到他的伙伴那儿去警告他们，这时他就需要创造一种语言。这就是文化的开始。或者，他也许保持着自己的秘密，不让别人知道，因为他希望那头豹子会把一直使他的日子很不好过的那个头儿干掉。这样的话，他的这种自私的想法就成了一个秘密的计划，也就成了更加明显的个性化，和更加明显的自我意识。”
然后他们来到了占领区交界的界线旁边，葛拉斯让引擎熄了火。在他们的证件让人检查的时候，有人把手电筒的光束照到车厢里来。黑暗深处，不时传来装有铁尖的靴子在来回走动的声音。接着他们驶过一块牌子，上面用四种语言写着：“你们正离开柏林的民主地区”，驶向同样用这四种语言写着字的另外一块牌子：“你们现在正进入英国地区”。
乐队稍事休息。伦纳德又替大家买了一杯啤酒。罗瑟尔仔细看了看四周，说他喝得太多，所以没法挑选姑娘了。他们谈论了科尔·波特，各自说出了他们所喜爱的歌曲。罗瑟尔说他认识一个人，他的父亲就在波特一九三七年遇到车祸以后被人送去抢救的那所医院里工作。不知为了什么原因，有人叫医院里的医生和护士别和新闻记者说话。这个话题引起了一场关于保密问题的讨论。罗瑟尔说，世界上保密的事情太多了。他在笑着。他对葛拉斯的工作一定略有所知。
当伦纳德跟着鲍勃·葛拉斯下楼到了街上，他发现甲壳虫的驾驶座旁的座位里坐着一个男人。他名叫罗瑟尔。他刚才一定从车厢里的那面后照镜里看见他们走过来，因为当他们从车子后面走近它的时候，他从车厢里一下子跳了出来，一把抓住了伦纳德的手掌狠狠地握了一会。他说他是柏林美军电台“美国之声”的广播员，还为西柏林广播电台写新闻简报。他身穿一件金扣子法兰绒运动上衣——红得很张扬，一种介于红棕色与橙色之间的红色，下身穿一条折痕笔挺的奶油色长裤，脚蹬一双没有鞋带而有流苏的皮鞋。介绍过以后，罗瑟尔扳动一根杆子，把他的座位折叠起来，做了个手势让伦纳德进入后座。罗瑟尔和葛拉斯一样，他也敞开着衬衫，露出了一件高领白色T恤衫的内衣。车子开动的时候，伦纳德在黑暗的掩护下，伸手摸了摸他的那条打了结的领带。他当场决定，如果那两个美国人已经看见他戴着这条领带，他就决定一直把它戴着。
葛拉斯抚捋着胡子，笑逐颜开。他说了些什么，可是还得大声嚷嚷着重复了一遍，才让人听得明白。“这儿要好些！”
“在乡下，俄国人和他们的部队在一起。城里的那些人——军官和政委——他们对女人都很规矩。”
那两个美国人不以为然，可是他们对他说的话都认真对待。他们甚至还就关于“祖母”的说法取笑了一会。伦纳德一边听罗瑟尔说着话，一边喝了一口酒。
伦纳德心情慌乱之中，差点以为它也许是从他母亲那儿捎来的——他正在等从伦敦来的一封信。他想，它迟到了。而且，他没有对家里的人说过他会到这儿来。
“罗瑟尔，”葛拉斯说道。“你很需要喝一杯。”
一个侍者误会了他的这个手势的含义，立即走到他的身边来。他就又要了一轮啤酒。当那个美人鱼全身闪闪烁烁地来到了乐队的面前，喝彩声随之而雷动的时候，他们的桌子上发出一阵刺耳的嘎嘎声，接着就有一个罐筒从管道里滚落了下来，停在那儿不动了。他们都望着它，可是没有人动弹。
他们又在谈论俄国人了。罗瑟尔的广播员那么流畅自如的声音已经不复存在。他汗渍满脸，容光熠熠，映照出他身上那件运动衫的鲜艳的颜色。罗瑟尔说，他在十年前是个二十二岁的少尉，在一九四五年跟随着法兰克·豪莱上校的先头部队，出发到柏林去占领应由美国占领的那部分地区。
葛拉斯在摇头。“这儿的光线太暗，害他把她看走了眼。她不行，”他的预言很准。一曲既罢，罗瑟尔对她彬彬有礼地鞠了一躬，就把她领回到她自己的桌边去了。
“我来付账，”葛拉斯说。等侍者走了以后，他对伦纳德说，“你欠我七个西德马克。”
葛拉斯说，“十年了！忘了它吧。他们现在不会回来了。”
葛拉斯兴致勃勃地说起话来，显得很认真。他仰起了头，沿着他的那把胡子的方向瞪眼瞧着罗瑟尔。“你知道我在大学里要数哪门功课最好？生物学。我们学了进化论。我学到了一些重要的东西。”现在他的视线把伦纳德也包括在里面了。“它帮助我选择了我的职业。几千年以来——不，几百万年以来——我们一直有着这些巨大的头脑——就是所谓‘新的大脑皮层’，对不对？可是我们那时相互并不说话，活得像猪一样。什么都没有。没有语言，没有文化——全都没有。然后，突然，‘呼’地一下子，它在这儿了，它突然变成我们非有不可的东西了。而且我们没法子让自己倒过来走回头路。这是怎么回事？这究竟是怎么会突然发生的？”
他被拉起身来。他们把他转过身去，让他面对着舞厅的另一边。“你瞧，她在那边。”越过许多人的脑袋，穿过衬托着舞台的灯光里的那片浓重的、袅袅升起的香烟的烟雾，他看见了一个独自坐着的女人。葛拉斯和罗瑟尔演哑剧似的正在为了设法改善伦纳德的形象而忙乱：拂拍掉他夹克衫上的灰尘，拉正他的领带，把那朵花儿在他的耳朵背后搁得更加稳当一些。“去吧！好伙计！”然后他们把他推了出去——像是从一座码头上推出了一条小船似的。
葛拉斯说，“只要政权存在，就会有国家存在。只要苏联认为有此需要，就会有一个东德政权存在。生活固然会变得十分艰难，可是那个政党仍然会勉强维持下去。你若不信，就等着瞧吧。”伦纳德点点头，嘴里“哼”了一声表示同意。可是他不想发表意见。当他举手示意的时候，他惊讶地发现，就像别人举手时那样，那侍者居然也走了过来。他就又要了一瓶酒。他从来没有觉得这么愉快过。他们现在已经深入到了共产党人的地盘里面，喝着共产党人酿的香槟，他们都是一些肩负重任、谈论着国家大事的要人。话题转移到了西德，那个联邦共和国。它即将被接纳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正式成员国。
伦纳德说，只要你不是俄国人，你就不怕她们不要你。“她们都还记得那些俄国佬在一九四五年打到这里来时的情景，”他的语调平静，颇具权威口吻。“她们都有姐姐，或者母亲，或者甚至祖母，被俄国佬强奸和糟蹋过。”
葛拉斯又斟了些伏特加。他说，“我可恨他们。我不像有些人那样把他们恨得咬牙切齿的。我恨得没有这么厉害。你可以这么说，该恨的是他们的制度，可是每个制度都得有人去贯彻执行，使它运转。”当他把酒杯放下来的时候，他稍稍泼出了一点酒来。他把食指放进那一小摊酒液里。“共产党向人家推销的是贫困的生活，既贫困又没有效率。现在他们想用武力来把它出口到国外去。我去年在布达佩斯和华沙。嗨，他们在那儿推行的政策，可真的把幸福减少到最低点了。他们自己也知道，可是他们并不停止。我是说，你看看这地方！伦纳德，我们把你带到了这个区里的最漂亮的地方。可是，你看看它。看看这些人。看看他们！”葛拉斯几乎叫喊起来。
葛拉斯虽在悄声低语，可是他的声音听上去却很响。“别让你的钱在这儿露眼，只用东德的马克。”
葛拉斯一直沉默不语。现在他很有礼貌地打岔了一句。“对不起，罗瑟尔。伦纳德，我们先让你熟悉一下东区的情况，好让你以后把它作为比较和对照的依据。我们这就要到涅瓦旅馆去……”
葛拉斯说道，“你若想要一个自由的德国，那么你就得有一个强大的德国。”
终于来了个侍者。葛拉斯要了一瓶俄国香槟。当他们举杯祝酒的时候，那两个乐师就奏起了《夕阳下的红帆》。被乐曲引诱到了舞池里去跳舞的人却一个也没有。罗瑟尔扫视着那些阴暗的角落，然后他站起身来，从桌子中间穿过去，他回来的时候带来了一个身材瘦削的女人，她穿了一件原来为了一个个子比她大的人做的白色的裙服。他们看他熟练地领着她跳了一曲狐步。
他们一定是从那些桌子之间绕出来，登上那部小得让乘客掉不转身的电梯，再从那个身穿褐色制服的人旁边走过。甲壳虫旁边是一间合作商店的黑黝黝的橱窗，里面是沙丁鱼罐头叠成的一座塔，上方有一幅斯大林的画像，周围绕着绉纸，还有用白色的巨大的字母排列出来的标题——葛拉斯和罗瑟尔一致地把它译作“苏联人民和德国人民的不可动摇的友谊是和平和自由的保障”。
那种香槟酒甜得像柠檬汽水，而且汽也太多，喝上去根本就不像一种硬性饮料。葛拉斯和罗瑟尔在谈论德国问题。究竟还要经过多少时间，才能让通过柏林逃到西方去的难民，多得足以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由于缺少劳动力而在经济上发生全面的崩溃？
他说道，“说真的，我坐下来，你不会在意吧？”他说着就坐了下来。他们两个立刻就相互握紧了手。过了好几分钟，他才说得出别的话来。
“这儿没有一个人影的地段以前一度是这个城市的神经中枢，欧洲最有名的通衢大道之一：菩提树下大道。在那边，就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真正的总部，苏联的大使馆。它就在那个过去最时髦的布里斯托尔旅馆里面……”
